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没想到，一场在她看来普通的招聘会，会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

她已经失业一年多了，期间一直在北京做全职妈妈，养孩子加上吃喝拉撒，样样成本都很高。不巧的是，最近丈夫也丢了工作。眼看着存款日益减少，焦虑的菜菜不停歇地投简历，奔波在各大招聘会、面试现场，不愿错过任何一个机会。

这次也是。得知社区举办了“妈妈岗”专场招聘会，菜菜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拿上简历就直奔现场，还顺手拍下了整个过程和后续探岗的内容，发布在网上。她原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求职经历记录。但没想到，会引来这么多陌生人的质疑与批评。

“活该被剥削，没脑子。”

“以后我们只有妈妈岗就老实了。”

菜菜倍感困惑。去年北京也举办过类似的招聘活动，当时还有朋友参加了，但几乎没引起什么风波。这次怎么就不一样了？

顺着评论区的这些争议，她开始翻看最近的热搜，这才发现，“妈妈岗”这个原本冷门的概念如今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最开始引起风暴是因为一份官方发布的文件：5月28日，湖北省出台了一项新政策，计划在全省范围内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

关于推行“妈妈岗”就业模式的通知

所谓“妈妈岗”，是指那些能够吸纳法定劳动年龄内、对12周岁以下儿童负有抚养义务女性的岗位。根据湖北省人社厅的官方文件，这类岗位在工作时间和管理方式上相对灵活，旨在帮助女性兼顾育儿与工作。

评论两极分化严重。有人认为“妈妈岗”在现实困境中，为一部分育儿期女性提供了相对友好的就业选项。在照顾家庭和维持生计之间，她们别无选择，能有一份时间弹性、能按点接送孩子的工作，已是不易。

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它是“打着女性友好旗号搞变相性别歧视”，是对女性劳动力的进一步压榨；也有人指出这只是“灵活用工的温情包装”，痛批“妈妈岗”是在“收割妈妈们的情绪红利”。

然而，这些发声的人中鲜有真正在“妈妈岗”工作过的人。妈妈岗到底是蜜糖，还是毒药？我们找了几位“做过妈妈岗”的妈妈，听她们讲述自己选择、忍耐与离开的过程。

求职路上，被育儿绊住的宝妈

“不是我能力不够，而是‘妈妈’这个身份先被减分了。”说这句话时，38岁的王晓娟语气里透露出一丝无奈。她有两个孩子，做全职妈妈已经十年了。

几个月前，她去面试一个线上客服岗位：离家近、薪资合适，工作内容也很熟悉，还有五险一金，几乎符合她对理想工作的全部期待。原本，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老板态度温和，夸她表达能力强，有经验，“挺适合这个岗位。”

但当谈到婚育情况时，气氛一下变了。

王晓娟回忆，当老板得知自己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才上幼儿园，且家里没有老人帮忙时，脸色突然变得为难起来，“我们的岗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需要员工稳定。”这是一种委婉的拒绝。

她能够理解对方的顾虑，孩子小，随时可能生病，学校也可能临时有事，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不稳定因素。但她还是感到沮丧。这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拒绝。

王晓娟的经历还算幸运，至少招聘方给了她面试的机会。更多的妈妈在求职时，只要表露自己“已婚已育”，原本热情的HR就会骤然冷淡，面试邀约也随之消失，哪怕她们经验丰富、反复承诺“孩子已经安排好”，对方还是默认她们需要频繁请假，无法全情投入工作。

菜菜从生完孩子那会儿起，在求职时几乎都会被问到类似的问题：“孩子多大了？有没有人带？打不打算要二胎？”

全职妈妈们求职艰难的背后，是工作机会普遍减少的大环境，连年轻人找工作都已卷得头破血流，更何况是需要工作时间灵活的全职妈妈。

菜菜直言：“说句不好听的，人才市场上可以996的年轻人大把，公司凭什么录取无法付出全部时间的全职妈妈呢？”

佛山某建材公司的总经理曾就设立妈妈岗算过一笔经济账：若将财务岗设为“妈妈岗”，需要满足更多休假、灵活上下班等条件，公司还需额外雇佣一名员工来弥补“妈妈岗”员工的空缺，导致每年每人用人成本增加约30％。

这种残酷的现实，王晓娟感受得尤其真切。

她所在的江苏昆山，打开招聘软件一看，除了进工厂做普工，最多的就是电话销售。底薪一般只有2000元，其余全靠提成。真正适合妈妈们一边照顾孩子、一边上班的岗位，少之又少，基本是兼职、计件类的工作。

即便选择灵活工种，妈妈们面临的困难也从未真正减少，甚至不少因为临时状况只能被迫频繁辞职。

王晓娟的朋友尝试过家政工作，却发现问题重重。平台会要求员工先交培训费、购买所谓的“工具大礼包”，加起来要花费几千元，然后才开始派单，实际派单的时间和内容，也没有考虑员工的时间安排。

