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听过一句影视行业内的潜规则：“谁能抓住中国式父母对孩子的祸害这个痛点，谁就能制造爆款”。
今天，这个潜规则已经众所周知。
《都挺好》中的苏明玉，让我们看到了“重男轻女”的父母。
苏母在家里独揽大权，精打细算着家里的关爱和资源。
家里一共四间房，一间卖了供大哥读书，一间卖了供二哥买房，作为家里的“女儿”，苏明玉的房间只有被卖的价值。
之前大火的《小舍得》，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式父母”的群像。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地还原了苏珊·福沃德博士笔下的“有毒的父母”，在他们的操控、言语暴力和过度焦虑之下，孩子们那些灰暗的痛苦根本无处安放。
“看见”是有力量的，看见原生家庭的伤害，是挣脱原生家庭影响的第一步。
但可惜的是，几乎所有的影视作品，都将脚步停在了“看见”这一步。下一步是什么？
大和解。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家庭剧，最终结局似乎只有一个，与自己的父母和解，而且是忽然放下的那种世纪大和解。
甚至有一些文章写道：“对于被原生家庭影响的我们来说，只有得到家人的关爱，找到回家的路，才有可能继续往前走自己的路。”
老实说，每次看到这样的结局和评论，我都有些生气。
当原生家庭的话题一次又一次地冲上热搜，我们越来越理解原生家庭累积而成的影响。
而在这样的当下，或许我们更需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经历过原生家庭的伤害，不和解也是可以的。你不必用一己之力，去解决一个家庭的问题。
“和解”的陷阱
影视剧中与父母的“和解”，是有陷阱的。
一种陷阱，叫作原谅的陷阱。
苏珊·福沃德博士在她的书中写过一个来访者的例子，这位来访者曾经遭受过母亲几任男朋友的猥亵。
成年之后，她有了新的家庭和信仰，在信仰的影响下，她原谅了恶毒的继父们和她冷漠无情的母亲。
但事实上，她并没有在这种原谅中得到内心的平静。
直到有一次咨询，她终于唤起了自己的愤怒，责骂父母毁了自己的童年，发泄之后的她，难得地感受到了身心的放松，她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认为上帝想让我好起来，而不是想让我原谅。”
没有经历过愤怒和憎恨，“原谅”则无所依托。
我们都曾经看到过、或者亲身经历过很多“顿悟式”的原谅，还有“感动式”的原谅，因为父母的某一个遭遇，或者某一个感人的故事，就选择了原谅。
这些“原谅”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回避。
更甚者，它是将责任归于了本不该负责的人，让那些经历过伤害的孩子，不仅承担了“伤害”的压力，还承担着“必须原谅伤害”的第二重压力。
除了原谅的陷阱，与原生家庭的“大和解”，还有一种反向的“责怪的陷阱”。
这种陷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你是否也对父母有过类似的表达：
只要你改变了，我才能解脱
要不是因为你当年，我现在怎么会
我绝对不要活成你这个样子
……
也许有点难理解，但事实上，以上这些感受、想法和观念，都是在“必须和解”的压力下所产生的“责备怪罪”。
《热锅上的家庭》一书中，家庭治疗师奥古斯都·纳皮尔详细解释了这个词。
怪罪是一个具有强大威力的过程，家人不但互相谩骂指责，而且轮流推卸自己的责任。母亲确信，只要女儿肯改变，家里就会太平；而女儿对母亲也有同样的想法。
责备怪罪是家庭缓解系统压力时，一种常见的应对模式。
“只要你改正了，我们就和解了，家庭就幸福了。”
——虽然表面上我们在指责、在反抗、在控诉，甚至和父母形同陌路，但实质上，父母仍然紧紧控制着我们的感受和行为。
越想要得到和解，就越要与他们斗争；
越与他们斗争，就越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和解。
正如心理咨询师李松蔚所说的：
“和解是一种压力。问题不是问题，我们对问题的不接纳、对抗，或者执著于解决问题，才构成了真正的问题。”
放弃原谅和斗争，才能拥有“不和解”的自由
国产剧，尤其是国产家庭剧，编剧们总是更偏向于“家庭和解才是大团圆”。
这与我们一直崇尚的“父慈子孝”的家庭文化息息相关。
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我们自然会因为与父母的疏离而产生羞耻感，也自然对“和解”抱有了如此高的期待。
我们与父母的纠缠，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爱”的文化表现。
