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在疗愈的路上，原来最难的是第一次说出自己的经历。
2019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作为学生打工。图书馆的负责人之一是一位大我一辈的老华人，也是哈佛的博士。同有中国根，他格外关照我。有一天晚上，在我结束一次值班，打算匆匆离去的时候，他叫住我，问：“和阳，你状态不太对，最近遇到什么事了吗？”我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说：“没事，我的父亲去世了。”
坦然说出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事，我花了10年。
文｜殷和阳
在疗愈的路上，原来最难的是第一次说出自己的经历。
2019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作为学生打工。图书馆的负责人之一是一位大我一辈的老华人，也是哈佛的博士。同有中国根，他格外关照我。有一天晚上，在我结束一次值班，打算匆匆离去的时候，他叫住我，问：“和阳，你状态不太对，最近遇到什么事了吗？”我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说：“没事，我的父亲去世了。”
坦然说出发生在父亲身上的事，我花了10年。
文｜殷和阳
被疾病击中
2009年的山西，煤矿业兴旺。我的家在山西大同的一个矿上。巨大的烟囱，源源不断地冒出白烟，几公里外便能一眼望见。这是矿区的动脉，也是维持着所有人生存的血脉。矿区只有一条街，街道上随处可见飘散的煤污。小时候，当地人笑称：“出门千万不能穿白衣服，一穿就变成灰的了。”
我的父亲是煤矿上的职工，工作是“下井”。站在简陋的直升电梯里下到煤矿井底，和轰鸣的机器声相伴，换班后再到挤满人的公共澡堂，把一身的煤污洗净，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这就是他日常的一天。
《山河故人》剧照
除了除夕和春节，爸爸很少有整天休息。他走路带风，早上早早起来，带着风离开半梦半醒的我，中午匆匆回来吃口饭，再披上衣服到单位，晚上很晚才回家。
我曾以为这样普通又平静的日子会永远继续，就像我家窗口对面山头上一辆辆运煤的火车，沿着铁轨一直前行，直到我考上大学的那一天。可我的火车彻底“脱轨”了，“咣当”一声巨响，把车上的我甩了出去。
那时的我，13岁，上初二。
中午一放学，顾不上吃饭，我牢牢守在当时刚刚装上的电话机前。
“丁零零”，电话终于响了。电话那头传来妈妈艰难的声音，“今天做了复查，问了北京的专家，你爸爸他……”语气更加艰涩。
“你快说呀，妈，爸怎么了？没事吧？”
“是癌症。”残酷的字眼突然变得果决，一下子蹦到我的耳朵里。
《时光正好》剧照
在父母拎着行李赴京看病离开家的时候，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在课间同学们玩闹的时候，在我一个人守在家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写作业，一个人入睡的时候，甚至是在妈妈说出那两个字眼之前，我心里还一直自我暗示着：爸爸左肺上那很大的一块阴影一定就像当地医院的那个名医再三确认的那样，只是因为得了肺结核的缘故。等爸爸妈妈从北京回来，我们一家子的日子一定会像以前那样，继续运转下去。
沉默与逃避
从家里到学校，平常走路只要10分钟。可接到妈妈电话那天，那条布满煤烟的小路显得格外漫长。中午的阳光也格外好，暖暖地照在我的身上，像是温热的舌头舔舐着一头受伤的小兽。
多年后，已经成年的我开始作为博士生系统地研究儿童心理学，也更多地了解死亡教育和死亡焦虑等课题时，突然好像找到了精神的家。我明白，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支持和援助，正是年少时孤独、惶恐、无助的我所需要的。可是当初，我对所有真正能帮助到自己的信息一无所知。
关于癌症，我所知道的全部，是同班一个男生的母亲得了乳腺癌之后去世了。周围的人谈到他的不幸，言语中充满了同情。我隐隐懂得这种同情背后的沉重意味，只能下意识地远离这种可能给心上带来不快的东西。
万万没想到，我也成了不幸的主人公。爸爸生病后不久，患癌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矿区。我想，我的朋友们早都通过父母知道了我家的事。但他们和曾经的我一样，也选择了避而不谈。直到15年后的今天，也从没有一个人主动问起过有关我爸爸的事情，除非他们的家人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
《蛮好的人生》剧照
