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秋天，我离开华府小公寓的妈妈、妹妹小玉和我们叫小胖子的弟弟小瑞，回到我中学喜欢的住校生活，与同龄同学分享共同感兴趣的社群活动。妈妈给我买了一件红色睡衣外套，和一双又暖又软的有白毛滚边的红拖鞋，把我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打包在一个行李袋里，交给我带到东北佛蒙特州省的学院去。临走时，她还塞进我手里一个小包包，里面装着十五美元。波比荣和他那好玩的Jaguar跑车在外面等着载我，奔向纽约-本宁顿那好几百公里通往大人世界的路程。
到了本宁顿学院，我第一次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从来没有任何人群聚集的地方能让我感到那么轻松、自在，没有条条框框限制脑袋。我被分配到叫做坎菲尔德屋（Canfield House）的宿舍，和一位二年级的学姐住同一个房间。在那里，我们能储藏自己的食物和酒类，烈酒和餐酒；男朋友能待到凌晨两点钟，之后就得出去以便同宿舍女同学能好好地睡觉。我们的行为真是算例外的自由，非常爽朗。我从来没听说任何机构对学生给予过如此大的信心。本宁顿不但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同时也交给我们无比重要的自我管理责任！
上课不在指定的教室里。老师们到我们楼下的客厅里来讲课。他们可能坐在沙发上，同学都坐在地毯上抽烟，把烟灰弹进蓝色牛仔裤翻起的裤边里，专心听课，老师在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内容没有限制。在本宁顿，“学”和“问”不是二手的，没有设定好的框框。我们越问越进入状态，越开心，越想再问、多问……然后会写下自己深切的思考与感悟，真正学到自己想了解的东西。
除了一门叫《语言与文学》的课程以外，本宁顿学院里没有别的文理必修学科要求，选课表完全由同学们和各自的指导老师仔细商量之后定下来。每个人选定的课程都不同。一大部分人选了表达艺术，像写诗、戏剧创作、小说、绘画、作曲、陶艺、雕刻；或者表演艺术，像声乐、器乐，舞蹈、戏剧演出。很少同学会选二手性的理论研究学科，比如医学、理学、政治学或法学。我们的老师很少是博士型的人物，但每位都是真正在践行一手生活的艺术家，或是活跃在纽约办展览的人。没有所谓“学术性”框框。就这样，我以前碰到的框框、界线，那些限制，忽然都不见了。
有一些学生选了有趣的文理组合，例如医学预科和音乐。这将实现非常有效的生活模式，在专业性的工作后能深深地享受业余时间，因音乐与医学同样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心态。我那时只想画画、唱歌、进管弦乐队和在戏台上表演，但导师温和地劝告我别如此地狭窄，就针对兴趣和基本学术设计了一个含三种科目的综合课程。我的毕业作品包括了一堆短篇小说、一个绘画陶艺展览会，和一个物理试验品——威尔逊云雾室（Wilson Cloud Chamber，观察电离辐射路径的粒子探测器）。1954年，我 20岁的时候，出人意料地和保罗·博普尔（Paul Boepple，1896-1970）在华府一个刑事法庭的法官面前结了婚，因此没有与其他同级学生一起毕业。等到三年后做完毕业作品才和 1957 级的学生们一起毕业。
保罗·博普尔是我们在本宁顿学院的辅导老师。这位祖父般的瑞士音乐家爱上了他那有混血的面孔、会读中文、并毫无疑问地遵从年长导师权威的亚裔学生。我心里当时非常混乱，一方面乐于接近我最熟悉的德国口音、熟悉的欧洲心态，很自然地对博普尔一家产生了特别强烈的感情；另一方面心底涌起了迷雾般的恐惧，我怕突然被拖入大人的世界和大人要做的事情里去，仿佛置身于大海中一个小小的孤岛，旁边没有任何人，在激烈张狂的情绪里，只存在着我一个人，独自在无法控制的无形的困扰中挣扎。
我对老师和他可爱的家人自然的亲近是因为他们毫无强烈的美国式心态或行为。但从我心底涌出的感情一点儿都不是罗曼蒂克的恋爱。当我感觉到尊敬的老师对我的爱意越来越强时，我心底逐渐变得非常难过和困惑。过了一些时间，妈妈知道了。她的生气和伤心难以言喻，尤其当时爸爸不在，还被软禁于台湾，无法与家人团聚。妈妈心烦意乱，不得不寻求精神科医师的帮助。但她始终无法劝阻我：保罗要我做他的妻子——尽管我比他小将近四十岁。
