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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的合唱团来自北京一所专为流动人口子女开办的中学。合唱团的发起人和指导老师袁小燕，2010年起每年都从学生中招收合唱团团员，带他们走出学校去表演。

她没有致力于将合唱团打造成“名团”，也不热衷于比赛、拿奖。袁小燕的很多学生小学时从未上过系统学习过音乐，初三毕业离开蒲公英中学后也很可能不会再有学习音乐的机会。

她希望，能让学生在初中三年里，尽可能体验音乐、合作与站在舞台上的快乐。至于音乐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何种影响，她并不想做出预设。她对我说：“我们的孩子和其他学校的孩子，都是中国上亿孩子里的一员，他们应当享有同样的教育机会”。

以下是袁小燕的讲述：

口述｜袁小燕

记者｜程靖

编辑｜徐菁菁

最近学校在开展夏令营，上午半天是合唱团排练，下午是乐器课。蒲公英合唱团最近要参加一场演出，我选了三首歌曲，其中一首是客家童谣《阿鹊鹊》，讲一只小喜鹊来到一个客家人的家，讲述客家人的风土人情，节奏欢快，有童趣。要用客家方言来唱，把“阿鹊鹊”念成“阿夏夏”。我们以前也唱过新疆的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侗族、蒙古族等等的作品，希望让孩子们接触中国不同民族的文化。除此之外，平时合唱团也会唱不同国家的作品，英文的、非洲的、匈牙利的等等，让孩子们接触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音乐。

我是学音乐教育出身的。毕业后，我教过高中的艺术特长生，也在音乐培训机构里带过学生。我来到蒲公英教书是2009年，当时我休产假一年多，特别想重新出来上班、融入这个社会。蒲公英中学是当时我面试的学校里离家最近的一所，从我家坐车过来车程40分钟。在北京，通勤时间一小时以内就算是幸福的了。

第一次来蒲公英时，我发现它虽然是一所初中，但校门花花绿绿的，校园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看着挺破旧，但也装饰得像幼儿园一样。面试蒲公英的那段时间，我还去过另一所小学面试，那里的学生上课可“有规矩”，我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说话就说话，不让说话就特别安静。

但在蒲公英，我发现可能是学校理念的关系，孩子们更能释放天性。我来试讲了一节音乐课，感觉孩子们挺认真，也很可爱，会主动和我沟通，说“以前我们的音乐老师是个男老师，现在来了一个女老师”，还会和我说学校的一些事情，感觉挺亲切。

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以前我带的都是学音乐专业，或专门来参加音乐培训的学生。来到蒲公英时，我要做的是艺术普及教育，对此我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不过，当我开始给蒲公英的孩子上音乐课时，我发现如果按照教材，这课是没法往下进行的。

学校音乐课用的是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版的教材。现在的音乐教育，已经不是让大家在一节课上把歌曲唱会而已，而是“通过唱歌学本领”。唱会只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是让同学们了解，一首歌曲的结构由几个乐句、几个乐段组成？乐句与乐句之间是什么关系？一首歌曲的调式和调性是什么？拿到一首西方作品，能分析出来是大调还是小调；拿到中国作品，你得知道它是宫、商、 角 （ jué ） 、 徵 （ zhǐ ） 、羽里的哪一种调式？

但我们的学生连“哆来咪”都不认识。这些没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小学上的是为外来务工子女开设的学校，那里基本没有专业的音乐老师。孩子们曾告诉我，“我们小学的音乐课是语文老师教的！”“我们音乐课是校长教的！”我问，那怎么教？他们说，就拿个录音机，或者手机电脑放一放歌曲，上课就是听歌。他们没见过音乐老师，更不用说系统性学到东西，小学六年的音乐教育完全是个空白。

于是我就从最简单的识谱、打节奏开始教。初一第一学期的音乐课要学习意大利作曲家维瓦尔弟的小提琴协奏曲《春》，课程要求把主旋律唱会。但如果我让孩子们反反复复把《春》唱10遍，他们也会觉得很没意思、很枯燥，对吧？我有一个游戏，给同学们每人一个球，“当当当哒哒当，哒哒当当当哒哒当……”每个小节的强拍上，每个人要同时把球传给下一个人。孩子们就在这样的身体律动中反反复复感受和记忆这首曲子的节奏和旋律。

学节奏时，一条节奏唱会了还没完。我会把孩子们分成二声部、三声部、四声部来打一个卡农（注：Canon，一种复调音乐的写作技法，特点是多个声部按照一定的间隔和规律，模仿同一个旋律，产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效果），把这条节奏正着打、倒着打，或双向同时打，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孩子们深刻地感知节奏的变化。

我能看到，音乐让孩子们快乐。有些外向的孩子，舍不得离开我的课堂，或者早早就来了，来和我聊天。一些内向的孩子，上音乐课也很认真，积极地参与课堂的活动。即使那些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上音乐课时也很开心。