我至今还记得，曾经的一天中午，我和几个朋友放学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最好的朋友琳琳，她话不似平常多，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眼里一副了然的神情，可能还带着些许同情和痛苦。
我紧张极了。我多希望她跟我说点什么，同时又极其害怕她和我说点什么。可能是担心身边的其他小伙伴听到？又或许，是担心自己脆弱的自尊在同学面前被打破？还是说，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朝夕相处的同学，甚至是我自己？就这样，我带着点期待和恐惧，等待着她说点什么。
可是，她最后什么都没说。
从那以后，我们的友情开始不像之前那样亲密无间。
上研究生之前，我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人主动谈起爸爸生病这件事情。大学室友偶然问起为什么我的家人频繁地到北京，我只说：“爸爸是出差来开会。”可我知道，爸爸在诊断出癌症后早已被迫放下了工作，哪里还会有出差的行程。一次次地来到北京，不过是跟随着医生的安排去做复查和治疗。
关于疾病，我失语了。
《我的后半生》剧照
后来，我来到了哈佛。在大洋彼岸的新环境下，我的失语感愈加强烈。闻名世界的美国藤校从来不缺乏优秀的人。可是我不知道如何用非母语，和拥有完全不同背景的人讲起自己的故乡和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只好愈加沉默。
我把自己紧紧地包裹起来，像一只鸵鸟。我逃避谈论疾病，逃避着我身上疾病留下的烙印。
当我以为我能通过逃避，主动远离阴影之时，它却趁我不备，加大马力主动向我扑过来。
2019年元月的一天，我从美国赶回家。关于那晚的医院，我的记忆中只残留了几个画面：
主治医生一脸歉意又诚恳地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哭泣的妈妈反复摩挲着已经逝去的爸爸的脚。
年迈的爷爷奶奶在医院空荡的长廊中，彻夜留下沉默的背影。
在我们一家人环绕着病床哭泣的时候，同病房的癌症患者家属默默地拉上了作为隔断的帘子。
疗愈之路
“是的，我的爸爸去世了。”在哈佛图书馆，面对着图书馆负责人说出这句话时，我企图让自己看上去轻松一些，没有那么沉重。
《安娜》剧照
可他的反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他的声音有点颤抖，似乎压抑着很大的悲痛：“人所经历的事情，很少有比这更令人难过的了。”
“和阳，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和身边的朋友说过吗？”
我摇摇头。
他变得严肃起来：“主动袒露悲伤，暴露自己的脆弱，其实很有可能是你和朋友不可多得的了解支持彼此的机会。”
“是吗？”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角度。
我忘记了我是怎么迈出第一步的。我只记得，我终于鼓起勇气和同系一位有过类似经历的中国女同学聊起这件事。
地点依然是在图书馆，我们面对着冬天的窗户，谈到彼此的失去，谈到面对死亡的勇气，谈到在绝望时如何调动能支持自己的资源，谈到未来的展望。在那之前，我们其实并不熟稔，但是相似的经历，在异乡时说中文的熟悉感，让我们理解彼此变得更容易。
那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放开自己所有的不安和顾虑，相信这个世界的善意，包容与爱。窗外依然是波士顿冬日惯有的白雪皑皑，可我终于通过这次谈话看到了春日破土而出的可能性。
（插图：Evie Zhu）
我发现，原来最难的是第一次说出自己的经历。但凡有了第一次，之后的表达会变得相对容易一些。
与此同时，学习心理学的背景在自我疗愈的路上帮助了我很多。我能够从一个更加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我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是生病还是丧亲，由于种种条件所限，人们的关注点可能更多地放在医治身体的疾病本身，而忽略了心理上的关怀。中国文化中“忌讳谈死”的传统更是让这些经历过苦难的人们成为一座座孤岛。
当我理解到阻拦我表达的东西是背后巨大的文化传统和人们的认知之时，我似乎有点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开启了内省和自我疗愈。我读儿童哀伤治愈方面的专业书籍，想象着多年前被疾病恐惧和孤独裹挟的自己最想要受到怎样的对待，并尝试着一一践行。
“仔细回忆那些家庭中有父亲的、温暖治愈的瞬间。”
“在那些希望与父亲共度的时刻，想象他会对我的进步和我的挫折说些什么？”
“难过到说不出话的时候，把这种感觉画出来。”
“如果有一个无论何时都理解你陪伴你的朋友，你希望听到她说什么？”
