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年过去了，龚鼎依然记得画《我的奋斗》那个夏天。
2006年毕业季，同学们都已经找好工作离校或回家。龚鼎孤身一人留在重庆的酷暑里，租下一间房子画漫画。房租每月190元，连窗帘都没有，他怕对面的人看到自己，将包含《24格》在内各种杂志附送的海报糊在玻璃上。地面没有铺地砖，裸露着水泥地，墙上坑坑洼洼，有灰掉落。为了让屋子看上去不那么家徒四壁，他又贴了许多海报。
漫画的主角，是一个留着长发、即将毕业的男大学生，在发现“人的成就和文凭成反比”的“真理”后，他用各种离经叛道的方式试图让学校开除自己，然而他没有得偿所愿，顺利毕业后，他成为了自己所不齿的庸常上班族。
画画之余，龚鼎会去楼下小卖部看会儿球，和老板聊两句。那一年，中国男篮在世锦赛打出了一场至今为人津津乐道的比赛——龚鼎目睹王仕鹏远距离投进一个压哨三分球，绝杀了斯洛文尼亚。
当时，他还不知道何时能投出自己的“绝杀三分球”，前路漫漫，自身也十分稚嫩。在同学离开之前，龚鼎拜托他们帮自己拍摄参考动作，因为很多姿势他画不出来。
龚鼎说，那段日子，小卖部老板是唯一和他说话的人，“反正挺孤单的，但是那会儿也很专注，很幸福。”
一年之后，《我的奋斗》摘得第四届OACC金龙奖“最佳编剧”与“最佳成人漫画提名”，龚鼎签下的笔名“CMJ”开始走红，活跃于主流漫画舞台。笔名本身也藏着一段青春记忆。中学时，发小总在街机游戏的高分榜上签下“CMJ”这个神秘缩写，龚鼎觉得其中定有深意，拿来当笔名，多年后追问，发小才坦白是“搓麻将”的意思。
成为漫画家CMJ，一路会收获怎样的人生，又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彼时的龚鼎完全无法预料。
同样在2006年，王小立开始创作《下垂眼》，发在个人博客上。编辑朋友看见，来向她约稿，就这样，她成为了《最小说》唯一的漫画专栏作者，笔下的校园青春恋爱故事，从黑白纸媒时代，绵延至如今网络彩色条漫时代。
2024年3月的一个夜晚，《下垂眼》5-7册的众筹页面上线后，王小立看到金额数字在短短几小时内飞速攀升，跃过44500元门槛。这份出乎意料的“一夜达标”，让她在屏幕微光前惊喜不已，看似人气衰微的老作品，原来背后仍有许多默默关注的读者。
王小立从青春期就开始画漫画，在台灯下，以一种无比认真的神态，用圆珠笔在书桌、墙壁、课本甚至床垫上画出大眼尖脸美少女。初一至大学，自她手中诞生了七八部画完的漫画，有头没尾的故事十几部，还有无数的单幅与四格。也尝试过投稿，退稿原因都与画功有关。直到现在，画了差不多三十年漫画的王小立依然会自嘲，“真的完全看不出来我学过美术”。
从2006年《下垂眼》连载开始，有八年时间，王小立的主业都是写小说，漫画一个月最多更新8条黑白四格的量，也没有写过脚本，“都是脚踩西瓜皮让剧情自己跑”。
她曾认为自己不够勇敢决绝，虽然热爱漫画，却还是将人生80%的时间分给了其他事情——做编辑，写小说，搞设计，打零工。直至纸媒杂志出现衰落之势，网络漫画开始盛行，漫画平台风起潮涌，新的机遇和挑战悄然降临。
“你不画有的是人画”
2014年，王小立遭遇了严重的创作瓶颈，几乎无法再写出新小说。彼时，传统纸媒杂志已现颓势，而网络漫画平台正蓬勃兴起。她意识到，这或许是将重心从小说转向漫画的契机。如果能获得平台的连载机会和稳定稿费，就能专注于漫画创作。
然而，这条路并不顺利。从2014年到2016年，是充满焦虑和迷茫的三年。为了寻求改变，她从广州搬到了杭州。这段时间里完成的《下垂眼》第4集，也尝试过当时流行的上色做法，但效果并不显著。
