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哟嘿哟嘿——”
穿上社区志愿者“红马甲”的退捕渔民老赵，拉长嗓音，呼起熟悉的船歌号子。音调悠长，犹如江风拂过耳畔。唱毕，他俯下身，指着渔船模型，细细讲解起船舱、桅杆、渔网的构造与功能，一扇被封存的记忆之门随之徐徐开启。
回忆起那些年在水上漂泊的日子，老赵滔滔不绝。忽然间，他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真的。”转身走进初冬的阳光中，留下渐行渐远的背影。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自2021年1月1日起，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大型通江湖泊、长江河口等重点水域正式进入十年禁渔期。而在此之前，武汉市已先行一步，自2020年7月1日起，在长江、汉江武汉段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捕捞船只进入禁捕水域作业。
老赵所在的八一渔业队，曾是江上的捕捞人家。禁渔令下，渔民们交出了陪伴多年的“老家伙”——渔船和渔网，许多人从此离开长江。有些人依旧住在江边，但被江水托举的日子，已成往事。
江风仍在，帆影已逝。生活从头再启，那些“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渔民记忆，又将被安放在何处？
老赵讲述着他的渔民生活，何睿摄
从打渔人到护渔员
金口又名涂口，迄今2300余年，被称为武汉江南的城根。10月中旬的一天，金口古镇的街道上并不喧嚣，人们在午后柔和的阳光中步履缓缓。经历过阵痛与适应，金口的变化悄然发生。江上已不见条条捕渔船，取而代之的是一艘艘护渔艇。
长江十年禁渔计划推行后，以捕鱼为生的23万多名渔民面临“人退鱼进”的转折，不得不退捕上岸，重新学习技能、寻找新工作。
汪贤由在巡护船上，党彦芝摄
曾是“打鱼人”的汪贤由选择留在江边成为“护渔人”。他所在的江夏区长江片区渔政执法工作站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巡护，确保长江禁渔落到实处。从嘉鱼到洪山的32.6公里长江沿线，都是他们的管辖范围。
工作站中不乏曾为渔民的巡护队员，大家都是主动报名而来。虽说巡护员的工作内容与打鱼有诸多差别，但退捕渔民们在前五十年间学习的水上生存方式，让他们在这份工作中展现出不少优势。“可能身份转变没有那么快适应，但是到了水上，又感觉很熟悉。”汪贤由自豪地说。
汪贤由回忆，巡护队刚起步时，电鱼、抛网等违规的作业工具是整治的重点，被电击的鱼会丧失繁衍能力，因此，管理不善会使得这一片区域的鱼类数量增长停滞。此外，违法垂钓的兴起也让队员们头疼，渔具的便携性使得违法垂钓者的出没时间灵活分散，给巡护员的工作带来不小挑战。
“上船来！”汪贤坐上他的巡逻艇，在江上再走了一遍日常的巡护线路。巡逻艇内部精心收拾得干净，救生衣、巡逻喇叭、消防器械摆放得整整齐齐。巡护队一天至少要开艇巡逻4次。
出水口、入江口，这些鱼类因洄游而活跃的地方都是巡逻的重点，“用我们土话来说，这就是个鱼窝，尽量不要去打扰它。”
交谈间，眼尖的汪贤由远远地望见了岸上的人影，拿起艇上的喇叭对垂钓者喊话：“莫钓鱼，不要再来了啊！走啊走啊，非要进来是搞么斯呢”。谈起屡禁不止的垂钓行为，汪贤由也有些无奈：“武汉市并未禁止垂钓，并规定‘一人、一线、一杆、一钩’可以垂钓，但我们这里的入江口或闸口都禁止垂钓。”
汪贤由向垂钓者喊话，何睿摄
