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的山东菏泽，整个村庄已经在黑夜中沉睡，但其中一家屋子灯却还大亮着。
居住环境。图片由作者提供
村东侧一个不到十平米的低矮小屋内，一个消瘦的女人半弯着腰，双手推着老父亲身体一侧，用巧劲帮他从平躺变成侧身，然后她将盆里的热毛巾拧成半干，在手上绕几圈成拳击手套状，开始来回擦拭他的后背，接着是大腿、腹股沟……最后是隐私处。
这是我65岁的母亲张秀梅在帮86岁失能外公擦身。
擦身是一个力气活，也是个心理活。从最开始力气小的都抬不起父亲的大腿，到现在一个人能帮助他翻身。从最开始帮父亲带成人纸尿裤都十分难为情，到现在能面无表情地帮他清理隐私处。
这前后巨大的改变，农村妇女张秀梅只用了半年。
父亲倒下，儿女打架
问起外公的病，母亲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她只记得她去看望外公时，他已经倒下了，旁边有石磨那么大一滩血。
她当时吓了一跳，赶紧找来住在隔壁的舅舅，将外公送到镇上的卫生院。
一查，胃癌晚期，有意识，但只能卧床，顶多一年好活。花钱治的话，能延长半年到一年的寿命。
舅舅当即拍板，不治。
母亲对舅舅的如此痛快很有些不舒服，但想到自己也承担不了全部的治疗费用，也就没开口。
当晚，母亲的几个兄妹就在父亲屋里，讨论起外公的赡养问题。
舅舅作为长子，本应进行安排，他却一直低着头不吭声，倒是舅妈的破口大骂打破了沉默。
“你舅妈冲进来，三句话不离‘老不死’的，你外公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母亲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语气都有些不平静了。
经过这么一闹，舅妈扯着流泪一声不吭的舅舅走了，剩下母亲和两个妹妹。
二妹嫁到隔壁村，不算远，但儿子赚钱不多，家里孙子也多，所以出钱出力她都出不起。
三妹妹远嫁，来回不方便，但可以提供部分经济支持。
只有身为老大的母亲，离得又近，嫁给了同村的父亲，父亲宽厚老实，经济上，母亲还算说得上话，儿子女儿都在县城买了房，只要没有大的开销，日子也算过得去。
居住环境。图片由作者提供
天时地利人和，最终这照顾外公的担子，就暂时落在了母亲身上。没想到这一个暂时，就是半年。
其实，在外公没有倒下时，母亲就私底下和我们讨论过外公的赡养问题。外婆已经没了好些年，虽然舅舅作为儿子就住在隔壁，但对外公也是不闻不顾。平日里三餐就添副碗筷的事情，舅妈也直接以“打工没空”拒绝了。
在农村，“养儿防老”的实质已经变成了“养老防媳”。
外公所在的村大概居住了近1000户人家，近8成都是有儿有女的多子女家庭，如今，大部分的老房子内住的都是留守老人，有八九十岁依然身体健康的，也有七十来岁腿脚不便的，即使与子女同村，也不同子女们同住，每次陪妈妈一起去外公家时，经常听到隔壁90来岁的阿婆和我妈妈唠叨：“还是女儿孝顺啊，三天两头往家跑。”
老一辈总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可等父母年迈体衰时，又指望这滩水能倒流回干裂的家庭中。
三代人的对峙
对于母亲全权担下赡养外公的重担，我一开始是非常生气的。
外公外婆把大部分的钱都用在了舅舅身上。打小好吃好穿的先紧着他，就连他上高中的钱，都是靠母亲没日没夜织布赚来的，长大了更是，娶媳妇的彩礼钱，家里的宅基地，他家的新房子·······
可以说，家里有一百块钱，舅舅绝对拿走了九十块。外公把家里大部分资源都给了舅舅，那么养老就该是舅舅承担大部分责任。
可实际却是，舅舅一流泪，舅妈一闹腾，就把责任甩给了母亲。
这就是典型的“我弱我有理，我泼我自由”吗？
我甚至拿出了《民法典》与母亲掰扯，山东菏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每人每月761元，外公有4个子女，假设家庭人均收入约3500元，子女们在法律上需要承担的赡养费也只有1000出头。