转机出现在2017年，王小立终于与平台签约，开始了网络连载。在签约前一年，她已将《下垂眼》第4集的完整版权售予平台，获得了一笔一次性稿费。 但平台合作模式很快发生了变化，从第二年开始，平台不再支付稿费，她的收入完全依赖于作品在平台连载的付费分成。
每周至少45格的全彩创作，强度远超过去，令她倍感疲惫。没有固定的稿费，她不敢请助手，一个人每天不停地画，堪堪够赶上截稿时间。付费模式并未带来稳定的收入，她在两个平台连载，其中一个平台每月最多能赚几千，另一个平台两年的收入加起来甚至不足1000元。王小立意识到，如果继续在这种模式下创作，她可能会失去对漫画的热爱，于是果断选择在合同到期后离开。
Buddy的创作生涯也经历了从纸媒到网络平台的迁移。她从被誉为“漫画界黄埔军校”的《漫友》杂志成长起来，创作生涯前十年都在与纸媒打交道。与以往杂志编辑一拍即合、快速推进的情况相异，Buddy复出后与网络平台的磨合长达一年。在编辑的建议下，她做了许多修改，连载开始后，编辑依据流量数据、读者反馈，会向Buddy提出创作调整意见。她清晰感知到平台对市场即时反应的重视，并据此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
Buddy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的创作状态截然不同了，纸媒时代，她常常边画边想，往往只有大概一半的故事大纲就开始连载，连结局都不确定，犹如“水面上的鸭子，看似悠闲，（实则）脚在水下拼命划，生怕沉下去”。如今她必须提前准备完整大纲，虽然过程繁琐，但也让创作更加严谨。
疫情过后，资本退潮加剧，许多漫画作品因流量不佳，往往连载未结束就被平台砍掉，行业形势很不稳定。
平台合作模式的挑战并非个例。CMJ的创作特质与平台需求难以契合，遭遇困境。他的创作方向逐渐偏向私漫画或独立漫画，与主流漫画始终保持着不小的距离。另一方面，他深受日本商业漫画熏陶，掌握的是主流商业漫画的画风、分镜技巧与漫画语言，这让他能够胜任商业创作的某些环节，可他的创作理念始终更贴近于自我表达，这又让他很难以自身为核心去主导一个流量型原创项目。“我的作者性比较强，但我的技术非常类型化”，这一矛盾让CMJ在独立与商业之间不断徘徊。
在参与《地煞72变》这类商业漫画的制作后，CMJ对商业连载项目的看法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他原本以为多人协作的项目一定比单打独斗的原创要轻松，后来他才发现，每个团队成员都像是水桶上的木板，大家都得将自己负责的部分稳定在及格线水平以上，作品才有可能呈现不错的效果。
截稿时间举着鞭子抽着人跑，不管状态好坏都得按时交稿，而要持续数年保持高强度创作节奏，无疑是项艰巨的挑战。“它对于工作流的设计以及团队的默契都有很高的要求。孤狼式的工作方式不但不持久，甚至对团队整体而言是有害的。”CMJ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和独立创作相比另一大不同是，必须把设定分镜等翻译成“工程图”，让团队理解他想要的效果。CMJ说，“这一点我直到现在做得也不是很好，还在努力修行。”商业连载项目的投入以及面临的市场风险是高于个人创作的，《地煞72变》因平台抽成、工作室生存压力等问题难以维系，不得不停更，这让他深刻体会到行业的残酷。