虽然孩子的基础差，但我们不算让他们只学最简单的东西。为学校还有学习乐器的兴趣班，也有乐团。为了让孩子们进入乐团后快速适应，我们就教他们读五线谱。这个过程比较困难，但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的课堂里还有一个歌曲创编课程。从初一开始，我就会教歌曲的结构、韵律关系、调式等等。到了初三时，我就慢慢要求学生编一个两小节的乐句，再到四小节的上下相似句，再逐渐扩大成编三乐句、四乐句。程度好一些的孩子能编更长的乐句，从旋律到歌词都能自己写；程度弱的就从两个乐句开始，或是套用一下别人的旋律，自己写一点歌词。

不会写歌词的孩子，也可以自己找素材来创作，比如用语文课上的古诗词，以中国五声调式编一个小曲子。历史课上学到的中国朝代表、化学课上学的化学公式，都可以编成歌曲。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很快就创作出来了。虽然历史朝代歌在网上有很多版本，但孩子们自己创作的歌曲，会让他们记得更快、更牢。有时我也会给孩子们定一个创作方向。比如毕业季的时候，我问他们，要离开蒲公英、要毕业了，你想对同学老师和学校表达些什么？

我们学校给孩子们开设了各式各样的兴趣小组。2009年，一家音乐公益基金会来到蒲公英中学开设了管弦乐器兴趣班，同时创办了学校历史上第一个管弦乐团。那时候我刚来学校没多久，因为学校就我一个音乐老师，就把兴趣班的“摊子”接下来了。我除了要上课，带合唱团，还要每天中午组织练琴，带同学们去演出，可以说是“顾此失彼、焦头烂额”。但是我们觉得这些事必须得做。我们学校孩子的家长，通常没有意识，也没有多余的钱去给孩子报兴趣班。孩子们需要有机会接触一些没接触过的领域，在参与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爱好和特长。

2015年，另一家艺术基金会又在学校开设了管乐团。公益机构先后在学校开设了各种乐器课程。机构的专业老师每周日下午都会来到蒲公英给同学们上课。有一位教打鼓的老师也在公立学校教课。他和我说，在公立学校，常常出现“今天要训练了，家长就给孩子请假，说要上这个补习班、那个课外班而就不来了”。但在蒲公英中学，这种情况很少。他说蒲公英的孩子“非常好”，上乐器课时很认真，很珍惜这样一个学习机会。当孩子们第一次拿到原来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乐器、还能学习时，他们那么兴奋，觉得自己居然可以接触一个在他人生字典里边根本不敢想的事儿。

但孩子们刚拿到乐器时的好奇劲儿，学着学着就散去了，后面只有枯燥的练习了。孩子们觉得练琴影响到了他们玩手机、玩游戏和午休的时间，就会懈怠。在公立学校，通常学什么、不学什么的决定权在家长，但在这里，家长会在心理上把孩子“托付”给学校，老师的决定权有时大于家长。为了督促孩子们练琴，我得“威逼利诱”，红脸、黑脸、白脸都要唱。

有时候，孩子们难免怨我，但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有始有终，能够坚持做一件事情，而不是遇到一点点困难就半途而废。大部分孩子还是能坚持下去，只有少部分放弃的。日后他们回望自己的选择，会有不同的看法。最近夏令营开营仪式那天，有一位毕业生来当志愿者，他问我记不记得他。我说不记得，他说，“老师，我当年是吹小号的。我就是没学到底儿。你当时为什么不拽着我让我学完？”

我来蒲公英之后，除了带音乐课，还要带一个唱歌兴趣班。一开始，我按照原来老师的方式，带孩子们唱一些他们喜欢的歌。但后来我想，这么多孩子只唱一个声部，太简单、太没有新意了。能不能让孩子们唱点更高级的东西？

2010年，我就把合唱团组起来了。我选学生的时候，他/她只要喜欢唱歌，只要水平不是“特别差”、音准上能有一点感觉，就可以进来。一些普通学校的合唱团可能会挑音质比较好的孩子，但我们团就是参差不齐。

在合唱团，我会选一些小体量的专业合唱作品，让大家理解和接受合唱。孩子们喜欢唱流行歌，那就选一些改编的流行歌，作为调味剂。开始时我是想过，要带学生参加比赛，打造一个名团，但随着年龄增长，我自己心态也放平了。我们的学生小学时连音乐课也没上过，音乐基础弱，能够让我们参加的比赛也很有限。

我们曾经参加过一个全国性合唱比赛，拿了银奖，但后来它收费变得很高，我们就不再参加了。2023年我们参加了教育部发布的竞赛白名单里唯一的音乐类比赛——中国青少年音乐比赛，它是免费的，我们初中和小学的合唱团都拿了北京市的奖项。拿了市里的奖，就能参加全国比赛了，但比赛在张家口举办，我们要租车过去，还要吃住，考虑到经济成本，我和校长一商量，就放弃了。所以现在全国各大合唱赛事只要是收钱的，我们都不参加。但免费的比赛几乎没有。