那么，所谓的“不和解”，又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讨论的“不和解”，并不是拒绝与父母探索更健康的关系模式，更不是否认原生家庭对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影响。
这种“不和解”，实质上是在大团圆的桎梏下，撕开了一种允许：
允许自己承认伤害的存在，同时也允许自己拥有选择的自由。
只有先有了这种“不和解”的允许，我们才能够放弃那些为了和解，而强迫自己去执行的原谅、与斗争。
也才能够找到一些，真正挣脱原生家庭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美国电影《战争游戏》中，有一台计算机被编写了一套程序，这套程序将会启动全球核战争，并且，这套程序一旦被植入，任何努力都无法改变。
最后怎么办呢？计算机自己停了下来，说：“获胜的唯一办法就是退出游戏”。
这种退出，就是一种“不和解”。
放到我们与原生家庭的关系中来看，这种退出，被医学博士Murray Bowen称作“自我分化”。
Murray Bowen的自我分化理论包含两个部分：
1）分离感觉和思想的能力，拥有并识别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2）将自己的情感与他人的情感区分开来，即自己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定义自己的过程。
简单来说，自我分化，就是始终站在“我”的立场去思考关系。
再直白一点，它可以用这样的三个词语去理解：
所以，原生家庭之伤有“解”吗？
我常常在后台，看到这样的留言。
在和咨询师聊到原生家庭问题的时候，咨询师说了一句非常触动我的话：
“你不用把自己的翅膀折断了，去成就一个家庭的完满。”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接纳这些原生家庭中已经发生的痛苦，它们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但不是必须去解决的“问题”。
我们有能力从原生家庭中分化，并把精力更多地放在“自我”的发展上。
下面有一些具体、可操作的建议，提供给你：
1. 练习非辩护性回应
我们在情感受到威胁或攻击的时候往往反应最为敏感，举个例子，当我们拒绝了父母的请求，可能第一时间会感到愧疚和抱歉。
父母：“我们去你那边看你，你居然建议我们去住宾馆，我简直不能相信。”
子女：“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我真的没有办法，我也不想这样的…要不等你们来了，我带你们去其他地方好好玩一趟。”
我们自动化地在道歉、证明和解释，而打破这种格局的方法是练习非辩护性回应。
父母：“我们去你那边看你，你居然建议我们去住宾馆，我简直不能相信。”
子女：“嗯，确实让你们伤心了。”
你不需要为父母的批评和贬损而自我辩护，更不需要请求他们的谅解，继而承受被拒绝谅解的痛苦。
2. 允许自己愤怒
愤怒可以帮助你认清自己在关系中愿意接受什么，不愿意接受什么，从而定义自己的边界。
不要压抑自己的感受，它们是一些重要的信号，比如你正在被情绪勒索、你的需求正在被忽视等等。只有直面愤怒，才有可能从令我们愤怒的事件中解脱出来。
3. 改变自己的“叙事方式”
心理学家McAdams在1995年提出，跟性格一样重要的，是我们在描述自己故事时所采取的叙述身份：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解读过去，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感知。
研究发现，有意识地换一种方式讲述自己的创伤经历，例如把“我爸从来不让我过自己的生活”变成“我一直在努力摆脱我爸的控制”。
这种“我能够影响事情发展”的自主性叙事，会更多地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4. 做出意义解释
我们无法决定过去发生了什么，但我们能够决定给过去赋予什么样的意义。
同样是McAdams的研究发现，那些在苦难和逆境中找到“救赎意义”的叙述者，往往拥有更高水平的心理健康和情感成熟。
谈论原生家庭是重要的。
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是我们的底色，只要活在一个家庭当中，我们的一生都需要在“分离”和“牵挂”中寻求平衡。
但谈论原生家庭同样是不重要的。
因为对于被原生家庭影响的我们来说，并不是只能活在企图改变父母的无谓努力中，也并不是要容忍持续的恶劣影响和伤害。
我想表达的是，“和解”或者“不和解”，这都不是结局，而你永远可以继续往前，走自己的路。
原生家庭孕育了我们，也塑造了我们，而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终将学会一点点和父母告别，独立勇敢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