也有漫画家从入行伊始就放弃与平台合作。枯叶工房是双人漫画组合，两个学生时代相识的伙伴在一起合伙创作。成员之一拐棍上高中时，国内的漫画平台正如火如荼，大量资本涌入。她上传到网上的画被资本平台看见，对方邀请她当主笔，开出一格30-80元的高价，这对一个学生来说简直是巨款。但当她看到合同里版权归属平台的条款，询问能否修改后，对方冷冰冰甩来一句：“你不画有的是人画。”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她的才华对他们而言根本不重要，他们更在意数量而非质量，“通过撒网，捕到10个里面可能会有1个赚钱，就赢了”。商业化体系下，许多网络连载漫画因流量低迷被随意腰斩或篡改，拐棍无法忍受未来面临这种结局，所以选择走独立路线——即使不赚钱，也要画完自己的故事。
“没有用漫画赚到钱可以成为漫画家吗？”
不久前，枯叶工房的另一成员烙头也从公司离职，两人成了彻底的全职漫画家。“创作和画画对我来说是两件事，画画只是一种工具手段，而在创作的时候，我不会想去做别的事情。”烙头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在决定辞职的前一周请了一个小长假，每天都画漫画，假放完后，她辞职了，“我认知到我根本就不想上班。”
辞职后，两人靠存款和卖周边维生。漫画本身不赚钱，做原创IP的周边也没什么利润，但去年她们误打误撞设计了一款“菜夹子”，售价10元，意外在小红书爆火，帮助她们维持了房租和创作成本开支。它原本只是角色立绘里的一个生活化细节，却因为可拆卸、适配所有立牌，成了圈内爆款。
拐棍还一直经营着她们的漫画周边网店，相比之下，漫画更像是为爱发电，真正养活自己的反而是一些“不务正业”的副产品。“我想知道，没有用漫画赚到钱可以被称为漫画家吗？”拐棍自我调侃。
她们羡慕另一漫画双人组合Dr.K在线下拥有一间漫画咖啡店，店里同时出售周边。Dr.K从2018年开始做周边，她们也表示，周边是收入里挺重要的一环，大致占了三成比重。
Dr.K观察到，新一代漫画家自带创业者觉悟，不再指望单一平台，开始多线作战，做游戏、动画、短视频，用其他收入反哺漫画。虽然说不清环境是否变好，但至少不用像纸媒时代那样为杂志上几个坑位挤破头。
而Buddy道出了当前环境的另一面：纸媒时代竞争温和，连载稳定后便有固定读者群，而网漫流量为王，作品可能无声沉底。如今，她不得不同时运营多个社交平台，直播勾线、售卖签绘板，都是为了增加人气。再不善社交的漫画家都得打起精神运营社交账号，网络时代要求他们像自媒体人一样展示自己。
南天枭直言：“画漫画真的是要成为六边形战士。”虽曾签约公司，但前东家没有提供过任何宣传资源，一直以来都是她在微博、公众号上发作品，出版新书时，也由她亲自对接出版社。
作为很难同时兼顾两件以上事情的“单核人”，王小立坦言这些运营宣传事务过于繁重，她渴望找一个合作方，卸下这方面的负担。
南天枭曾尝试过朝九晚五的工作，业余时间画画，但她发现这种状态会造成严重的体力流失，没法集中精力创作。目前，她正全职创作新长篇《同担重生成了我的女儿》，去年解约后，她也彻底独立。没有平台约束，没有资本干预，代价是经济上的拮据。她坦言自己“厚脸皮当家里蹲”，靠降低生活成本维持创作。
许多漫画家都提到“节流”的重要性。2018年底，结束与平台的合作后，王小立将作品搬到了自己的公众号，改为每月更新一次，免费提供给读者。这种“免费但潦草”的模式虽然没有收入，却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轻松。她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画完，赚不赚钱人不人气的已经无所谓了”，加上之前高强度的创作也治愈了她的拖延症，在公众号连载期间，她保持着坚定平静、自律健康的状态，持续创作直到五年后作品完结。
在这段时间里，王小立发现存款奇迹般地没有减少。一方面，深居简出的生活成本低，另一方面，手头的存款也通过简单的理财增值，她赶上一波基金牛市，加上漫画的零碎收入，就基本持平生活费了。
