本文节选自《资本的扩张》，薛晓明著。
明代的商品经济和商帮组织没有如西方一样发展为近代资本主义，归根到底，其原因就在于古代中国根深蒂固的农业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皇权专制、儒家思想，以及两者相结合而产生的科层制封建官僚制度。
要在一个农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就一定要把政治秩序的基础放在文化资本上，而一定不能放在土地资源上；换言之，统治者绝不能依靠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封建土地贵族来建立政治秩序，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诸侯割据，分封建制；统治者要建立稳固的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只能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然后把朝政和地方治理这两个层面的政治权力，通过科举考试，信托给接受同一套文化符号—意识形态系统的士人知识分子；这些士人获取权力的基础，不在于自己所控制的人力和物质资源，而在于皇权的信托代理，各级士人官僚反过来又对皇权负有信托责任。
换句话说，士大夫当官获取政治权力，并不依赖自己本身的实力，而依赖于皇权的授权；然而皇家能给予，就能随时收回，因此士人官员的权力地位其实只是皇权的投射，是皇权投射在乌纱帽上的虚幻倒影，是极其不稳固的，所谓“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就是这种脆弱不稳定性的文学写照；于是士人官僚就对皇权产生了根本性的人身依附，而大一统的封建皇权本身也就稳固了。因此，通过建立郡县制及其相应的科层制官僚体系，再依靠科举考试这个旋转门网罗士人知识精英成为皇权的政治代理人，去充实官僚体系，治理郡县及总理中央朝政，就成为明清政治秩序的主轴。
而科举考试所依靠的文化资源正是根植于封建农业自然经济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显然不是宗教，但也很难说是一种高明的哲学，它没有多么高深的逻辑思辨，有的只是基于农业自然经济这个简单生产方式之上的家族血缘关系的伦理学，它的价值内核是长幼有序、尊卑有别，是封建家长制，它的思维层次只能触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即将家庭内部血缘关系和治理逻辑通过假想的方式，虚幻地投射到社会公共生活中去，却极其有利于封建统治者构筑其专制权力，因为经过儒家伦理主义这个滤镜的过滤，公共政治竟然变成了家族私务的一种外化：家族中的家长制，所谓长幼有序、尊卑有别，可以轻易在公共政治领域外化为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皇帝成了“君父”，官僚成了“父母官”，而“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于是官僚对皇帝、人民对官府也都只有“孝敬父母”这一条正途好走，否则便是“大逆不道”，由此驱使士人官僚对君主、人民对官家“心甘情愿地”无条件服从——这是多么有利于封建统治者有效降低其统治成本啊！
诚如马克思所言，“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到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具体到古代中国，自然就是儒家思想。而对于儒家思想所背书的东方式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等文中更多次分析道，“中国的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官僚被看作这种父权的代表”，这种“家长制的权力”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斯言诚哉。马克思不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流的思想家，远隔万水千山，却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实质有着一针见血的洞察力。
在这种社会逻辑和政治秩序之下，资本，资本积累，资本主义，都是不可想象的。资本是独立法人的资本，资本积累是独立法人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本质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法权，是产权的制度性保障；而在一个封建家长制主宰的社会里，人民的财产甚至身家性命都在统治者的一念之间，予取予求，遑论资本积累了。
人民为了获取起码的政治权利和法律保障，只有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在身，有了功名才能见官不拜，才能打官司不挨板子，才能理直气壮去找官家理论公共意见，才能免除强制劳役，才能优免赋税；一句话：只有考取功名，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地位，才能获得起码的产权保障；而考不上科举的人，只有“投献”到考取功名的士人（以及势要权豪）门下，才能搭车享受一定程度的产权保障；如果不“投献”，那就只有倾全族之力，在自己家族中培养出一个读书人去考取功名，以获取政治权利和产权保障。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绝非只是一句玩世不恭的俚语，而是旧中国封建社会的老百姓从现实生活中总结出的经验之谈。
这也就是说，在旧中国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只有与文化资本、政治权力资本相结合，成为后者的奴仆，成为官商，才能获得起码的产权保障，才能进行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而这种资本积累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资本积累本身，而是为了博取更多的经济筹码，在这个以科举制为主轴的资本—土地—文化—权力四要素互相转化的旋转门体制当中获得一席之地；而其结果，就绝不可能产生近代资本主义，而只能是对封建主义的有益补充，是封建家长制的得力助手和帮凶。
