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身、坐下、徘徊、等待、离开。这里没有传染病，却人人都戴着口罩——这里是北京安定医院的二层大厅。

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专业老年精神卫生诊疗的机构，安定医院成为众多精神疾病患者的首选医院，其中不乏受到疾病困扰的老年患者。从清晨到深夜，叫号信息不停地滚动闪烁，医生与护士穿梭往来，患者与家属望眼欲穿。

来自山东菏泽的刘亮今年60岁，随子女来京定居，平日里帮着照顾正在上学的孙子。乘坐地铁来医院复查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规定动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3的数据，全球抑郁症患病率约为5%，而65岁以上老年人群抑郁症的患病率保守估计在10%~15%。《中国老龄发展报告2024——中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显示，我国26.4%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其中6.2%的老年人有中重度抑郁症状。

但当我们谈论“抑郁”时，我们似乎把最应该关注的老年群体遗忘了——

“不是矫情，是病！”

当我们还在纠结“老年抑郁”是不是一种“矫情”时，老人们的处境已经开始变得日益艰难了。

除了城乡分布规律，全国各地区的老年抑郁患者群体分布也有一定规律性——

尽管有如此高的老年抑郁症检出率，走进安定医院，目光所及，病人群体仍然以青少年及中年群体为主——与网络环境一样。

安定医院里等候叫号的抑郁症病人，大多有家人相伴，但刘亮是个例外。

“我自己偷偷过来的。”表面的从容难掩他语气中的失望不安。起初，家人反对他上医院，是因为觉得抑郁症是心病，没必要专门上医院一趟；而这几年，家人虽然不会反对，但也绝不会主动陪他一起来医院。

二十年的辗转治疗，病情反反复复，他始终独自奔波在求医的路上。

“2004年，我开始出现胃疼、背疼、腿疼等躯体化症状。2007年，我第一次在山东老家的县城医院接受治疗，2021年来北京治疗。”刘亮提到，从患病到确诊，他用了整整三年时间。这三年里，他辗转医院各个诊室，胃镜、CT各种检查全都做遍，却始终没查出问题，最后医生建议他去精神科。

抑郁症作为一种精神类疾病，往往也会以躯体化的症状表现出来，使抑郁老人们的身体遭受各种折磨。

当被问及“患者和家属，谁主动提出来看病”，安定医院抑郁专家门诊的医生李丽说：“具体要看什么病。以情绪为主、睡眠为主或躯体化症状为主的老年病人，他们有自主的看病意愿；但是以思维障碍为主的病人——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病人，他认为谁都会害他，有人要追杀他，而且不认为自己是病人，因此不愿意治疗，只有被家人强制带来看病。”

目前国内抑郁症的就诊率仅9.5%；接受药物治疗的充分治疗率只有0.5%。

“不是矫情，是病！”刘亮长叹。

不论年龄，在抑郁症确诊的过程中，我们在安定医院的走廊里听到太多后知后觉者的感慨：“我来看病，才知道我来对了；可是我来得太晚了。”

2024年6月，30岁的王宇在小红书平台上发布了一条名为“我那上吊未遂的爷爷”的视频，讲述年近九十的农村爷爷王建国与抑郁症斗争的心路历程。

2023年夏，王建国曾在家中阁楼试图上吊轻生，在最后一刻被家人发现救下。他的极端行为让家人在惊惶中意识到，老人的情况需要被严肃对待。在家人陪同下，王建国前往医院接受治疗。

在农村或四五线县城市，由于知识水平与宣传科普受限，空巢老人的情绪、体征异常很难与抑郁症相联系。

《中国新闻周刊》在《“沉默”的老年抑郁》一文中提到，年轻人可能会直接说“我心情不好”，老年人往往通过身体不适表现情绪问题，比如“胃疼”“忽冷忽热”等，而这些不适常常查不到明确病因。

而这样的情况的确有相关的理论根源——根据精神分析理论，躯体症状是患者身心连接的桥梁。抑郁障碍患者常将无意识的欲望和冲突转化为身体不适，这既能缓解内心的痛苦，又能通过引发他人的关注和同情，获得更多的照顾和支持。因此，躯体化症状在抑郁障碍中尤为常见。

老人们不用“病”定义自己的处境，只是描述、或用行动证明自己所承受的“痛”。老年抑郁与躯体疾病交织在一起，为他们的老年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

当我们将老年抑郁患者与健康老人相比较，发现抑郁老人多数独居，缺乏与家人朋友的交流。

王宇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舅姥爷是北京大学的硕士。

身体还硬朗的时候，他会学习很多东西。比如学着用智能手机，还会去看新闻。前几年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还跟我聊最新的时事热点——他愿意思考，学习新知。”

但王建国却一直不愿意学用智能手机。逼着他学时，他也只说：“这个屏幕，我划不动。”

“爷爷不愿意去接受新鲜事物，就没有事情做，每天就只能在这边呆着。别说老人了，把你的手机没收，每天只能干坐着，当然难受了。”

这药，到底要不要吃？

抗抑郁药物有哪些种类？它们又有哪些副作用？

2019年吴群在安定医院确诊抑郁症，他的病情以思维障碍为主。持续服药过程中，病情得到控制。但2024年初，他突然把药全都扔了，认为自己已经痊愈，不再需要进行药物治疗。