“如果有确定想做的事、想走的路，那趁年轻就最好有一些经济意识，这样以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时，心态更纯粹，不用受太多外界束缚。”王小立总结。
这些年，CMJ做过的工作难以计数。毕业后迁居广州的两年里，领过月薪一万元的薪水，也给人当枪手画过服装效果图，接过广告插画。后来，他北上当杂志编辑，当漫画讲师，又以客座主播的身份活跃于播客领域。2022年，CMJ开设了一档漫画赏析类电台节目，他目前的状态是，商稿占40%左右，播客和原创漫画各占30%。
CMJ的主播之路始于一场无心插柳的尝试。最初只是与朋友玩票，却在分享漫画、电影等文艺作品时意外找到了自己的声音。虽然内心始终住着一个漫画家梦，会产生“擅长的事儿和想做的事儿不一致”的怀疑，但当发现听众与播客的内容产生了共鸣，自身也收获了进步，CMJ终于与自己和解。
踩坑经历可以说上一沓
2014年是王小立最迷茫的时期。写不出小说，漫画单行本也不好卖了。浑浑噩噩过了一年，有人说要投资她，邀请她去杭州，她奔着开公司的念头从广州搬过去。工作室开了三四个月，一个助手帮她上色，但除此之外，大家都不知该如何推进业务，最终各奔东西，她又回到了单干的状态。那时资本涌入漫画行业，不同背景的投资者都想分一杯羹，她合作的资方本身不懂漫画。
即便与专业团队合作，作者们也面临潜在“不平等条约”，最普遍的是版权归属问题。2012至2014年，Dr.K在《劲漫画》上连载《核心防卫》，这是一本日本讲谈社来中国开办的杂志，在异国水土不服，发展并不好。签约时，她们还未毕业，曾将合同交给学校老师审阅，老师表示没问题。但事后她们发现，自己做的是原创，签署的却是委托创作合同。“这房子从设计到搭建到刷墙全都是我们在做，但是《劲漫画》给的合同说你们只是盖房子刷墙的，设计的部分是他们做的，所以这个作品应该全归他。”她们去和杂志方强硬交涉，最终将版权“闹”了回来。而在她们认识的漫画家里，能向杂志或网络平台拿回自己作品版权的不到十个。
枯叶工房在各自的行业摸爬滚打，累积了法律知识，乃至团队管理的经验。她们拿到合同会完整过目，对于很多事项流程的把控也超出了一般漫画家能做到的程度。
“‘老师我一直都很喜欢你的作品，希望能够帮助你在这条路上走得更顺’，一个作者第一次被人说这个话，一定是会感动的，就有可能把什么东西都卖出去了。”拐棍察觉，“有很多都是信息差，不了解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交流，那就会很被动。”
2020年，南天枭推出《没有童话的世界》系列短篇，探讨社会议题与人性困境。这个系列在微博上走红，很快被一家知名动画公司买断版权，承诺动画化并出版实体书。然而，签约后她才发现，自己踏入了一个典型的行业陷阱——版权被永久买断，公司既未履行动画化承诺，也未做过任何推广，甚至以“毒鸡汤”“女权”等非专业理由贬低她的作品。最终，这个系列在2024年被腰斩，版权至今仍被冻结。
这段经历给南天枭留下了创伤，当她画漫画时，那些糟糕的话会在耳边回响，让人无法继续下笔。这种精神折磨最终在《没有童话的世界》后期篇章找到了宣泄口。她将黑暗经历转化为故事，通过漫画探讨如何从PTSD中自救，如何将自我价值从他人的否定中剥离出来。“把仇人画进漫画里，”她笑着说，“只能说漫画家有这个权利吧。”
“但凡在国内画漫画超过十年以上的作者，你抓他来聊一些踩坑的经历，都可以跟你说上一沓。”CMJ曾和一家香港公司合作，结果经历了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那是当时唯一能够无删节为他出版的合作方，“很多时候作者踩坑，不是因为他们社会经验不足或者智力有问题，而是没得选。”