“说是一天只需要工作四小时或者六小时，但实际工作到下午五六点才能结束，而孩子们三四点就放学了，根本赶不上接孩子”，王晓娟说，“但要是不在规定时间做，平台后面就不会再给你派单。”

她提到一位朋友曾在大型超市做兼职，起初排班灵活，四小时一班，收入虽不多，但可兼顾家庭。不久后，超市调整制度，即使是兼职也要按固定时间轮岗，原来只需要做上午班，后来需要轮下午班，五点才能下班。这样就无法接送孩子，最终朋友只能放弃。

在许多妈妈看来，不是她们不够努力，而是这个社会对“妈妈”设下了太多隐形的门槛。而“妈妈岗”之所以看起来“友好”，只是因为它没有一开始就把你挡在门外。

灵活的代价

在不少人的想象中，“妈妈岗”是专为育儿期女性量身定制的一种“善意安排”。招聘宣传中，这类岗位也常常写得颇为体贴：“可接送孩子”“弹性上班”“工作量适中”……仿佛是一块为妈妈们准备的避风港。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许多经历过“妈妈岗”的女性表示，这些“善意”背后往往藏着代价。首当其冲就是薪资问题，大多数妈妈岗月收入只有两三千元，甚至更低。

王晓娟曾在朋友的介绍下，短暂进入当地一个代工车间的妈妈岗工作，负责摆盘和组装金属产品，按件计酬。工作看似简单，实则对手速和眼力见儿要求极高。以摆盘为例，她需要从箱子里抓取金属零件撒到托盘上，一一理顺并嵌入对应的卡槽，再贴好标签，码放到栈板上。

作为新手，速度自然不能与熟手相比，王晓娟也没指望能赚多少。但当她从早上九点干到下午三点，除去吃饭时间，六个小时摆了120盒，最终却只结到35块钱时，还是忍不住心头一凉，“这工资也太低了吧。”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类工作的薪资还往往没有保障，老板常常压低、拖欠，甚至克扣。据说，王晓娟当时做的摆盘工作，最初每盒还能拿到7元，妈妈们上手后，速度提高，老板就开始降价，一路从6块，5块，降到现在4块钱一盒，直接导致那些手快的员工的日薪被拦腰砍半。

视频平台上关于“妈妈岗”的评价两极。

严燕也有相似的遭遇。年初时，她入职了附近一家电商公司的客服妈妈岗，朝九晚五，周末双休，工资3000多一点，人事还特别强调：“孩子有事随时可以请假。”

起初她对这份工作评价颇高，认为公司为全职宝妈提供了重返职场的机会，是一种善意的安排。直到发薪时，她才察觉到不对劲。

本就不高的3000元，几乎是当地的最低工资线，老板却一再强调这是“给宝妈们的福利”，言语间常带着施舍的优越感。更关键的是，这3000元并非无责任底薪，而是被拆解成了多个部分：200元全勤奖、300元绩效，而这500元几乎全部与“出勤”挂钩——只要请假，不论因公因私，统统扣除。

上个月，严燕因为参加孩子的学校活动请了一天假，又遇上公司系统故障，全员被迫休了两天。结果，她总共“休”了三天，工资直接被扣掉三分之一。哪怕她每天超额完成绩效任务，也无济于事，最后到手还不到2000元。

“办公室一片沉默，大家都不说话，只是默默盯着工资条。”她说，那一刻，所谓的“妈妈岗温情”，成了最讽刺的幻影。

严燕不理解公司为何在薪资上如此苛刻，直到她了解到其他“妈妈岗”的情况，“她们更惨。”

她的朋友A曾是教培机构的教务主管，育有两个孩子，转行做电话销售的“妈妈岗”后，一个月到手工资还不到1800元；而朋友B此前是语文老师，后来转做教辅书籍的兼职编审，收入完全靠提成，经常熬夜工作，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两千出头。

对比之下，严燕才意识到，“妈妈岗”所提供的并非是平等的就业机会，而是在缺乏选择中的次优解——甚至连“体面”也无法保证。很多岗位没有培训、没有晋升空间、不缴社保，更像是“临时顶岗”。

香草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失业两年，单身带娃，眼看着钱包快见底，在朋友的介绍下，年初时她火急火燎地入职一家私企做人事助理。月薪4000，不打卡，老板还承诺下午活干完，基本三点左右就能走，听起来灵活又体贴。

可上班后她才发现，自己的工作不仅要负责公司内部的人情接待，还要打理老板的私人生活，在对方的别墅里打理家务，从洗衣到清洁样样都来，“简直就是不住家的保姆。”

