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精灵
莫言 | 文
二十年前，当我拿起笔创作第一篇小说时，并没想到这项工作会改变我的命运，更没想到我的作品会部分地改变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那时的我是一个刚从故乡高粱地里钻出来的农民，用中国城里人嘲笑乡下人的说法是“脑袋上顶着高粱花子”。
我开始文学创作的最初动机非常简单：就是想赚一点稿费买一双闪闪发亮的皮鞋满足一下青年人的虚荣心。当然，在我买上了皮鞋之后，我的野心便随之膨胀了。那时的我又想买一只上海造的手表，戴在手腕上，回乡去向我的乡亲们炫耀。
在我刚开始创作时，中国文学，还负载着很多政治任务，并没有取得独立的品格。我模仿着当时流行的作品，写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应该烧掉的作品。只有当我意识到文学必须摆脱为政治服务的魔影时，我才写出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这时，已是1980年代的中期。
莫言（照片拍摄于1987年）
当然，每一个作家都必然地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要想写出完全与政治无关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但好的作家，总是千方百计地想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更加广泛和普遍的意义，总是想使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人接受和理解。
好的作家虽然写的很可能只是他的故乡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很可能只是那块巴掌大小的地方上的人和事，但由于他动笔之前就意识到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是世界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那块巴掌大的地方上发生的事情是世界历史的一个片段，所以，他的作品就具有了走向世界、被全部人类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
1985年，我写出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枯河》等一批小说，在文坛上获得了广泛的名声。1986年，我写出了《红高粱家族》，确立了在文坛的地位。此时的中国文坛，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我的创作，只不过是文学百花园的小小一角。
莫言中篇小说精品系列《透明的红萝卜》
在此之后的十几年里，中国文学之河，沿着自己的河床曲曲折折地向前流动着，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有新鲜的水流注入，不断有奇异的浪头掀起，但由于中国老百姓家家都有了电视机，文学再也没有像1980年代初期那样获得广泛的关注。尽管目前的中国文学已经失去了当年那种轰动效应，但我认为，这种沉静，正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成熟的一个鲜明标志。
中国当代文学，可以分成许许多多的流派，但为文学分流划派，从来就不是作家的任务。好的作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创作，他很少读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即便读了他也不愿意承认），他甚至不去关心读者对自己作品的看法。他关心的只是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因为这是他创造的比他自己更为重要的生命，与他血肉相连。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
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
《透明的红萝卜》首版书影
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这个黑孩子虽然具有说话的能力但他很少说话，他感到说话对他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
这个黑孩子能够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苦难，他在滴水成冰的严寒天气里，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脊背，赤着双脚；他能够将烧红的钢铁攥在手里；他能够对自己身上的伤口熟视无睹。他具有幻想的能力，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奇异而美丽的事物；他能够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譬如他能听到头发落到地上发出的声音；他能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
正因为他具有了这些非同寻常之处，所以他感受到的世界就是在常人看来显得既奇特又新鲜的世界。所以他就用自己的眼睛开拓了人类的视野，所以他就用自己的体验丰富了人类的体验，所以他既是我又超出了我，他既是人又超越了人。在科技如此发达、复制生活如此方便的今天，这种似是而非的超越，正是文学存在着、并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
黑孩子是一个精灵，他与我一起成长，并伴随着我走遍天下。现在，他就站在我的身边，如果男士们看不到他，女士们一定看到了，因为无论多么奇特的孩子，都是母亲生的。
本文收录于莫言散文集《感谢那条秋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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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读书会 出品 | 编辑：光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