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上映二十多天，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的票房仅有64万。这是一部几乎没有排片的电影，却拿下了豆瓣8.5的评分，用“冷门佳作”来形容，或许再合适不过。
社交媒体把这部电影称为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很多观众以为它是一部关于“音乐如何改变人生”的励志片。但看完后不难发现，电影几乎没有什么激烈的剧情冲突，也无关逆袭人生的叙事，仅仅是用散文诗一般的方式，讲述了一群孩子如何在流动中成长的故事。

记者｜刘姝颖
编辑｜王海燕

与“逆袭”无关的故事

影片名字中的“蒲公英”，取自拍摄的主要对象，北京蒲公英中学。这是北京市第一所专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设的公益性初中，在这里念书的孩子们，都是随父母来京居住的“流动儿童”。

电影开始拍摄的2017年，蒲公英中学正要面临校区的搬迁。原本的旧校区地处北京老三余村的村办工厂，教学楼由旧厂房改建而来，虽然条件不算优越，但校园独特的氛围打动了导演梁君健：学校墙上是老师带同学们亲手绘制的巨幅壁画，乒乓球台上晒着萝卜干，校园里随处可见大片的绿色和彩色……这些“生机勃勃”的细节，经由镜头的展示，也构建起了观众心中的蒲公英中学初印象。

故事围绕着蒲公英中学的合唱团展开。和很多观众的想象一样，在梁君健最初的设想里，这会是一个借由音乐来讲述底层逆袭的励志故事：一群从小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连音乐老师都没见过的孩子，通过合唱团实现人生梦想和自我价值。

梁君健说，他当时刚刚在一个电影节上看过日本电影《唇上之歌》，讲的是一个音乐老师在家乡带领合唱团赢得比赛，并在音乐中互相治愈的故事。所以在蒲公英学校的前两个月，梁君健都在频繁地询问带领合唱团的袁小燕老师，什么时候有比赛。

但随着拍摄的展开，梁君健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他们没能拍到比赛，合唱团其实也没有太多像样的演出机会，这成了一次与过往经验完全不同的拍摄。合唱团的水平参差不齐，想象中的励志成长故事不存在，他甚至很难找到一个传统纪录片里所谓的主线人物。因为每当选定跟拍对象后，过不了多久，孩子就转学离开了。最终成为纪录片“主角”的四个孩子，他们都没能在世俗意义上通过音乐改变人生，甚至连蒲公英合唱团本身，都没有展现出多么漂亮的成绩。

比如最先进入观众视线的两个男孩，张展豪和权煜飞。张展豪合唱训练时嗓音最洪亮，在宿舍弹吉他时潇洒而放飞，但面对不得不回原籍读初三的现实，他划掉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歌手”。刚上初一的权煜飞则是个小学霸，成绩好，能熟练地破开共享单车的密码锁，总在脖子上挂一张公交卡，空闲时满北京城转悠。张展豪和权煜飞都热爱音乐，但因为不同的原因，后来都离开合唱团，再也没有出现在片子里。

两个女孩主角，王路遥和冯小云在合唱团停留更久，王路遥经历了初一进合唱团时的羞涩、不敢开口，后来成为团长，独当一面。冯小云一出场就展露了极强的音乐天赋，是班里最早能唱出High C（高音C）的女孩，影片最后，她依然留在合唱团唱歌。但也仅仅是暂时还留下而已，她们的音乐之路并不顺利。

既然如此，两年拍摄，十几个跟拍对象，800多小时的素材，最终到底呈现了什么？

实际上，它讲述的，恰恰是蒲公英中学的很多孩子都要面对的两个人生命题：不断上演的离别，以及成长过程中愿望的破碎。

前者是因为蒲公英中学和这群孩子本身的流动性。作为外来务工者的子女，学生们大多在初三前就要回原籍准备升学考试。其他孩子相处三年才要经历的离别，他们在初中第二年就开始准备面对。影片中，初二的张展豪出场不久，就回到了河北老家读初三，成了第一个离开合唱团的孩子。

权煜飞的离开，则是因为合唱团男生数量太少，很多又开始变声，音乐老师做了一个“残忍”的决定：改组合唱团，让男生离队。权煜飞一开始努力争取旁听，但当他意识到自己真的不再属于这里之后，他不再嬉皮笑脸，而是默默打开门，溜进了教室外的夜色中。

在王路遥和冯小云身上，离别的伤感和心愿的破碎，则以一种更加心酸的方式叠加着发生。

王路遥原本性格羞涩，合唱时总因为怯场进不去拍子，但一年的合唱团生涯后，初二开学，她勇敢地主动举手竞选团长。歌声惊艳的同学冯小云出现后，她成了团里第二个唱出High C的女孩。但面对升学，王路遥最终在父亲的要求下，泪流满面地退出了合唱团。

父亲不想让王路遥走音乐的路子，是觉得家境普通的她以后会“吃亏”。冯小云就很快“吃亏”了，这个天赋出众的女孩，加入合唱团不久，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如果能够通过考核，她就能够进入到一个未来直通中央音乐学院的免费培训计划。家人非常支持她的音乐梦想，但冯小云没能通过考试，原因是她在考试候场时，弹了教室里的钢琴，被认定为“不守规矩”。