尽管《比马大战记》的出版为CMJ带来了一定的行业影响力，但他并未因此获得应有的版税收入，生活一度陷入窘迫。那段时期，他的信心与自尊都遭受了不小的打击。如今回望这段经历，他并未过多抱怨合作方，而是更倾向于反思自身的问题：比如依赖他人、缺乏判断力、心态浮躁等，这些都被资本精准利用。在那个漫画行业尚未规范的草莽年代，创作者们不得不快速社会化，不光得会画画，还得懂法律、会谈判、能识人。
“画漫画是自己和自己的斗争”
“所谓漫画家，就是指那些昼伏夜作，一天吃两顿，颈椎腰椎突出，阉来阉去都死不掉的人。”在CMJ的社交账号上，写着这样一句Slogan。
漫画家的身体绝对是革命的本钱。画《觉与观》时，枯叶工房沉迷于读者实时反馈的爽感，一周更新两次，熬夜到凌晨。结果第七话画完，双双住院。由于开刀疼得无法坐卧、被迫停更的日子里，拐棍忽然意识到，原本设计的结局太单薄了。出院后，她推翻原稿，重写了五六个版本，最终让故事有了更温情的收束。那次住院敲响了警钟，如今她们严格规划作息，每天到工作室打卡上班。
《比马大战记》后，CMJ没有再画长篇，他喜欢用跑步比喻短篇与长篇的区别，“有点像百米短跑和马拉松，短篇拼的是上限，需要的是爆发力，把你自己最好的那一面拿出来，然后迅速结束掉；长篇则不同，它是以你的下限在滑行，但它持续的时间非常长，这就要求你得有非常强的韧性和控制力。”CMJ擅长短篇，对长篇心存敬畏。他不是不想画，而是没准备好，目前既没有长线的故事架构，也没有足够的体能储备。
31岁那年，CMJ因重度心肌炎进了ICU，这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肉体痛苦尚在其次，精神崩塌才最致命，他忽然发现，以往自我认知是一个很爱漫画、不计回报的人，但事实上自己患得患失，而这恰恰是痛苦的来源。
住院前，他用漫画筑起精神堡垒，对世俗嗤之以鼻，出院后却走向另一个极端，玩命接商单挣钱，彻底抛弃创作，甚至觉得“画漫画只会带来破碎的身体”。挣扎四五年，他才将心态恢复得相对平和，“有没有回报什么的，我就不去想它了，我付出还不行吗？有条件我就多付出一点，没条件我少付出一点，不要把漫画作为逃避现实的工具，把生活处理好，才更有机会创作出更多的作品。”
如今，CMJ用一种更加职业的心态面对商业合作，同时也还在创作原创漫画。当生活开始步入正轨之后，他发现自己对现实的理解以及对人心的洞察反而变得更加深入了。
热爱发自内心，本无价，职业却要求看得见的回报。当用现实标尺去量心中热爱时，创作者难免陷入自我怀疑与价值迷失，如CMJ叩问自己，“这是对漫画的爱吗？”上大学时，南天枭在微博连载《网瘾少女的剑三日记》，凭借同人圈的积累吸引了一批忠实读者。和众多同人爱好者初衷相似，她做同人也是“用爱发电”，能从中获得许多快乐，会有种自己还活着的感觉。但她也发现，“一旦开始计较得失了，你就会变得很痛苦”。
CMJ谈到他对漫画创作的看法：年轻时的创作冲动十分寻常，然而真正的挑战始于激情退潮之后，能否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持续产出，保持旺盛的表达欲，并实现自我突破与成长，这才是每位创作者的终极课题。面对国内漫画环境与自身创作能力的双重困境，他直言“物质层面上的困难只是其中之一”。他建议新人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在业余时间持续积累，切勿孤注一掷，漫画是个长期的事业，“请务必苟延残喘，细水长流”。
创作者们心照不宣，“画漫画是自己和自己的斗争，”南天枭说，“当你没有创作欲望的时候，你哪怕很有钱，什么东西都有了，你也不一定能做出好作品。”