在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结构中，“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居于支配地位；而“商”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居于被支配地位；封建官僚士大夫利用“商”来实现权力寻租，而封建商人则依靠“官”来获取贸易特权，以此在商场中制胜。需知古代中国的主要经济资源通过禁榷制度几乎全都掌握在官家手里，举凡盐、铁、茶、药材、香料、矾等均由国家专营，尤其明清海禁，利润最为丰厚的海外贸易同样垄断在官家手中，谁能拿到为官家买办生意的经商特权，谁就能赚到大钱，比如赫赫有名的广东十三行。
这样的商人、商帮，无论物质财富上多么富有，都不会产生独立的阶级意识，都不会成为资产阶级，而只能成为封建商人；他们经商的意义，要么是为了满足他们所投靠的政治主宰的穷奢极欲，以换取贸易特权和产权保护；要么是为了投资族中子弟考科举当官，好给自己安排个政治保护伞。
比如明后期晋商中势力最大者蒲州（今山西运城）张氏、王氏家族，即是以家族血缘、姻亲关系为纽带，通过科举考试旋转门形成官商结盟形式之典型代表。蒲州张氏的掌门人张四维是整个家族官商结合之权力核心。张氏发迹于九边开中贸易，因为蒲州近便河东盐场，守支最易，乃因盐致富。张四维本人致力儒家经学，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考中进士，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右迁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后，接任内阁首辅。张四维入仕后，张氏家族继续经商，张四维的父亲张允龄、叔父张遐龄、三弟张四教都是非常成功的大盐商。张氏家族与同乡王氏结为姻亲，王氏家族的权力核心即是张四维的舅父王崇古。王崇古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考取进士，累官至兵部尚书、宣大总督、陕西总督；王崇古的祖父王馨是河南邓州学正（教育局长），父亲王瑶从事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其实也就是参与朝廷食盐换粮食的开中贸易；王崇古的伯父王文显、兄长王崇义、从弟王崇勋、姐夫沈廷珍和外甥沈江都是大盐商。张、王两个家族还与当朝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自强的弟弟马自修也是大商人。可以说蒲州张氏、王氏的张四维、王崇古就是晋商集团在朝廷里的政治代表。
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二月，王崇古奏上《确议封贡事宜疏》，力言与塞外草原互市之利，条陈八议，包括：赐封号官爵、定贡额、议贡期贡道、议立互市、议抚赏之费、议归降、审经权、戒矫饰，被称为“封贡八议”，确立了所谓“隆庆议和”的基本原则。正是王崇古、张四维代表晋商利益集团促成隆庆议和，结束了中原与塞北草原之间的长期战争，实现通商互市，令晋商集团近水楼台先得月，重新接入陆上丝绸之路，这才使得晋商崛起为天下第一大商帮。
明清时期，商业资本与文化、权力资本相结合的网罗，又岂止是晋商，岂止是蒲州王氏、张氏家族。商人们通过培养、资助、贷款、贿赂等方式投资于官僚阶层或其后备军——士人集团，换取产权保护，同时积极帮助他们逃税漏税、压低工资和打击竞争对手等，已经成为全国性的制度行为。有徽商在其族规中明确写道：“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收而教之，或附之家塾，或助膏火，培植得一个两个好人，作将来模楷，此是族党之望，实祖宗之光，其关系匪小。”据《两淮盐法志·科举志》记载，明代两淮共考中进士137名，举人286名，其中原籍徽州、陕西、山西的进士、举人分别为106名和213名，均占总数的70%以上，而这些士人基本都是徽商、秦商、晋商的子弟；商业最为兴旺的江南地区自不甘为人后，明清两代科举总共出了51000名进士，其中江南商人家庭出身者有7800余人，竟占两朝全国进士总数的15%。
这些得到商人风险投资的士人一旦入仕后，自然是投桃报李，成为商人利益在朝中、在官府的代言人，在他们的政治运作下，终有明一朝，商税一直是比较低的，据厦门大学历史系林枫教授统计，在万历早期，以银两计价，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而同期全国农业税本色合计达到了22217358两，商业税收入只占到农业税的15%；而根据黄仁宇教授的统计，明晚期，大明繁盛一时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和海外贸易，每年仅为国库贡献41万两白银的税收。
这乍看起来非常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明代中国的产权保护制度似乎比同期的西方国家更有效率，以至于明朝商人只需按照可能是古今中外最低水平的税率缴纳商业税，可实际上呢，翻过头去看，朝廷从商业，尤其是利润最为丰厚的海外贸易中所能获得的税收收入少到不值一提的程度，那么从朝廷的角度去看，采取重农抑商的国策自然无可厚非——毕竟农业才是主要税源嘛，自然更加没有动力去为海上贸易的华商提供武装保护了，毕竟建设海军，远洋作战，是一件相当烧钱的事业，为了区区每年41万两的税收收入，属实是不值得。在西方列强纷至沓来的大航海时代，这一点将对明代商人的海外利益造成最为致命的打击。明代官商集团之目光短浅和缺乏战略思维的危害之深，都是令人惊诧的。
