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厘清了网络的基本构成单元、关系类型及其研究边界之后，一个更具关键的问题是，社会网络中，什么样的关系更有助于个体获取资源、行为改变以及获得发展机会？为回答这一问题，社会网络研究提出了多个具有解释力的经典理论。Borgatti 与 Halgin 通过剖析两大经典理论——Granovetter 的“弱关系的力量”理论（Strength of Weak Ties, SWT）与 Burt 的“结构洞”理论（Structural Holes, SH），揭示了两大经典理论背后共同的逻辑：连接能够带来独特的信息与资源的优势。这一共同逻辑正是网络理论中“流模型”（Flow Model）理论的基础。流模型关注信息或资源如何在网络结构中流动，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如何决定其获取信息的速度、范围与多样性，进而影响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表现。流模型为理解弱关系与结构洞理论提供了统一的解释框架。1、Granovetter 的“弱关系的力量”理论（SWT）Granovetter（1973）提出，个体之间的强关系（如密友）往往会导致其社交圈重合，也就是说，A 与 B 是好朋友，B 与 C 也是好朋友，那么 A 与 C 很可能也互相认识——这体现了关系的传递性，也被称为g-传递性。而弱关系则更可能连接不同的社交圈，形成桥接关系（bridging ties），从而带来新颖而独特的信息。如图2所示，A与G就是一种桥接关系，A是其社交群体中唯一与外群体有联系的人，所以A能从G那里听到A群体中其他人尚未听到的信息。图 2 A与G的桥接关系
基于这一逻辑，Granovetter 推断：在获取新信息、寻找工作机会等方面，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这是因为强关系之间的信息高度冗余，而弱关系作为信息“桥梁”，能将行为者接入新的社交圈，获取不在原有网络中的信息资源。不仅如此，社区层面的弱关系数量也影响整体的凝聚力与对外连接能力。弱关系越多的社区，虽然内部关系松散，但更容易调动外部资源、实现协同行动。2、Burt 的“结构洞”理论（SH）Burt（1992）从“自我中心网络”出发，提出结构洞的概念：当一个行为者所联系的对象彼此之间并不相连时，他就处于“结构洞”位置。这个位置的个体能够获取非冗余信息，从而具备更高的创造力、影响力或晋升机会。如图3所示，A 和 B 都有三个联系人，关系强度相同。但 B 的联系人彼此熟识，其提供的信息高度冗余 ；而 A 的联系人之间并无关联，因此，A 则能从三个完全不同的信息源中受益。这种信息的非冗余性构成了 A 的优势，也解释了为何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个体常与高绩效、高创造性相对应。图 3 节点A比节点B的自我网络拥有更多结构洞3、相似与差异：两种理论的比较虽然 Granovetter 与 Burt 的理论在表述方式上不同，前者更强调社会现象的偶然性，后者更关注个体的战略行为，但二者在核心机制上高度一致——都是围绕“跨圈层连接带来的信息优势”。不同的是：Granovetter 更强调“关系强度”与“桥接功能”的因果关联；Burt 则认为关键在于“非冗余性”，关系强度只是一个相关特征而已。这种差异也反映出两种思维方式：Granovetter 关注远因（distal cause），即关系强度如何影响网络结构；而 Burt 更强调近因（proximal cause），即结构本身带来的效果。4、理论模型与结构性解释：流模型Borgatti 与 Halgin 指出，无论是“弱关系”还是“结构洞”理论，其背后共享一个基本逻辑框架：网络中的信息或资源像液体一样沿着路径流动，节点在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其接收速度、信息多样性与影响力。“流模型”将网络看作信息传输的通道系统，信息通过关系流动。节点间的路径越长，信息穿越它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流模型可以解释SWT和SH的理论核心：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节点比其他节点接收信息的时间更早；嵌入局部密集部分的节点，通常会从各个联系人那里收到相同的信息流，因为这些联系人之间也彼此关联。这些流动结果（信息到达的时间，接收到的非冗余信息的数量）与更普遍的结果相关联，如创造力、晋升可能性、获得工作机会等。除了信息流动之外，尽管流模型是网络理论中最成熟的分析框架，但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网络中还有一类关键现象——权力——无法通过信息流动来解释。网络关系还具备协调与排他的功能，这正是另一种重要的理论路径：联结模型。