如今，每天驾驶着小艇在长江上巡逻已经成为汪贤由生活的一部分。这份工作虽然辛苦，但他却感到充实。“现在我们是长江的守护者，保护母亲河是我们的责任。”汪贤由说。
“肩不挑，手不提，江水煮活鱼”
“好多人都流泪了。”金口街道花园社区的退休书记彭运河回忆起禁捕前最后一次渔民大会。
2020年7月1日早晨，金口街道的渔民们背着渔具，拿着生活用品，将所有的渔船集中起来堆上岸，等待它们被收缴销毁。即使告别已成必然，他们也舍不去那份带着鱼味的漫长回忆。
“大家对国家的补贴很满意，但是自己曾经生活习惯上的东西，好像失去什么。”彭运河说。
如今，汪贤由巡江时，常想起曾经的打鱼生活。“我把自己的小船开到江上面去，舀起来船边的水，把自己打的鱼煮给媳妇儿子吃。”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都是在船上出生的。”渔民们生在渔船里，从小“混迹江湖”，人生就在船身的一沉一浮里缓缓向前。十五六岁时，汪贤由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开始了他长达近40年的渔家岁月。
八一渔业队里，像汪贤由一样父辈、祖辈都是渔民的家庭有许多，他们共享着同一份在船上和岸上之间周旋的生活回忆。
在这份共同记忆中，金口的渔民们也使用不同方式捕鱼，互不干扰。“金口的渔民分为四个大队，一队行罾，二队滚钩/挂钩，三队扒网，四队撒网。”彭运河介绍。
汪贤由常使用的打鱼技术就是扒网，需要两人互相配合。他常常和家中的兄长一起出船，兄弟间的情谊在一抛一撒中连接得越发紧密。
花园社区保存的渔具模型，何睿摄
湖南、湘阴、洞庭湖……江水载着渔民们去往小渔村之外的世界。彭运河幼时在船上生活过，他说，那个年代渔民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种别样的旅游。虽然那时还没有旅游的概念，但是在船上的人可以四处看看。
穿行风浪，在船上的旅行不只有自在与闲适，更不乏惊险的经历。
“长江的水是流水，船刨着浪，就会晃。”渔民老赵说。浪大时，一控制不稳就很容易翻船。不过他有自己的秘诀，北风一来，为了跑得快，他往往将船倾斜着跑。斜着跑久了，风力渐渐减小时柴油却捉襟见肘，这时老赵的妻子会在桅杆上牵起绳子，他则在坡上喊号子拉着绳。
说起这段往事时，老赵手舞足蹈地在空气中比划着，力图向我们重现当时的场景。他手边唯一用来辅助表达的实体，是一艘静静地停在金口电影院里的“小船”——那是由彭运河和两位退捕渔民亲手制作的渔船模型。
“一共花了两个月，工艺程序全部是按渔船打造的模式复原的。”彭运河说，“再不做一条船，后人便真正失去了寻找渔民生活的依据。”
等比例还原的渔船模型，受访者供图
花园社区还剩下两艘真正的船，一艘是渔民早期常用的木船，另一艘是随技术发展逐渐普及的打鱼专用铁船。现如今，它们不再浮于水上，而是停在金口江畔的长江禁渔文化主题公园里，被架在铁制的柱子上以供展示。
禁渔公园的两艘船，王舒瑶摄
金口渔民以渔船为家，全家吃、住、生产都在这艘“连家船”上，中舱铺盖床褥以供休息，脚舱和伙舱是渔民在船上生火做饭的位置。由于烹饪条件有限，渔民们“肩不挑，手不提，浇桶舀水倒锅里，江水煮活鱼”。彭运河背出这首上世纪渔民之间口口相传的歌谣，似乎清水煮清鱼的日子依旧历历在目。没有鲜香刮辣，没有油花四溅，但鱼的味道好得出奇，“连五星级餐馆都做不出来”。
“日守孤舟，夜守孤坡”，渔民的生活既精彩又也常常充满着孤独感。但无论如何，彭运河说，“这样的生活已经过去了。”
江上不见年轻人
彭定刚是巡护队里少有的80后。还在读书时，他就曾帮父亲捕鱼，也短暂以打鱼为生。不再打鱼之后，他在单位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在父亲“不要把长江这一块的工作丢了”的坚持下加入巡护队。