工作量越来越重、排班变得不固定，原本承诺的“三天上班制”变成了“每天都来”，而工资和保障却从未改变。她向公司申请五险一金，却被一句“你只是来帮忙”打发了。

由于工作强度大，短短三四个月，香草瘦了二十多斤。

算下来，她每天承担的家务价值远超工资，可香草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他们就是知道你有家庭负担，不敢开口要价。”

在老板眼中，妈妈身份成了“她们不敢闹”的代名词。

真实的需求

工作一段时间后，女性们发现，大部分存在的“妈妈岗”不过是对她们劳动力的再一次廉价调用。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妈妈们真正需要的又是什么？

香草认为，当下劳动制度的“异化”是问题的关键。

“以前上班都是朝九晚五，周末双休，接送孩子时间也不会很紧张。但如今加班成常态，连休息日都要工作，生活和工作的边界被一点点吞噬。”

另一个被忽视的因素是托育服务的缺失，也在无形中挤压了宝妈的求职空间。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菊华指出，全职妈妈数量的上升与精细化育儿的焦虑和托育支持体系不完善密切相关。

她在2022年发表的论文《为了生产与妇女解放：中国托育服务的百年历程》中提到，随着市场化改革推进，21世纪以来，公办托儿所几乎完全消失。与此同时，以早教为导向的市场化机构未能承接基础照护功能，反而加重了育儿的时间和经济负担。

香草记得，自己小时候放学时间和父母下班几乎同步，都是四五点的样子。而如今，孩子三点半放学，为了多撑一小时，父母只能额外付费报辅导班或者兴趣班。

换句话说，“妈妈岗”的兴起并不是因为社会更理解女性，而是由于当前用工成本上升、家庭育儿压力沉重才出现的一种工作模式。

正如王晓娟所说：“如果不是大环境不好，谁会选择这种薪资低、发展受限的岗位？”

她回忆，早些年电商红利尚在，不少妈妈靠线上副业每月还能赚四五千元。彼时经济活跃，零工机会也更多。如今这些渠道逐渐萎缩，“妈妈岗”成了不少人家庭与职场之间进退维谷时，不得不接受的权宜之计。

这种模式并非没有前例。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期间，“益力多小姐”群体通过送奶、推销等方式补贴家用，成为典型的“家庭主妇灵活就业”代表。

中国较早探索“妈妈岗”的则是广东省中山市。2022年第三季度，该地企业用工需求高达9万人次，用工紧张与大量女性待业并存。为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当地妇联联合企业推出“妈妈岗”机制，试图通过弹性安排吸引待业女性。

随后湖北、山东等地陆续跟进，但据不少地方人社局反馈，目前“妈妈岗”多停留在倡导阶段，配套标准和资金支持仍未落实，制度保障严重不足。

从实际推行看，“妈妈岗”主要集中于家政、包装、客服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按件或按时计薪，社保覆盖不足、晋升通道缺失，整体仍属于“灵活就业的初级形态”。

当然，也并非没有“待遇好”的妈妈岗。

例如湖北省曾提出建立“妈妈岗”用人单位统一名录，对入选企业给予社保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扶持等政策支持，同时要求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保障弹性工时、不强制加班等基本权益，工会、妇联等组织也被要求参与监督巡查，防止侵权行为发生。

但这样的岗位仍属少数，且名额有限。王晓娟曾留言询问当地妇联，是否能效仿其他社区，引入大中型企业与学校、社区合作，为宝妈们提供“妈妈岗”。

据她了解，这类岗位只需要在上午九点上班，下午三点下班，有五险一金，既能顾家也有收入，是许多妈妈理想中的工作状态。然而这种机会屈指可数，往往“前脚问，后脚就满”。

更值得警惕的是，“妈妈岗”这一标签可能在无形中进一步固化了对育儿期女性的刻板印象。一旦“妈妈”等同于“低薪”“不稳定”“低技能”的劳动力，就可能带来双重后果：

一方面，企业在招聘中对未婚未育女性也心存戒备，视其为“潜在妈妈”；另一方面，男性继续稳居在晋升明确、薪酬稳定的主流岗位中，而女性则被引导进入“照顾型”岗位，陷入系统性边缘化。

社会学家杰里·雅各布斯与凯瑟琳·格尔森曾提醒，很多看似进步的女性就业政策，实则可能以新的方式再生产性别不平等。如果缺乏制度配套，所谓的“善意照顾”最终可能转化为母职惩罚，加剧职场性别分工。

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她遭受的社会压迫，是她遭受的经济压迫的后果。”

或许，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被包装为“温情选项”的妈妈岗，而是对整个职场制度的重新设计。比如借助女性原有的专业背景，发展远程写作、数据分析、设计、培训等可持续成长的灵活岗位，而非止步于低技能兜底；又或是推动育儿假共享等政策落实，让照顾家庭的责任在男女之间更公平地分担。

职场的真正进步，不是为妈妈们设几个“安慰式岗位”，而是让所有需要照顾家庭的人，都能获得平等、体面、有成长空间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