那年夏天，姑父李方桂刚好到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参加老同行办的语言研究所夏季特别学期，这让我找到离开东岸的好借口，我马上飞过去，躲到姑父和我最爱的姑姑那儿避险了！我给保罗和他的家人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说我一点儿都不想恋爱，只希望自己毕业后能一个人出去，尤其是想到欧洲读硕士看世界，之后——大概26岁之后——才会开始考虑男朋友那些事儿。更要紧的是，在我心里，博普尔全家都是我最敬爱的人，我心底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这个家庭永远快乐地在一起。信里也说明我已离开东岸，到密歇根州去念书，不会再回东岸了。
我很开心能回到姑父和姑姑温暖轻松的怀抱里，并且从大二跳级成为语言学研究生也是很棒的新事儿。我发现自己在语言研究所里表现得还不错，部分原因是我已经懂中文、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并且能够欣赏甚至喜欢在这种研究中学习、思考。
我住在姑姑那儿，只说中国话，回到了好久以前那安全无忧的世界，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运气啊！那个幸福的夏天，我记得安娜堡新鲜的玉米好软好甜，我们坐在桌边，围着一大桌刚煮好的香喷喷的新鲜玉米，像有一年秋天坐在端木家圆桌边围着刚煮好的一大堆吃不完的新鲜螃蟹。到了秋天，姑姑、姑父回到西雅图，我留在安娜堡上学，在语言学研究所做功课，并搬到宿舍去住了。
我曾想象自己到了26岁，大概已经看到了世界上所有重要的事物，并完成单身可以自由去做的一切——独立的成长！我想去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 Française）学习，完成所有的必修实习，获得哑剧表演执照，建立到世界各地演出的旅行剧团，演员包括现代舞者兼哑剧演员，我们将乘坐一辆板车从一个乡村到另一个乡村，打开板车的两侧铺成一个舞台，我们将在晚上进行滑稽的哑喜剧表演。
但生活显然为我安排了不同的剧本。一天晚上，走廊的电话响了，是找我的长途电话，来自佛蒙特州的保罗——
皮蒂离开我了。她把两个孩子和大部分家具、我的钢琴，都带走了，搬到美国西岸的伯克利去了。我什么都没有了。请你嫁给我。
面对保罗家庭的变故，即使已经好好定下来读书了，十九岁的我仍感觉被抓进一个大人的笼子里去了，无法逃避。就这样无知无辜地，我开启了一段奇异的生活，进入了学院最年长教职员之家，成为了全校最年轻的妻子，住进“教职员苹果园宿舍”却被其他家庭排斥……
那是我生命中一段可怕的时期，我经历了儿童与成人、女孩与妇女之间如此复杂的人类情感。我希望自由且独立地活着，不知何故却没有任何权利掌握自己人生的决定，凡事必须听长辈的话。我觉得自己不够成熟，无法以平等的身份和态度回应保罗。
我的整个生命，从一个热爱问问题的充满好奇心的学生突然变成了一个无人交往、闭门在家的准家庭主妇，也无法再去上我最爱的创意课程，而要面对着一个没有音响和钢琴的空空的房子，琢磨大人的世界，日复一日地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持家的女人，从装卫生纸卷开始，一步步学习，如何收集垃圾，如何烹饪，研究风靡全球的经典书籍《烹饪的乐趣》( I.Rombauer’s Joy of Cooking)，在厨房的高脚凳上，把它一章一章仔细地反复阅读，并试图付诸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岁月累积之间，我不只了解了烹饪的基本步骤，也将我和保罗生的孩子视为我们巨大年龄差距下彼此相爱的活生生的见证。在这项使命的启发下，我成为了一个母亲，并开始学习为他人而存在和服务——我们天真可爱的婴儿菲利普（Philip）、菲菲（Sophie）、莉杜比特（Elizabeth/Lilbit）和比阿特丽斯（Beatrice）都出生于本宁顿。想想现在连当时最小的婴儿Beabea（比阿特丽斯的昵称）都成了六十多岁的年长妇人，真是太神奇了！她已经比1951 年詹宁斯音乐大楼的 134 室——保罗的书房里，我第一次见到那55岁的老教授保罗还老八岁呢！天啊！
我天生积极开朗，但生完孩子的那段时间，不知为何，我突然陷入了深深的悲哀，并且由于积累的内疚越来越深而变得更加沮丧。直到有一天，住在我们果园宿舍区里的绘画老师保罗·菲利（Paul Feeley）来看新生儿子时问道：
琼，你最近在画些什么？