“现在的你想和当时的你说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失语状态似乎有了改变的可能性。我就像一个第一次学习语言的婴儿一样，生涩地面对他人表达我的真实感受。
尽管这样的表达是小心翼翼的，可每一次表达都有新的进步。
《乔治和曼迪的初次婚姻生活》剧照
在别人偶然得知我的经历，夸赞我“真坚强”的时候，我会一反常态，“叛逆”地反击：“其实坚强的背后有很多不易。”
我还写文章，借由某次空难失事，探讨死亡教育。这也是我头一次在更多人面前展露自身经历和梳理所思所想。幸运的是，这篇文章下有不少类似经历的读者分享了自己的所思所感。他们的体悟也给了我更多启发和前行的力量，一位读者说：“死亡和出生一样是生命很正常的一部分，对于很多人来说，了解死亡会更珍惜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正如，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样的正反馈给了我更多表达的信心和勇气。
我的探索也让我未来的路更加清晰。
我很喜欢的一位美国儿童心理学家维奥莉特·奥克兰德（Violet Oaklander）童年被烧伤住院时，因为家人的不理解和不太合理的对待，曾遭受了很大的心理创伤。她在她的书《隐藏的宝藏——孩子内心世界的地图》（Hidden Treasure：A Map to the Child’s Inner Self）中这样讲述：“我有时会想象当我在医院经受这一切的时候，有一位像如今的我这样的治疗师来到我的身边，在医院探望我，帮助我走出这段时光。我时常会想，我如今成为一个儿童心理治疗师，说不定和这段经历有关。”
她说出了我想要说出的话。
现在的我，每天都要和很多孩子与家庭打交道。很多家庭会来到我读博所在的实验室，带着孩子参加儿童心理学实验和游戏。作为研究者，观察他们的互动，本身也是对我的治愈，我似乎总是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我的家人和我自己当时能有机会接受心理疏导，是不是我的童年回忆中开心的场景会更多一些，就如我现在所看到的孩子们一样？
如果回到童年，我希望有人能陪我到大自然中去，看花开花落，落叶归根。我真的好想把一片掉落的叶子或是花朵埋进土里，看着它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当它们以另一种生命方式再回到大自然当中，我仿佛感觉爸爸的笑脸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我希望有人能陪我一起去看日落。太阳从早晨的喷薄而出，到中午光照万物，晚上则日薄西山。这个过程像极了死亡。希望我能借此拥有一双发现的眼睛，意识到即使是落日，也无限美好；因为在落山前，它曾温暖地照耀过这世间的万物。
我希望有人能陪我去看电影《飞屋环游记》。电影中的老爷爷在亲人去世后，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愿意接触外界。后来老爷爷阅读了亲人的梦想日记，想起亲人去世前的愿望是探险，他终于鼓起勇气决定完成亲人未竟的愿望，在探险的过程中老爷爷也收获了很多快乐。这部电影直击我的灵魂深处，亲人的愿望像一把钥匙一样，联结着生死线两边的我们。
《朴河京的旅行记》剧照
我也希望身边的人能接纳和看见我的悲伤和无助，包容我的情绪，坦诚地讨论生死，给我无限的希望和勇气。
现在的我希望帮助更多家庭创造幸福的可能性。我迈出更大一步，鼓起勇气给一位研究癌症术后患者心理健康的教授发出了一封英文邮件。邮件是这样写的：“我对您的研究很感兴趣，我也希望能将关于患者心理健康的研究拓展到癌症患者家属当中，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这种研究兴趣源于我的个人经历，我的父亲是肺癌幸存者，几年前因癌症去世。当他初次被诊断出癌症时，我还小。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探索针对家庭成员，尤其是作为癌症幸存者家属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干预，减少他们的焦虑和悲伤。”
当我发出邮件的那一刻，心里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同时还有一种自由畅快的感觉，好像鱼在阳光中自如游动。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24期）
排版：球球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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