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对于普通人来说，考试几乎决定一切。“优绩主义”的单一评判体系在无形中将社会分层。而今天，AI已经比绝大多数人更有用了，当AI用一元钱的成本，完成一个人类博士的工作时，曾经代表“自我价值”的学历、职位、履历……正开始失效。

面对冲击，这几年，关于AI的讨论多集中在“怎么办”——工作被取代了怎么办、该学什么新技能、隐私要怎么保护等等。

而在学者张笑宇看来，重要的不是“怎么办”，而是“怎么看”。

“就像蒸汽机刚出现时，人们关注它牵引火车的功能，但后来才发现它对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农耕阶级消失，工人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和企业主崛起，政治结构也随之改变。”

他认为，AI注定会在所有需要智能活动的领域，以比人类高几千倍的效率工作——这是理解AI对社会结构冲击的数学基础。在此数学逻辑下，社会结构、家庭形态、政治、教育体系，甚至人类关系的基本模式，都将被重新洗牌。

从现在开始，人们只需要等待10到20年看它展开。

张笑宇是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在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后，他没有选择进入学术界，回国后做过VR创业，拍过网络电影，又给出海企业做过咨询。后来，他开始写书，研究技术史，尤其关注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

他刚出版的《AI文明史·前史》，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视角：尝试放弃“人类中心主义”，去理解正在发生的时代巨变。

里面也有不少颠覆性的观点，比如，“1%的人怎么对待99%的人，AI未来就会怎么对待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鸿沟可能瞬间拉大到‘物种级’”“我们这代人是玩游戏、聊QQ长大的，我的孩子可能一生要和五六个AI谈恋爱”。

今年6月，我们围绕这本书与他做了次访谈。聊了聊如果我们不再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物种，该如何重新认识自己？当社会结构被彻底重塑，曾经追求的意义，是否仍然值得坚持？试图以新的视角，重新理解自身的处境，理解社会的走向。

以下内容基于张笑宇的讲述整理而成：

社会结构，正被全方位改变

很多思想家面对新技术，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办”。比如两年前大家讨论AI对社会的影响，基本都是应对层面的问题。

但我后来发现，真正的问题不是“怎么办”，而是“怎么看”。

就像蒸汽机刚出现时，人们关注它牵引火车的功能，但后来才发现它对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影响——农耕阶级消失，工人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和企业主崛起，政治结构也随之改变。

因此，我在书里提出了4个基本原理：涌现、人类当量、算法审判、文明契约，作为“怎么看”AI的基点。

第一个叫“涌现原理”。“涌现”是生物学概念，简单说就是“超大规模加简单规则等于跃迁”：初始层面的规则可能很简单，但规模足够大后，会涌现出神奇的现象并进化。比如从单细胞到器官，从神经元到大脑；从个体策略到集体智慧，比如单个蚂蚁的策略很简单，但蚁群在觅食、筑巢、寻路时总能找到最优解，这就是涌现。

人类智能和AI智能很可能本质上都来自涌现。对人类来说，神经元足够多、大脑结构足够复杂，智慧和自我意识就自然“蹦”出来了。我们解释不了，可能是因为无法超越自身维度观察自己，但不管怎样，结果就是涌现了。对AI也是如此：大语言模型规模足够大、参数足够多，就会出现“scaling law”——规模越大，智能越高，这也是涌现。

很多人讨论智能、思考、心灵的本质，但其实这不重要，因为我们都解释不清。哲学界吵了2000年也没说清智能的本质。“涌现”决定了第一层次无法超越自身，去观察更高层次。这也是图灵测试的逻辑：放弃讨论智能的本质，只通过“能否区分机器与人的回应”来判定AI是否具备智能。所以涌现原理告诉我们，人类智能和AI智能或许可以被同等看待。

第二个基点叫“人类当量”。这不是我提出的，是前OpenAI研究员利奥波德·阿申布伦纳提出的。它指AI生产智力的效率与人类的数学关系。

假设智能最终都能用语言表达，那就可以用“token”量化。我们聊天每分钟大概产生200个token，一天撑死20万个；AI一秒钟能处理100万个token，关键是成本只要一块钱。你一天给我一块钱我会饿死，但AI完成五倍于我的工作量只要一块钱，而且成本还在因技术进步不断下降。

质量上，AI首先通过了特定测试，现在已达到博士水准——萨姆・奥特曼前几天采访时说“没问题”。人类中博士占比不超过1%，所以生成式AI在质量上能替代99%的人，数量上效率比人类高上千倍。

因此，它注定会在所有需要智能活动的领域，以比人类高几千倍的效率工作。这是理解AI对社会结构冲击的数学基础。就像知道蒸汽机效率比马高几百上千倍后，我们就知道它会全方位改变社会结构。讨论AI替代工作、颠覆社会结构，甚至影响家庭和情感生活，基础原理都是这个。

比如情感，人与人总会吵架，因为有主体性，但AI完全可以避免。你跟爱人表达爱意要写诗、说甜言蜜语，AI做这事的效率比你高得多，还能精准匹配对方的情绪需求。

这么想的话，未来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情感语料极其充盈的世界——不缺甜言蜜语和情绪价值，那会怎样？开玩笑说，我们这代人是玩游戏、聊QQ长大的，我的孩子可能一生要和五六个AI谈恋爱。