可舅舅一家不开口，其他几家也都当哑巴。
农村环境。图片由作者提供
虽然遭受了不公平，但看着躺在床上的父亲，母亲实在不忍心。
于是我建议把外公送到镇上的养老院，每月近3000元的费用，靠外公的积蓄还是勉强可以撑个一年半载的，母亲的压力也不会特别大。
母亲却一口否决：“送进去，差不多就是等死了。”
她告诉我，隔壁村的张大爷，无儿无女，在家时，每年能有万把块的补贴，定期还有护工上门，给他剪头发、打扫卫生、洗衣服。
老头精神头倒也不错，可后来去了镇上的私人养老院，所有的补贴都归养老院所有，自己一分钱没捞着，而且养老院的护工还凶得很，知道他没儿女依仗，态度特别差。
张大爷在里面呆了几个月，刚住进来时还总计划着爬墙逃出养老院。据说后来在养老院里摔了一跤，现在已经离不开拐杖了。
“我宁愿累死，也不愿你外公受罪。”母亲有她这一代人的坚持，我有我这一代人的执着。我们都有各自信奉的一套赡养老人的理念，像一条永远到达不了的彭罗斯阶梯，永远循环，却永远无法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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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瘪谷”和“小梅子”
最后，母亲把外公搬到东侧的小屋，小屋左边是厨房，右边是淋浴间，这样安排，方便吃饭和擦身。
在接下来的日子，母亲就变得十分忙碌。
早晨5点起床，除了日常的做饭洗衣，喂鸡喂羊，打扫，赶集，打理田地之外，她得给外公换尿不湿、喂饭、洗脸、擦身、梳头、剪指甲、打扫屋子……全部活儿做下来，经常就到了凌晨。
母亲适应得很快，只是在给外公擦身和跟他聊天时会觉得尴尬。
母亲知道外公是个爱干净的人，所以隔一天就帮他擦身。
每次擦身前，她都要去鸡圈边，对着那五只鸡来回数上个几十来遍。
很显然，对于擦身这件事，外公也很不适应。第一次母亲脱他衣服时，他直接吼母亲，让她滚，后来身上实在痒得难受，他才假装睡着，后来干脆用衣服挡住脸。
农村环境。图片由作者提供
比擦身更难的事，是跟外公聊天。
母亲和外公都不是话多的人，两人面对面时，母亲就只会跟他说一些“今天天气如何如何”“隔壁家的二嫂子家生了个大胖小子”，这些家常通常不过十句话，接下来就是漫长的静默。
“昨天晚上，你外公好像叫我一声‘小梅子’。”说到这儿，母亲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从小到大，外公从来没有叫过母亲真正的小名，他永远只会叫她“瘪谷”。瘪谷，在农村里的意思是，产不出粮食却占据了谷仓的没用的东西。
一声“小梅子”，是一种主动和解。
它既承认了过去的伤害，又在当下的照料中重建了联结。对于母亲而言，这一声简单的呼唤，远超过它本身的价值；它承载着一个传统农民父亲说不出口的愧疚，和一个女儿终于被看见的释然。
农村卫生室。图片由作者提供
相比城市，农村老人的养老困境更加无奈。
有数据显示，农村空巢家庭占比突破70%。子女们为了生计，大多离乡外出务工，留下的老人不仅要独自面对生活的种种不便，还缺乏足够的经济来源和医疗保障，养老问题成为他们生活中难以逾越的困境。
经历过这次赡养事件，我也更能理解母亲。
比起上一辈，我们这一辈更信奉个人主义，即每个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下一代不应该为上一代的错误买单。
母亲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也不是感受不到不公，只是她在用实际行动，去直面自己在代际责任分配里作为女儿受到的伤害。
她曾语重心长地交代我：“如果有一天我和你爸躺下了，把我们送去养老院，我不会怪你们的。只要你们能够好好生活，不要为了这件小事吵架。”
作为女儿，她是一个沉默的承担者；作为母亲，她是一个为下一代不再重复同样命运的保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