据吴群的老伴田晓芬讲述，刚开始停药，他并未出现任何异常情况。但停药半年后，爷爷完全封闭了自己，并尝试自虐。由于情况不可控，他最终被家人送进急诊室。如今，抑郁症病情不稳定，他还确诊了双相情感障碍——注意力不集中，无法正常沟通，出门也成了困难。

抑郁症如同一片阴霾，笼罩着患者的生活，而抗抑郁药物虽为驱散阴霾的重要手段，但也可能在患者的生命中投下新的阴影。

药物治疗的依从性问题，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大部分人还是接受药物治疗的，有一部分人抗拒。这时我们会采取心理宣教、健康宣教的方式劝导患者。”

医院信息李丽医生还提到，当发现停药或外出旅游调节身心都根治不了问题时，患者们往往会选择重新吃药。

“会不会有人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而放弃药物治疗？”

“有，这个群体人数还不少。”李丽医生还提到，医生会根据副作用情况主动规避风险。“但是抑郁症无法根治——它会反复发作，就像感冒一样。患者停药后的两年内，抑郁症复发率高达50%；不过实际临床实践中的复发率更高，达到70%~80%。”

药物治疗始终是抑郁症常见的治疗方式之一，对于中重度患者来说，抗抑郁药物必不可少。刘亮患病二十多年，也吃了二十多年的药。

“再难受，也得把药吃下去。”这是他给其他病友的忠告。

面对老伴“生活没有什么意义，活着也没什么意思”的抱怨，田晓芬总会告诉自己再多点耐心。“他有自己的准则，我们在家尽量不去打乱他的模式。对他要有点耐心，不要跟病人较劲。他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就行。”

在疾病和衰老外重建生活

老年抑郁很容易被当作是衰老的自然现象，当老人发现自己的病症无法用衰老体征解释时，接受自己开始变得“不再中用”的身心状态，接受家人对自己的“过度”照护或照护“失责”，接受亲密关系中的沉默……

在疾病与衰老之外重建自己的生活，这是比应对病症本身更具有挑战性的存在。

几年前，一场突发的脑溢血让王建国一夜之间变老——神情呆滞，嗓音嘶哑。他开始等待死亡。

王宇说：“爷爷眼睛里的光慢慢消失了。新闻联播不看了，扑克也不打了，就连春晚也不看了。早上五点起床，他里三层外三层穿戴好后就一直呆坐在椅子上。”

比起衰老导致的社会区隔，抑郁症带来的身心俱疲仿佛很快给老年患者的人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挥之不去。

“上班远不远？”、“北京天气干不干燥？”，王建国每次打电话都会问孙子这两个问题。千言万语的关心，最终都汇聚成这两句话。王宇明白经常性的交流很重要，但一打电话，爷孙俩仍会陷入无话可说的境地。

“他其实很想关心我，但是聊来聊去就这两句，聊个20分钟就会发现没话讲了。”

当谈到上吊未遂的爷爷时，王先生坦言，他在北京工作，平时回农村一趟很麻烦。他的父亲与叔叔，虽然与爷爷家相隔不远，但鲜少前去探望，常常只呆半天，饭后就离开。

农村老人的困境同样困扰着城市老人。刘亮说，他儿子在北京一家医院重症监护室工作，工作很忙，平时基本没空关心他。

农村老人与城市老人的差别不仅仅是居住环境，更多的是与子辈无法克服的距离与极其缺乏的社会活动。所以，一旦农村老人获得代际照料与经济支持，他们的抑郁症状缓解程度相比城市老人来说会更加显著。

刘亮平时很少交朋友，不带孩子的时候，白天就一个人去公园里转一转。抑郁症的躯体化表现外化了隐匿在他内心的难受，身体的疼痛成为情绪发泄的出口。尽管有药物治疗，躯体化症状缓解了不少，但失眠一直困扰着他。

相比刘亮，何立尝试着多给自己找些事情做。“我没事就出去遛弯呗！平时哪都去，市内市外，这公园那公园，来来回回的，还会打打牌。”

多出去走走，培养一些爱好，是医生给抑郁老人的建议。

经过一定治疗后，王建国的情况有所好转，开始学会了使用手机。虽然不会使用微信，但也能勉强刷一下抖音。他开始帮亲人的餐馆扒一扒大蒜，开始在家用脚踩一踩小车轮。

抑郁症的确诊，让奔波忙碌的家庭重新聚到了一起。住院、检查、仪器治疗、药物治疗，王宇的父亲、叔叔们轮流陪伴爷爷，想办法让他“忙起来”，能够有事情做。他曾经也提出为爷爷请一个保姆，照顾起居的同时还能“做个伴”，缓解孤独。但是爷爷拒绝了。比起“指标性”的陪伴，在爷爷的心中，家人的陪伴才是最为珍贵的东西。

除了个人的兴趣爱好、来自家人的陪伴支持，社区在老年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了实现“科技助老”，助力老年群体掌握体验网络生活必备的技能，北京海淀区紫竹院街道社区时常开展志愿服务，大学生志愿者教老人如何使用手机——老人们在与年轻人的接触过程中有了更多沟通的机会。

70岁的孙阿姨第一次使用微信与家人视频通话后，她突然说：“我终于能随时看到孙子笑了。”

不知何时，刘亮身边聚拢了许多听众。有互相搀扶的老人，有神情疲惫的家属，有探头张望的孩子……他们静静聆听，默默注视。他在静默中慢慢地离开了。

人潮依旧。

银发浪潮里，老年抑郁症患者们值得被看见，更值得被爱。每个人都会老去——爱他们，就是爱将来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