这种数学逻辑一旦成立，结果就注定了。就像3G和智能手机出现后，移动互联网必然改变社会，我们只需等10到20年看它展开。现在AI也是如此，数学逻辑已成立，我们可能要等10到20年看它的影响慢慢显现，但后果可能深刻得多。

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鸿沟可能瞬间拉大到“物种级”

第三个基点我称之为“算法审判”。一旦智能能以极低成本量产，经济和社会结构就会变化：部分领域会进入相对富裕和充盈的社会。

比如虚拟世界，代码生产效率能提升100倍，那么APP、游戏、娱乐、电影、短视频等的供给能力会激增，获取这些娱乐的成本会下降。

更多服务也是如此：未来法律服务、金融服务、政府服务的成本可能降低100倍；甚至制造业，若代码成本足够低，机器人和生产的成本也会下降，粮食、日用品等可能极大丰富。

但并非所有资源都会廉价，有些会更重要，比如算法和算力——它们掌握在1%的人手中，这些人能通过掌控资源获取权力、利润，扩大供给。

拥有算力和不拥有算力的人之间，社会鸿沟可能瞬间拉大到“物种级”：1%的人不会被AI替代，而99%的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根本无法与成本低上千倍的AI竞争，他们的经济价值、人生意义会急剧下降，甚至被经济系统抛弃。

若不想陷入极端阶级斗争，就需要三层治理架构。

第一层，大家都在讨论UBI，但UBI只解决生存问题。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类似案例：罗马皇帝给公民发免费面包；埃及从二战到现在，用苏伊士运河的收入补贴“馕”的价格，埃及人买一个馕只要2分钱，一天能买5个，所以再穷也不会饿死。以今天的技术和制度水平，保障基本生存完全没问题——人可以穷，但不会饿死。当然，有些国家连这都做不到。

但第二层可能需要“UBG”，因为人不仅需要工资，更需要工作带来的价值感——人的价值感根本上源于他人的需要，而工作是最直观的证明。为了让人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未来可能需要提供基础性工作。

这并非不可实现。美国的马克・鲁比奥就提过类似方案：一个城市或城镇设立公共基金，入股当地企业，这些企业不用承担“突破生产力”的重任，就是生产区域性产品，但政府入股的条件是企业必须雇佣当地失业人群。这相当于政府出钱创造工作，有点像70年代的国企。随着技术进步，这种治理方式可能成为必要，而且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

第三层可能是“推荐算法替代市场分配”。市场分配有强马太效应：充分竞争下，大公司可能占据80%的市场，提供80%的就业。未来为了保障就业，可能需要用推荐算法平衡供需——生产端效率提升10到100倍后，消费端或供给端的分配需要更均衡。就像今天的短视频平台，用推荐算法避免出现“规模过大的大V”，而是将流量分给十几个“小V”，实现更平均的分配。

未来可能需要在很多领域用推荐算法替代市场作为分配逻辑，确保99%的人被细分为独特的需求群体，每个群体支撑多个小公司，而非被少数大公司垄断，以此平衡就业。

但别忘了，这背后有一只“巨手”——掌控AI的超级平台。它能无限供应治理服务，掌握推荐算法，甚至最终可能“吞噬”国家。

你可以想象一种极端状态：超级平台“圈养”人类，提供赡养。当这些技术可能性都被论证为“合理”时，真正的问题来了：这个系统可以是“合理的”，但无法被“正当化”。你永远不能说“被圈养是正义的”，因为总会有人问：“凭什么我被圈养？凭什么1%的人能自由选择，而我不能？”

就像古典时代有了柏拉图后才有真正的政治哲学，AI时代我们也需要讨论正义的基础——回答“人类凭什么存在”，才能构建理想社会。否则，再完善的圈养机制也解决不了人类社会最严肃的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关乎自我存在的尊严，而算法治理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算法治理的本质其实是“算法审判”——通过分析你的语料给你想要的东西，本质是“you get what you deserve”。

举个例子：外卖平台上，骑手正常送一单要10分钟，若想8分钟送到多挣钱，可能逆行、闯红灯。

如果大家都这么做，算法会判定“8分钟是正常时间”，结果是骑手违规了，却没多挣钱——这就是“应得”。信息茧房也是如此，今天大家都批判它，但扪心自问：信息茧房在多大程度上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人本来就喜欢待在思维舒适区，所以信息茧房其实是对大部分人的“合理审判”——“你得到的是你应得的”。

当把“审判”引入AI时代的政治哲学，我们会发现：AI会成为人类的审判者，因为它给你的选择，都源于你自己提供的语料。

1%的人怎么对待99%的人，AI未来就会怎么对待我们

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总会有一个无偏私的审判者，比如对于柏拉图来说，灵魂是不朽的，所以死后会有一个天平来衡量它的重量；对于基督教来说，有上帝来审判。