三、网络权力的另一种逻辑：
联结模型的结构优势
除了信息流动路径之外，网络还承载着协商、依赖、联盟等更为复杂的行为逻辑。这类现象无法被“流模型”解释，需要引入另一种模型——联结模型，其核心机制在于：关系不仅传递信息，更能绑定个体、协调行为、形成排他性结构。该模型的代表性研究来自 Cook 与 Emerson（1978）关于交换网络中的权力实验。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设置了不同结构的网络，每个节点代表一个谈判者。每轮实验中，每位参与者只能选择与其连接的节点之一进行交易，目标是在多轮博弈中达成尽可能有利的交易。如图4所示，在一个三人网络中，B 节点连接 A 和 C，而 A 与 C 无法直接连接。由于 A 与 C 都只有 B 这一交易对象，而 B 可自由选择对象，因此 B 在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优势并非来源于“连接数量”，而是因为他人对 B 的依赖性。图 4 实验交换网络：节点B拥有最大权力如图5所示，在更复杂结构中，研究发现：即便节点数相同、连接数相当，位置的不同也会带来权力差异。例如，C 节点的两个交易对象（B 和 D）各自还有其他选择，因此 C 的议价能力反而变弱。联结模型揭示的是一种“结构性权力”：不在于你有多少连接，而在于别人是否能绕开你。图 5 实验交换网络:节点B比节点A拥有更多的权力此外，作者还提到“虚拟联合”（virtual amalgamation）概念，即若多个弱势节点之间存在团结关系（如工会成员），它们可以协同行动、联合对抗强势节点。如图6所示，若 A1-A4 彼此团结，就能与 E 平等博弈，这就是协调性关系所带来的组织优势。图 6 A方成员联合后的谈判网络供应链协同、平台经济、网络型组织等现实结构，也都体现了联结模型的“虚拟资本化”逻辑：组织间通过关系绑定，实现能力共享，无需真正整合资源。联结模型超越了流模型中的“资源流转”思维，更关注关系所构成的协作基础。
Borgatti 与 Halgin 还提出了一个简洁的分类框架，结合理论机制（流动 vs 联结）与研究目标（社会资本 vs 社会同质性），将网络理论划分为四种基本类型，如表1所示。表 1 Network Functions (Mechanisms) by Model and Research Tradition作者指出，社会网络研究主要围绕两类结果变量展开：一是“选择类结果”，包括个体的行为、态度、信念及组织的结构特征，主要关注节点之间的同质性；二是“成功类结果”，如绩效、声誉、资源获取等，强调网络位置对结果的影响。这一划分分别对应社会网络研究中的“社会同质性”（social homogeneity）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两大类传统研究。表格左上象限的“资本化（capitalization）”代表基于流模型对成就类结果的解释。其基本观点是，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决定了节点获取资源的能力。典型理论包括：Granovetter（1973）的“弱关系理论”、Lin（1988）的“社会资源理论”以及 Burt（1992）的“结构洞信息效益理论”。表格右上象限的“感染（contagion）”代表的是基于流模型对选择类结果的解释。这类研究强调，网络中的节点会相互影响，从而在行为、态度或特征上变得相似。典型的研究包括创新扩散（diffusion）、采纳行为（adoption of innovation）等，反映了信息或观念如何在网络中传播，并促使个体做出相似的选择。例如，组织理论中的研究认为组织结构的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源自扩散机制（Davis 1991；DiMaggio & Powell 1983）。表格左下象限“合作（cooperation）”则是基于联结模型对成就类结果的解释。这种类型强调，多个节点形成协作单位，排斥他者并利用结构分化获取利益。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包括：实验性交换网络研究（Bonacich 1987；Cook & Emerson 1978；Markovsky 等 1988）以及 Burt（1992）提出的“控制性效益”理论。表格右下象限“趋同（convergence）”则是基于联结模型对选择同质性的解释。典型研究包括结构等价理论（Lorrain & White 1971；Burt 1976），该理论认为处于类似结构位置的节点会适应其所处的环境，呈现出行为和态度的趋同。例如，两名地理位置相距较远、但在各自网络中均处于中心地位的个体，可能因频繁被求助而对电话产生厌烦情绪，表现出相似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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