哇！我的世界忽然开窗了！我一下子懂了，如果不画画，不创作，灵性的天空就会枯竭，心田就会悲伤，不创作会使我的情绪非常混乱。我每天小心翼翼地避免碰到任何绘画颜料，怕它们的化学成分对婴儿有毒……但菲利老师提醒之后，我就把心爱的东西拿出来了。当画架上放满了颜料和画笔时，我的心境马上恢复了平常的幸福状态，所有抑郁一下子都消失了。我发现，对我来说，创造比婴儿更重要……事情变得如此明显，它符合我以前一直梦想的独自探险的生活，一直到26岁。
的确，从之后的七十多年看来，那个我并没有成长为一个会照顾、关心和安慰孩子的妈妈，但是孩子觉得自己的童年特别地幸福，不像朋友们都被父母引导学习、选择职业方向，甚至婚姻理想。我一直在鼓励他们追求自己的最爱，好好地审视是否他们真的最爱，确定之后再把最爱当成职业。这里“职业”与社会地位或者收入无关，只与他们的灵魂的状态有关……
当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菲利普在 1955 年 12 月 23 日晚上——圣诞节的前一天出生时，生活才开始变得比较友好。母亲和亨利从华盛顿特区过来看第一个外孙子，当被问到他们是谁时，我听到妈妈说：“我是保罗·博普尔的儿媳妇”，之后马上纠正自己说：“对不起，我的意思是，我是保罗·博普尔的岳母。”当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错误，因为当时保罗已经六十多岁了，而妈妈只四十二岁，但她那句话听起来确实非常滑稽。随着时间的推移，邻居们过来看婴儿，带来了给婴儿的礼物。就这样，整个学院围筑在我们婚姻之外的冰墙开始慢慢解冻。
妇科医生布朗宁大夫（Dr. Browning）警告我，怀孕时体重不要增加太多。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呢。
大夫回答，体积大的baby较难生出来。他建议我们避免分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
我想，与九个月不吃巧克力相比，分娩时几个小时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现在他们鼓励孕妇大吃所有想吃的东西！
所以，我无拘无束地狂吃巧克力，体重增加了45磅，到分娩时我的体重翻了一番，达到九十多磅。但开心的是，分娩一点也不糟糕。我们晚上11点左右进医院，第二天早上7点37分左右，小菲利普出生了，哭声很大。菲利普的体重不到9磅。我预计体重会减9磅，但我那个庞大的身体看起来和生孩子前一模一样——一个有双腿的巨大圆球——母乳喂养也无济于事。我想，既然我看起来还像怀孕了，我还不如怀孕再生一个孩子，给小菲利普添一个玩伴。所以，小菲菲很自然地就加入了我们的家庭。我想这将是保罗最后一个孩子，我把我能想到的所有漂亮女孩的名字都给了她：苏菲·凯瑟琳·安托瓦内特（Sophie Katherine Antoinette），昵称菲菲（Fifi）。
这个baby给了我做母亲独有且特别的乐趣。菲利普会让任何人对他做任何动作，不管我们想如何抱起他、放下他，菲利普都会耐心地合作、顺从，让对方主动。与哥哥不同，菲菲会看着你的眼睛，每次你抱起她时，她都会盯着你微笑，当你挠她时，她整个身体会颤抖起来，发出轻微的咯咯笑声，比菲利普表现出更多的情绪。清晨，她会站起来，扶着婴儿床的边缘，上蹿下跳，等着我们把她抱起来，她的笑声响起，然后开始享受她的生活。
保罗休假期间，在欧洲旅行的第一天早上，我们到达了瑞士的格劳宾登州库尔市。我被菲利普的哭泣声吵醒了。我走进他们的房间，看到菲利普坐在他的床上，但在菲菲的婴儿床上，一团卷起来的毯子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
我的心跳停止了。我剥开了菲菲婴儿床上的一层层毯子，发现她胖胖软软的小身体蜷缩在下面，毫无生气，但仍然温暖。我叫醒了保罗，他当时8岁的儿子比利和我12岁的弟弟乔治，叫孩子们跑到村里去找医生。菲菲没有动。她快乐的灵魂已漂流到了遥远未知的地方。我们把她丢给了看不见的夺命者。她的小手没有紧紧地攥住我的手指。她已经不在了。
我抱着不再呼吸的baby，她不再动弹所以身体很重。寂静很沉。邻居们试图以多种方式提供帮助，即使我们前一天晚上才来到他们中间。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一天的每一刹那，我的生命是怎么过的。事物不再是真实的，因为什么都不存在了。我所看到的都是固体的东西，但它们皆透明通风，只有时间压出了异常的重量。时间像糖蜜一样把人拖了下去。爱和快乐消失了。生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无尽的虚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