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十几年来出台了不少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在中央层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这一“新型”的城镇化方案旨在扭转过去侧重于城市建设而忽视“人”作为主体的普遍做法，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地方层面，包括西安、海口、广州、成都、武汉等多个重点城市陆续实施“户籍新政”，降低人才落户门槛，被媒体称为“抢人大战”。

那么2010年以后一轮又一轮的中央和地方户籍改革，是否显著促进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长期定居？国家层面的“新型”城镇化方案是否达到了大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既定目标？本文作者近期的一项研究利用全国人口普查中的年龄数据，针对流动人口的定居状况在2010～2020年间的变化进行了分析，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解答。下面是这项研究的主要发现。

迁移人口年龄结构与定居状况的关联性

“定居”这一概念在迁移研究中的意涵十分丰富。在此，我们重点考察定居的如下两个维度：迁移人口的家庭完整性，即家庭成员生活在同一地点、无须分离，以及迁移人口能够长期居住在流入地的可能性。

在中国，由于户籍及其衍生的制度性措施，流动人口在入学、申请保障性住房、参加社会保险等等许多方面面临着一定的壁垒，进而使得其在流入地的长期定居受限。许多流动人口家庭不得不“分居”在不同的地方——劳动年龄人口的父母往往在经济发达地区工作，成为流动群体；而孩子和老人等被扶养人口则留在户籍地就学和生活，成为留守群体。由此，流动人口的家庭完整性常常无法保证。当原本处于劳动年龄的流动人口年纪渐长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往往不得不返回家乡，而不是在流入地养老。由此，迁移人口很难长期居住在流入地。

相对地，在迁移人口面临的制度性障碍没那么明显的国家，比如印度，其国内迁移人口通常更容易在流入地长期定居，较少面临家庭成员分居在不同地点的情况。因而，前述“定居”的两个方面得到了较好的保障。如图1所示，如果我们对比中国和印度的迁移人口存量在相近时期的年龄结构，不难发现，中国的迁移人口集中于劳动年龄，而印度的迁移人口则比较均匀地分布于各个年龄组，包括非劳动年龄。

图1.印度2011年和中国2010年迁移存量的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印度2011年人口普查，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

依据年龄结构推测的流动人口定居状况

依据上述原理，利用年龄数据，我们不仅可以比较不同国家迁移人口的定居状况，也可以比较同一国家不同时期迁移人口的定居状况。我们采用六普、七普数据，比较了中国2010年和2020年流动人口的年龄特征，借以判断他们是否比过去更加趋于定居。

为了获得“标准化”的年龄结构，我们计算了流动人口与“潜在迁移人口”的分年龄组数量比率。“潜在迁移人口”，指的是最有可能参与迁移流动的人口。在中国，主要的迁移流动方向是从农村到城镇，因此我们用中国的农村人口数与流动人口数的和作为“潜在迁移人口”的一个近似值。当某年龄组的比率大于1时，意味着流动人口的比重大于“潜在迁移人口”比重，也就是说流动人口在这一年龄组的分布非常集中；比率小于1时，结论则相反。

图2.中国流动人口与“潜在迁移人口”分年龄组比率，2010及2020年

数据来源：中国2010年与2020年人口普查

由图2可知，流动人口大概在15到45岁“黄金”劳动年龄段大量集中，这种现象从2010年一直持续到2020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与之相对，15岁以下的流动儿童和45岁以上的流动人口在2010年和2020年均呈现稀少的状态，尽管在2020年这一状况略有改善。由此可知，流动人口的定居程度从2010年到2020年稍有提高——被扶养人口能够更多地参与迁移流动，年龄渐长的早期劳动年龄迁移人口比过去更能长期居留在流入地，但总体情况没有太大改变。

结语：流动人口定居状况与户籍改革成效

通过对年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及分析，我们发现，从2010到2020年，流动人口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曲线趋于平滑，儿童和老年人的年龄组所占比重有所增加。这说明流动人口的定居程度在十年间有所加强，其家庭的完整性也有所提高。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流动人口以青壮劳动年龄为主的现象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加上留守儿童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0年的6800万增加到了2020年的8960万，流动人口家庭的总体定居状况仍然不理想。

同时，正如蔡昉指出，2020年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仍存在着高达18个百分点的差别，大量进城务工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庭成员尚未成为城镇户籍人口。因此，仍有必要继续大力推动户籍和配套地方政策的改革，以进一步改善流动人口的定居状况，推动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大力促进流动人口家庭在目的地城市的定居也会有效增加内需，从宏观上帮助中国经济迈向更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