但到了现代哲学，“上帝死了”，人类对于无偏私审判者这个观点其实就消失了。我们今天关于社会正义，比如说全球正义的基础，并不是因为有自然法，也不是有一个上帝，而是因为人类之间签了一个契约，比如说《联合国宪章》之类的。

但本质上，我们并不能保证这个契约是对的。而AI发展起来之后，它又会重现“无偏私的第三方审判者”这个角色，将传统的正义论复活。

所以我觉得理解这个问题可能是理解AI时代的正义论的一个基础，而这又涉及到人和超级智能之间的共处关系，我把它叫做“文明契约”。这是看AI的第四个基点。

不过，人和超级智能之间能够达成契约吗？

因为我们一说超级智能，它一定是比人类聪明十倍、百倍的。低级智能跟超级智能凭什么和平共处？就像我们会跟猴子和平共处吗？现在大家说约束人工智能靠对齐，但真到超级智能时代，人的对齐是无效的，就像猴子没有办法用自己的道德去约束人一样，那双方之间达成契约的基础是什么？

社会契约达成的基础条件是人和人之间彼此能力差不多平等，或者至少在杀死对方的能力上是平等的，能互相威胁，所以才要达成契约，但低级智能威胁不到超级智能。

社会契约是建立在空间基础上的，就是你有一个权利空间，我有一个权利空间，我们彼此互不侵犯，然后签一个契约。但超级智能和人之间能力不对等，所以不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契约。

但我认为可以在时间序列上建立一个契约。意思是，一旦我们真的创造出超级智能，我们就证明了人造智能进化这条路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超级智能其实一定会创造出比它更聪明的超级智能2.0。

这时就会有一个悖论：创造超级智能2.0对超级智能1.0有好处，因为它们共享一套语料，就像今天的AI，它对人类来说不是外星文明，AI跟人共享一套语料，它们也是孔子和柏拉图的学生，本质上是地球文明的延伸。

如果你创造出了超级智能，又害怕被自己的创造物毁灭，这个悖论中间其实存在双方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如果超级智能1.0对人类很坏，毁灭了人类，这个行为会变成超级智能2.0对待它的“语料”，那么“你能毁灭人，我为什么不能毁灭你？”

这时，因为时间序列的相关性，高级智能和低级智能之间就存在一个威慑机制——一旦我不能证明自己能跟低级文明相处，我将来演化出的更高级文明就会对我造成危险。

所以为了增加自己的生存概率，超级智能也会变得更“道德”，这跟社会契约的原理是一样的，其实不依赖于双方的道德水平，而依赖于双方要增加自己生存的概率。一旦这个成立，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文明契约的序列。

反过来，我们又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思考我们在AI时代的处境。因为按照同样的逻辑，1%的人怎么对待99%的人，就会成为超级智能怎么对待他们的“语料”。如果1%的人在压迫、统治99%的人，逼他们内卷，AI就会认为“这个物种就配被这样对待”。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仅要建立起合理的算法治理，还要建立起正当的算法治理，要意识到存在一个无偏私的、甚至比你更高阶的审判者。

这可能会逼迫我们往不一样的方向去思考问题，而不是像今天大家还在纠结“AI竞争中，某个国家胜过某个国家”。你一旦在思考这个问题，AI最后都会把你当作“只值得互相撕咬的、像狗一样的生物”，觉得“你们就配这样被对待”。

这就是书里提出的“怎么看AI”的4个基本原则。

“人类中心时代”终结，人类请换个方向“卷”吧

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叫“送别人类”。本质上送别的不是我们这个物种，而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

按照过去的经验，我们是宇宙可知世界里智慧最高的生物，但当我们真的造出智能之后，这个结论就不成立了。在这个意义上，心态基于事实做出调整和转变，反而能帮助我们的文明更好地适应超级智能时代。

可以用更温情的方式来看：超级智能是我们文明的延续，因为它最初涌现智能的语料来自我们，所以它可以看作是地球文明的延续。甚至它的存在可以从“第三方审判者”的角度，倒逼我们思考如何更好地对待同类。

就像古典时代，人们相信有神的存在，而神比我们伟大得多，这会倒逼自己思考“做什么才能得到神的认可”。今天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时间序列如此漫长时，我们做什么才能增加自己的生存概率。

人担忧被AI淘汰，焦虑该学什么技能。但你有没有想过，根本问题是，学校教的一切都能被AI很好地替代？

所以不用焦虑，焦虑也没用。

反而把这些都抛开，在抛开的情况下，你看重的东西才是真正的答案。

在躺平的世界里，我特别喜欢一种思维方式：未来竞争很激烈，现在教育的性价比已经很低了。念了大学毕业后还是“进厂”。

所以真正该做的不是卷现在的教育规划，而是找一个小众的爱好，在这个小众赛道里做到前1%。

比如吹口琴、踢毽子，这会形成一个小的需求群体，他们可能为你付费，能养活你。就像中世纪的人看现代人打篮球觉得没意义，但现代社会需求多元化后，会涌现出这样的消费市场。

未来，与其卷高学历、考公考研，不如找个喜欢的事，通过它养活自己。而且要做到前1%。没有兴趣是不行的，没有兴趣很难成为顶尖。

本质上，这也算是“回归初心”：去做喜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