一个热爱音乐，看到钢琴忍不住触摸的孩子，因此丧失了一个学习音乐的机会。这一幕实在太讽刺，也的确在网上引起诸多讨论。后来采访时，我们特意问到这个细节，导演说，这件事发生后，蒲公英中学在社会上募捐了一批钢琴，放在教学楼的每一层，让每个路过的孩子都可以随便碰、随便弹。这个处理让人想起，片子里好几次出现在镜头上的校园标语，“笑破不笑补，哭辱不哭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导演组选择了这个细节，同时还选择，让它像一个普通情节一样，流淌过去。就像生活的每一天，都会从我们身上流淌过去一样。

议题之外，孩子们的世界

写到这里，或许可以下一个结论：《风起前的蒲公英》注定不是一个强情节的纪录片，没有高燃的逆袭故事，同时批判又显得极度克制，甚至缺乏明确的价值观导向（所以很难剪成现下流行的短视频来进行宣发）。这也注定了，这部片子的票房和传播都不会太理想。

但如果你希望坐下来欣赏一个传统手艺团队，以传统手法做出来的传统纪录片，那它就太好了，以当下的电影市场来看，说是“绝唱”也不为过。不同的人都用“散文诗”来形容过这部纪录片。

最终呈现出这种气质，一部分原因来自蒲公英中学本身的特殊性。作为一所完全公益性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蒲公英中学的身上有很多标签，也一直处在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报道之中。但只有真正进入其中，才会发现，这所学校最动人的地方，并不是那些标签覆盖下的部分，而是关于它传达出的更本质的思考：如何通过教育，培养出一个健全的普通人。

蒲公英中学并不缺乏逆袭故事的蓝本，比如入学初一新生的课业水平只有小学三、四年级，但学校能常年保持70%~80%的高中升学率，也不乏毕业生从这里直升国外的高中，最终考上世界名校。

这里也不缺乏更残酷的城市折叠故事。比如导演提到的，他们拍摄到的诸多学生家庭搬家故事。比如这些并不被北京完全接纳的孩子，却受邀在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开幕式上唱《北京欢迎你》，同时有因为水平业余，只能提前录音，现场对口型来演出。

但紧接着，导演又拍摄了返校后的女孩们，在水房里洗漱，彼此帮对方擦去脸上的妆容，再次清唱“我家大门常打开”，并感叹，“好像在这唱的效果更好听”。

外来务工者子女和“中产特长”的碰撞，这是故事本身就存在的强烈对照。但电影全都保持点到即止，这并非圆滑，也非怯懦，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因为纪录片着重呈现的，恰恰是这些孩子作为“具体的人”的成长，他们不只是作为阶级议题的符号和工具。电影的导演和剪辑指导唐韬在采访中强调，希望观众可以放下大人的眼光，去感同身受这些孩子的世界。“任何的个体，都不该被一个所谓的宏大议题所淹没。只有尊重和读懂他们的视角，才更能拓宽每一个观众的生命体验。”

沉重的命题固然存在，但并不能掩盖生命本身的光芒。看电影时，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这些所谓务工子女身上细碎的成长瞬间和独特个性。他们未必有多优秀和讨人喜欢，但都是“很小孩的小孩”，有十几岁出头的天真，也有年龄限度内的聪慧和成熟。在他们身上，你几乎看不到任何鸡娃、内卷和互联网影响留下的痕迹，反倒有种这个时代所稀缺的“老式小孩”的魅力。你会看见权煜飞在退团后依旧穿着印有“艺术有力量”的T恤出门；第二年开学，冯小云再次走进合唱教室，平时不爱笑的她，终于自然地对镜头展露笑容。

在影片最后的部分，蒲公英中学终于搬迁了，学校把旧校区里的树都挖走移植到了新校区里。新建的教学楼楼顶上，老师带着孩子们用木头盒子装上泥土，埋下新的种子。梁君健说，他看到这个画面，想起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的《金翼》，书里有一段描写，是在抗战时期，整个民族、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时候，种地的老人家教导孙辈说，“孩子们，别忘了把种子埋入土里！”

图源：风起前的蒲公英官方微博

所以导演说起纪录片外孩子们如今的现状时，我毫不意外。他说张展豪上大学后组建了摇滚乐队（后来解散了），王路遥的大学课程里仍有音乐课让她挥洒天赋。冯小云看完电影后告诉导演，她理解了王路遥的爸爸，或许对音乐和人生，她都有了更深的感受。权煜飞升学去了一所管理严格的“衡水式”中学，高考成绩不错，但他说，高中三年对他而言仿佛不存在，只有在蒲公英中学和合唱团度过的时光是彩色的。

音乐没有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但片子已经展现出，当一个人被真正用心对待过，有过热爱并勇敢追求过的时候，他会永远有力量。就像种子埋进了土里，时间的河流会浇灌泥土，谁也不知道风何时来，但在飘散之前，蒲公英注定会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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