更糟糕的是，官商联盟并不是一种稳定长期的产权保护制度，由于官僚权力的皇权代理人属性，官僚的权力地位通常是极其不稳定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官僚之宦海沉浮更加充满了戏剧性，每一场政治变动都会导致官场更迭，随着官场权力版图的快速转化，庇佑于原有权力版图的财富分配便立刻随之变化，命运的齿轮随着权力的游戏而迅速转动，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其间的盛衰交替乃是寻常之事；君不见，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倏忽间便又“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的这首判词，正是传统封建中国之官商结合产权保障制度的生动写照。这种命运的无常和人们宿命般的无力感，驱使消极无为的老庄思想和四大皆空的佛学思想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思想底色，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求得一点心理的慰藉。
由此可知，依赖于皇权而存在的官僚权力只是皇权在乌纱帽上的投影，而依赖于官僚权力而存在的商业资本只是官僚权力在商场中的投影，由此，在开中法“食盐换粮食”的跨期交易中，交易双方并不是法律地位上平等的主体，这就不可能是一个符合市场规律原则的真正的交易；盐引上并没有注明兑付期限，表面上实行见票即付的原则，但实际官家滥发盐引，造成报中商人实际上难以支取到食盐，甚至存在商人守支三代人还未取到食盐的情况；朝廷信用败坏至斯，商人对此毫无办法。
而国家（State）遵守国债（Publicdebt)“可信偿付承诺”，被现代 制度经济学认为是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通过“可信偿付承诺”的国债制度，国家权力与资本实现了稳定可预期的长期利益共同体，形成持续推动社会发展的合力，这正是西方最先进化出资本主义，并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关键点。而在明代中国，存在盐引这种特殊形式的国债，却绝不存在“可信偿付承诺”这回事。一旦官家违约，商人没有任何法律、政治，甚或暴力手段强制要求官家履行承诺，于是，在古代中国的封建法统之内，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明清商业资本通过科举考试这个旋转门，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官商结构在每一宗具体个案中都具有高度脆弱性和流动性的同时，又在总体上趋于紧密而牢不可破；与官僚结盟对某个具体的商业家族而言，有利于增强其产权受保护程度，有利于其财富的稳定和增值，但也正是因为商人财富的安全与扩张取决于是否与官僚政治权力相结合、取决于此种结合之亲密程度，使得相互激烈争夺官僚政治资源的商业大家族彼此心存芥蒂，彼此钩心斗角，纷争不已。一句话：明清商人们所追逐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值，而是官僚所代理的政治权力。
在科举考试旋转门内外徘徊的明清商人们，已经无从形成一个独立的、团结的、稳定的、战斗的、有自我意识的阶级，他们已经融化进了封建社会结构的分子式中，分解为无数个互相割裂的原子，依赖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安排，彻底丧失了阶级自觉性和能动性，绝无可能独立进化为资产阶级，也就更加不可能采取资产阶级的集体行动去推动制度变迁了。费孝通先生说得好，这些“欲求自保的资产阶级”靠近政权、打入官僚阶层的战略“并不是攻势，不是积极的目的，而是消极的目的——并不想去‘取而代之’，而是只想逃避，‘吃不到自己’”；“他们更不想改革社会制度”，因为一旦如此，他们就“不能靠这制度得到经济的特；这番话，真是入木三分。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就在这亚细亚生产方式所铸就的东方专制主义的铁幕之下，竟然在封建王朝最不起眼的沿海边陲，在那无尽的山川和海岸线之间，野蛮生长出了明代中国自己的田园野生资本主义萌芽，这个萌芽有一个生猛草莽的名字——“海盗”。
书名：资本的扩张
作者：薛晓明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内容简介】
从阿拉伯商队的驼铃响彻欧亚大陆，到日俄战争的炮火惊醒沉睡的帝国；从香料与丝绸贸易催生的原始资本积累，到金融资本时代的铁血竞逐——资本东渐已逾千年，这股既危险又充满诱惑的力量，究竟如何重塑世界格局？薛晓明博士耗时五载，首次以“东方视角”系统梳理资本全球化进程。作者不仅揭秘了阿拉伯帝国开创的首个世界经济体系，深入解析威尼斯、荷兰、英国如何依次接力资本霸权，将跨越千年的殖民贸易、战争债券、金融垄断背后的权力更迭生动复现，而且通过对比中、日、印在资本洪流中的不同选择——清朝的锁国、日本的维新、印度的殖民化，探究中国近代为何错失发展机遇，日本“脱亚入欧”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印度沦为附庸的深层逻辑又是什么。作者还在书中透析资本扩张与国际关系的共生法则，还原军事、金融、技术交织而成的操控文明走向的“无形之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博弈困局，中国需要从历史棱镜中提炼出大国崛起的战略智慧——在开放与自主、合作与抗衡的辩证关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发展之道。
【作者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候选人，曾在悉尼大学和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从事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博士候选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专注研究资本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地缘政治经济学；译著《金融衍生品:资本、货币与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喜马拉雅音频节目“大国博弈 400 年”主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