“总会有一些人过来‘找死’”
在转行之前， Dr.K尝试过放手一搏。
她们的代表作《猫箱反转》自2015年起在《神漫》上连载，2018年后，网漫崛起带来的冲击强烈。纸媒相对宽松的月更24页，被骤然拉紧至网漫要求的周更8页。“你不可能既要质量又要速度”，Dr.K坦言，这种节奏与她们追求精良画风的创作风格格格不入，一度只能靠“注水”的番外篇救场。
更深的裂痕在于创作本身的撕裂。她们必须同时适配两种媒介，纸媒精巧的跨页设计在狭小的手机屏幕上黯然失色，单行本曾经象征收入与荣誉，在高压更新和繁重修改下却沦为负担，最终被无奈搁置。心力交瘁的她们，心态也发生转变：“画了就画了，交上去就完事了。”
后来，Dr.K又决定尝试完全转向网漫路线，看能否杀出一条血路。2022至2023年，她们创作了条漫《VR聊天室无法下线》。为了这部作品，离开A-soul工作室后，她们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招来三个助手。
周更节奏下，她们先用一两天做好分镜，中间助手花两三天上色，最后一两天她们再来精修、后期。整个流程没有喘息余地，一旦有某个环节拖延，最后结果就是当期开天窗。“不能有任何意外发生，只要发生了，就得发公告道歉，而且你只要断一次的话，人气就会往下掉。”成员AD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更大的问题在于，助手跟不上她们的画功，助手画完之后，她们还得花时间修改。在决定连载这部作品时，她们已经对过往在纸媒上的精细画风做了调整，让它变得容易量产复制，中途又进一步下调。画的质量有时让她们难以接受，但截稿期就在眼前，“最后反正非常拧巴地就给交上去了”，久而久之，她们仅剩的热情被磨没了。去年，A-soul工作室被曝压榨员工，作为前成员的她们也感到过往相信的许多东西都崩塌了。
“没有一个形式，能平衡我们的身体健康、金钱收入，不要让我们牺牲或者损耗太多，能长期持续下去，作为一个终身工作并有提升的情况下，继续画连载。”这是Dr.K感受到的答案，她们选择转向游戏行业。作为画师，游戏的收益普遍远高于漫画。十年前，她们画的一页全彩图，游戏行业同样水平基本上3000元起步，但漫画的稿费只有250元。
这些年，王小立认识的漫画家朋友也纷纷转行，纯粹靠画漫画为生的人极少，不是写小说、做视频，就是接私稿、画同人、做模型玩具去了。“漫画更多是作为爱好或者一个遥远灯塔存在了吧，副业都称不上。”王小立感慨。
但与此同时，漫画家们对行业又抱有倔强的希望。在采访中，作者们不约而同提起了《小狐狸化形记》《灯神》这些出色的独立漫画，去年，它们的出版惊艳了整个行业。
枯叶工房观察到，越来越多的独立作者在微博、小红书涌现，他们画风多元，题材大胆，甚至有人为躲避AI对插画的冲击转行画漫画。拐棍调侃：“漫画本身形式的魅力太强，无论它赚不赚钱，总会有一些人过来‘找死’。”
CMJ认为，相比他入行的时候，从事漫画的人更多了，水平更高，作品也更加成熟。重要的是，现在的作者主体性更强，创作漫画的出发点也更为多元。“有些人画漫画是为了磕CP，有些人是为了记录生活，有的是为了服务于某个漫画类型，有的是为了探讨某个社会议题，有的是探索漫画这个媒介叙述的可能性。”
不过，他补充道，“比起过去的年头，我们的进步还是太慢了。好的作品还是太少，要是能更多一些就好了。”
在王小立眼中，如今的漫画，恰似劫后余烬里挣扎的星火，零零星星，却顽强地继续在野蛮生长。“希望这次能护住火种。”她说。
（漫画家柳堡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