但大多数渔民子女与彭定刚的选择不同，他们不再围绕长江发展职业。许多人离开金口街道，前往武汉市区内工作生活。汪贤由的儿子就在江夏区上班，住在纸坊大街附近，驱车往返金口大约需要一小时。
巡护队员年龄分布环状图，李佳彦制
父辈的打鱼生活让子孙辈变得爱吃鱼，但长江渔业带来的饮食习惯变化似乎抵不过时间的消弭。与汪贤由、彭运河的孩子年龄相当的一辈人不再了解打鱼技艺和渔家习俗，年龄更小的孙辈更是对此知之甚少。当被问起“会不会游泳”时，一些“渔三代”孩子甚至表示自己未曾学会这个江畔生存中不可或缺的技能。
有人说，就算没有长江禁捕，这代退捕渔民也可能是长江上最后一代渔民了。
在彭运河看来，打鱼是一个风里来雨里去的职业，弯腰劳作、腿泡水等日常带来的伤痕是腰肌劳损、类风湿等疾病，渔民的身体并不如看起来那般健壮。常外出的职业性质也使得渔民与家人聚少离多，子女往往被寄养在亲戚家中成长。由于担心孩子们重蹈自己的伤痛与思念，渔民们更希望托举孩子读书、成才，拥有更稳定体面的工作与生活。
微弓的背，黝黑的脸，粗厚的手指，洪亮的声音，这些渔家生活留下的真实印证只停留在这一代退捕渔民身上。
退捕渔民的手，党彦芝摄
如今，渔船被拆解，渔具上交，许多渔民无法找来这些渔民文化的载体，向后代讲述自己曾经的生活。彭运河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很难了解从前渔民的生活细节，就算讲了他们也不知道长什么样，只知道有打鱼的人。
“所以总要做些事情来保存这些东西。”彭运河感叹道。
船上了坡，项目落了地
在金口街道的另一端，有人正在为渔民新生活及文化的传承而奔走，闸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叶筱，一名祖辈都以捕鱼为生的“渔三代”，便是其中一员。
流经闸东的金水河虽不在全面禁捕范围内，但每年3至7月休渔期间，渔民们的就业情况仍是当地民生工作的一道难关。
闸东社区有1000多户居民，渔民占了约三分之二。部分渔民在非休渔期捕鱼，还有不少人转行谋生，甚至在家待业。筑梦社工中心负责人熊丽表示，国庆期间部分渔民家庭的妇女会承接制作龙骨架的工作，一天可以有200～300元的收入。社区还尝试向街道、区妇联、市妇联争取引进家政或者月嫂平台的培训。但这也引发了妇女渔民们新的顾虑：出去工作后，家中孩子怎么办？
另外，张叶筱发现，渔民凝聚力在逐渐减弱。渔民这一群体因转产从事其他行业而逐渐分化，在此情况下，闸东社区常常难以聚集足够的渔民参与活动。同时，由于渔民自身文化程度有限，对文化自觉保护意识不强，缺乏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不理解这样的工作。“在我的父辈来看，到社区里来对他来说也许是在耽误工作，他要谋生。”她对此十分苦恼，一直琢磨着要给渔民们找条新出路。
某日，她偶然给儿子展示了一盏精美的渔灯，没想到他非常喜欢。“结合我们渔村的历史，我就想到渔灯可以做成一个产业链，还会有特定的受众人群。”她意识到，只有将渔民文化以“活”的形式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留住这份记忆。
张叶筱立即投入了行动，买回做灯的原材料，找到老年大学里的老渔民校友们。在他们手下，平平无奇的原材料变得漂亮生动，荷花龙、虾子灯在眼前翩然出现，渔民文化也经由这样的载体“活”起来。