我也不想用能否在“国家级比赛”得奖来评判我们孩子的水平。我觉得孩子们只要今天比昨天唱得好，就是好事。我们的孩子初一加入合唱团的时候，还不能张嘴唱歌，半个学期之后能把音阶唱准了，或能唱一首简单的二声部歌曲了，在我这儿就是好的。

除了音乐上的进步，唱合唱也会给孩子们带去很多改变。《风起前的蒲公英》里的主角之一王路遥同学，她初一时声音特别小，看人时眼睛都不敢直视他人，但到初二的时候，她敢跟我说话了，说话声音、唱歌声音也变大了，这就是因为她音乐素养和能力提升的时候，她变得更自信，更敢唱出声来。这种自信也体现在其他学科上：当路遥敢在合唱团里说话，在其他学科上也敢于对话了。

合唱也能培养孩子的团队合作能力。有时候，我在排练时会和同学讲，我们是一个团体，如果一个学生迟到了，我们所有人都要为他的迟到买单。

我常常和孩子们说，合唱团就是你们生活的调味剂。曾经有同学问我，音乐还能高考？他不知道还有艺考这回事。我们的工作就是让孩子们尽可能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能有出路，只不过出路是否适合他们，还得等到高中或更大一些时，再结合他们的喜好或家庭情况去做一些选择。

2017年时，清华大学清影工作室来拍纪录片。最近纪录片上映后，呈现了冯小云去中央音乐学院面试的经历（编者注：蒲公英中学冯小云参加中央音乐学院的“摇篮计划”考试，在等待考试时，摸了教室的一台钢琴，被学院老师记下了名字，说她“未经允许碰了琴”，在考核“礼貌”一栏被打了D，最后取消资格）。很多人为孩子鸣不平。我本来就很看好她，也觉得特别遗憾。

她去考试时我没在场。后来我安慰云云，我说人生的机会有很多次，这一次没有得到，我们以后还有很多机会。现在遇到了一个坎儿，我们就勇敢地跨过这个坎。当时我也问云云，合唱团同学们也很关心你的考试结果，我能不能拿你的例子，在排练的时候跟同学们说一说？征得她同意后，我就在排练时和大家说，这个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规则，大家平时要懂得遵守规矩。曾经有人问我，对于十几岁的孩子，你和他们讲规则是不是太残忍了？但我希望孩子们引以为戒。

蒲公英早些年的学生，他们对很多事情很好奇，但他们对社会接触得少、了解得更少。合唱团刚成立时，我带孩子们去演出，在酒店，有些孩子说：“这厕所比我的家还大，真好啊。”一些同学连冲马桶都不会，有一次我还跑到男厕所，帮男同学冲过马桶。

一些待人接物的小事也是如此。比如接东西时要用双手去接，说话时要看着对方的眼睛、眼神不要躲闪，如果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就看着对方的第二颗纽，以及要和别人打招呼、要说谢谢，这些简单的礼仪，我每年都要教给孩子。不光是我，我们学校的音乐、美术、体育，或者其他科目老师带着孩子们出去参加研学、游学，都会教大家，去哪里就要遵守哪里的规则。我觉得，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些规则，它不是我们制定的，我们要遵守，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在蒲公英学习音乐的经历对这些孩子意味着什么呢？就在今天（7月18日，夏令营成果展示日），有位公益基金会的老师问我，“毕业时咱们的学生（乐器）能学到什么水平？我说我们是一个普通中学，在普及艺术教育，这是一个让孩子们平等地享受艺术的熏陶和学习艺术的过程。我们不是在培养艺术家，不会用“达到什么样的水准”来衡量我们的学生。

其实，教育的结果往往不是老师能预想的。我一般不会去劝孩子们去学音乐专业或其他东西。他们还是个初中生，对于人生目标和规划还没有那么清晰。那我们在多方面去给他们播撒种子。至于哪一颗种子会发芽、开花，就让时间来证明一切。

我带合唱团的这些年，每年都会招进来一些有天赋、唱得好的孩子。但因为蒲公英的学生是流动儿童，不能在北京上高中或参加高考，通常他们在初三时就会转学回老家。刚来学校那几年，我刚培养出一个“顶梁柱”，他/她就转学走了。我那时才30岁出头，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这一切，总是因为孩子走了而伤心地哭。但校长（郑洪）就会安慰我，“要慢慢适应，我们（学校学生）是流动儿童，就是会不断地变化、流失”。所以这不10多年了，我适应了，现在不会哭了，而是会祝福他们。

前几天，一位毕业生告诉我，他拿到了沈阳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读长号演奏专业。2015年学校开设管乐团，他从零开始学习了长号，但只学了两年，就回老家考高中了。回家之后，我们在这里播撒的种子开了花、结了果。还有一位毕业生也曾是我们合唱团的“好苗苗”。前几天她回学校没找到我，最后加了我的微信。她告诉我，她现在考上了北外德语系的研究生，平时还会弹弹琴唱唱歌，有时回想起初中时出去表演的经历，觉得特别美好。这就是七月，一个悲喜交加的时节，有毕业季的离别，也有学生带回来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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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球球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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