张叶筱的想法与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不谋而合。CCF较早便关注到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推进下保护和传承渔民文化的重要性，在长江流域沿线各地启动了“渔民驿站”项目，通过设立展示空间、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为渔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支持。如今，“渔民驿站”已经在长江流域41个地区落地生根，除长江以外的全国各地也实现了“渔民驿站”间的互联借鉴。
渔民驿站全国分布情况，李佳彦制
在CCF的支持下，闸东社区的“渔民驿站”成立了。曾经，渔民们共同面对风浪、分享收获。汪贤由回忆起几次打鱼时的险情，如果有一条船的网缠住了，不用求助，旁边的三四条船便会自觉地凑过来帮忙。“好多船连在一起，拼着最大的马力往上游行走，把钢绳磨断为止，救多少算多少。”如今，渔民再次一批批涌到张叶筱的办公室，争先恐后地提出自己的畅想。
长江流域渔民文化科普数据图，李佳彦制
“用粘土搓成圆球，插上铁丝弯成环，再经砖窑烧结，系上绳子、钩子，裹上牛粪和谷子，晒干后就能下水捕鱼。”在江河中用自制的鱼钩钓起几十斤鲢鳙鱼的景象从前并不少见，李阿姨打渔的手艺就是这样从小跟着长辈学的。如今到休渔期，家中收入少了，她心里着急。张叶筱找到她之后，她加入了做生炸鱼丸的队伍中，同时也制作渔文化手工艺品。于是，今年东湖集市上就出现了她的身影。
闸东社区开展生炸鱼丸制作活动，受访者供图
李阿姨专门把家里的事情搁下，扎了个精神漂亮的发型，用“边说边演”的方式讲解制作渔灯，吸引了许多游人向她询问。“这丝网啊，是静水作业的，在水里排成一排，鱼游过就会被粘住。鱼笼则是捕小鱼的，要根据鱼的习性来放置……”李阿姨的热情吸引了许多人驻足，她也越说越起劲。
“我很开心还有人对这些感兴趣。”李阿姨笑着说。“我家丫头都不认识那些了，以前我在屋里做的时候，她只是看一眼。”
闸东社区在东湖渔民公益市集介绍渔灯，受访者供图
“渔民驿站的存在，也能给退捕上岸的渔民一个心灵的归属地。”谈到渔民驿站还能做什么时，CCF副秘书长钱正义补充道。
曾经的渔业村现在已经完全改称社区，渔村生活已然远去。但对渔民自己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渔民驿站，也许就是保留自己“渔民”二字的最后空间。
转来转去也离不开的地方
离水上岸后，李阿姨曾想过离开金口，搬往附近小区的新房。但她最终选择留在这里，承接流水席生意，继续在渔产业工作。在她内心深处，“渔”依然是难以割舍的羁绊：“热爱这儿，也依靠这儿。”
申请护鱼员岗位时，汪贤由发现许多老渔民的名字也在名单上。那些在江上打了一辈子鱼的人，心里的不舍始终萦绕。面对选择，他们依然希望离老行当更近一点，离长江更近一点。
武汉的夏天酷热难耐，傍晚没活儿时，汪贤由会骑上电瓶车，到江边寻凉快。遇到老渔民牵着孙子散步，他便停下来，与他们闲聊。夕阳缓缓沉入江面，霞光洒落，玉带般宽阔而寂静的金口段长江泛起粼粼金光，天色由橘黄渐渐晕染成紫色，最终归于深邃的蓝。
汪贤由工作地附近的夕阳，李佳彦摄
长江养育了汪贤由的祖辈，又给予和他一样的渔民们生计。时代更替，他与后代虽已告别渔船，改变了生活方式，但对长江的感情从未改变。“兜兜转转，好像还是绕不开这条江，”他感叹道。沿着江堤漫步，他能看到大江，也能看到蜿蜒的小河。
如今，汪贤由已想好从护鱼员岗位退休后的生活。等孙子再长大些，他便和妻子留在金口，守着熟悉的江风、熟悉的江水，安度晚年。“终究要叶落归根。”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