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优秀的绵羊》迎来出版十周年，作者威廉·德雷谢维奇已年届花甲。十年过去，他发现这本书几乎无需修改，伴随纪念版发行而来的多数采访，提问也并无二致。对此，他不意外。十年间世界沧海桑田，但围绕教育和成功的困惑依旧难解。
2008年6月，曾在耶鲁大学任教十年的德雷谢维奇在《美国学者》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精英教育的弊端”的文章。他直指美国顶尖高校培养出了一批“履历完美、灵魂空洞”的学生——他们焦虑、怯懦，缺乏好奇心与方向感；他们被包裹在特权构筑的泡沫里，被灌输着一套自己并不认同却难以挣脱的价值观，习惯了在既定的轨道中前行。文章在美国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
7年后，他将这篇文章扩展为《优秀的绵羊》一书，在延续前文批判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教育的目标——“应当培养有公众意识的合格公民，而非仅仅为国家贡献GDP的工人。”书中提出，作为独特且有灵魂的个体，学生应当具备精神想象力去构思属于自己的生活路径，并有勇气将其变为现实。该书迅速跻身畅销书行列，至今仍是反思精英教育体制的代表著作之一。
“如果说当年有关精英教育弊端的讨论还仅限于学界或部分知识圈层，如今，功绩主义危机、大学缺乏真正的智性活力、大学生心理健康危机等问题早已成为广泛的公共关切。”德雷谢维奇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表示。
只看履历，他无疑是“优秀的绵羊”中的一员——先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生物学与心理学学士、新闻学硕士以及英文博士学位。然而推进镜头仔细端详，你便会明白，为何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激烈的批评者往往出身于同一体制内。
本科毕业后，对生物专业兴趣索然的德雷谢维奇盲目投入备考法学院的洪流，待一切就绪才惊觉自己不想做律师，仓促刹车；随后进入新闻学院，也不过是在逃避回答“我该做什么”；获得硕士学位后，对专业依然无感的他职业发展困顿，自信严重受损；他决意听从久被压抑的心声，但在被心仪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录取之前，他不得不挺过“申请11所学校，9所拒绝”的苦涩等待；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十年间，他尽力完成着学术考核，并将全部的热情投入教学与公众写作，可在一个以科研产出定义价值的体制内，这样的选择注定会被边缘化。他最终落败：46封求职信，换来5次面试、2次回访、0份录用通知。
2008年，就在他离开耶鲁、告别学术界的那一年，《精英教育的弊端》一文大获成功。幸运么？幸运从不轻易降临。一次次受挫，仿佛是内心的磁北在悄然校准人生的方向，“我们的经历本身就是铸造灵魂的熔炉。”这个过程既是煎熬的，也可以是令人振奋的。“这不仅仅是我的故事，如果只是我的故事，那它就没什么意义了。”
中国的高考分数刚刚公布，无数学子正站在人生的新起点。重读德雷谢维奇的《优秀的绵羊》是一种警醒，也是一种启程的铺垫。“不论就读于哪所大学，一定要学会主宰自己的教育，而不是让教育来支配你。大学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大学代表着人生的一次机会，善待这次机会，不要急着成为自己心中早已计划好成为的那个人，而是成为你自己从未遇见的那个人。”德雷谢维奇写道。而他讲述的，从来不只是大学。
特权常以弱势之名发声
南方人物周刊：《优秀的绵羊》初出版时便得到广泛赞誉，但也有一些来自常春藤高校的师生提出质疑。有的认为你对精英学校的描述可能会让中下阶层孩子对名校望而却步；有的认为你忽略了这个群体兴趣、抱负和背景的多样性……十年后针对这些质疑，你是否有不同的理解？
德雷谢维奇：享有特权的学生常常并不了解弱势群体的真实状况。有时当他们对后者的理解还停留在想象层面时，便以此为挡箭牌，借弱势群体的名义发声。我写这本书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让藤校不那么精英化，让那些家境并不优渥的学生也有机会进入藤校，且不会感到格格不入。
每当我在大学活动中谈论这些事时，总有听众质疑“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怎么办？”提问者往往是那些几乎一辈子都不需为金钱犯愁的学生。问题的关键是，我所提倡的是否适用于你。如果是，你就应该为自己负责，而不是借用其他没有你幸运的人的生活案例为自己找借口，逃脱应该承担的责任。
至于“多样性”。我在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也教过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聪明、有思想、富有创造力。但他们中只有极少数将教育视为更广阔的智识之旅的一部分，这些人往往觉得自己像个怪胎，尤其是因为他们从大学本身获得的支持太少。成为一名知识分子，首先要跳出固有的假设和强制执行这些假设的体制去思考。进入精英学校的学生恰恰是最善于在体制内运作的学生，所以他们几乎不可能跳出体制。
很多精英学校学生的辩护是出于一种防御心态。我在耶鲁从事了十年教学，《优秀的绵羊》出版前后，我也收到了大量的学生来信，走访了几十所学校，我的发现与公开数据一致：在美国38所知名大学中，来自收入最高1%家庭的学生数，超过了来自收入最低60%家庭的学生数；最受毕业生欢迎的五大类职业是法律、医学、金融、咨询和科技，其中金融、咨询和科技三类合计占比超半数。
南方人物周刊：回头看，书中哪些部分可以写得更有力？哪些会更克制？
德雷谢维奇：可能听起来不大谦逊，我不觉得书中有多少地方是错的。当然，世界在变化，如果站在现在的视角书写，肯定会有不同，比如书中未曾涉及的社交媒体。
我写这本书时（注：2015年），社交媒体已经存在，但智能手机尤其是前置摄像头才刚普及。那时提到社交媒体，人们主要想到的是 Facebook，而不是TikTok等更具成瘾性的平台。如今，社交媒体已成为影响年轻人生活的重要因素，也与我书中讨论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并使这些问题更加严峻。比如，你会频繁地拿自己与他人比较，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依赖于外部评价。再比如，以前年轻人需要克服学业压力，努力放下“成就导向”的焦虑，才能获得喘息的空隙，静心思考“我是谁”等重要问题。可如今，他们所剩不多的空闲时间也都被社交平台吞噬，年轻人更难有机会去发问，更难有时间与自我对话。
成年人同样深陷其中，但相较而言对年轻人的危害更大，因为年轻人正处于关键的发展阶段，而他们没有机会去完成必要的内在成长。
左边是自负，右边是自卑
南方人物周刊：提到“内在成长”，你在书中描述自己多年来都在自大与自卑两种情感之间徘徊。这种感受很多人都有共鸣。你早期对“成功”的理解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受父亲的影响？
德雷谢维奇：是的。我来自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父亲是一位成就颇高的教授（注：哥伦比亚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机械工程教授）。有移民背景的学生和家庭（包括那些已经成为中上阶层的）往往非常现实，很少有耐心谈论理想。《优秀的绵羊》出版时，他已经离世。我无意批判他，因为我知道他是出于好意。作为犹太人，我的家庭经历在某些方面与许多亚裔或亚洲群体非常相似。犹太人和中国人都高度重视教育，将其视为向上流动和获得成功的重要途径。
与很多望子成龙的父母一样，我的父亲建立了一种“情感奖励系统”——你必须是最优秀的，不能只是第二名，唯有如此你才能获得爱。然而，父母的需求和期望是无止境的，而且满足感也总是短暂的，结果就是孩子永远做得不够好。一旦这种想法被孩子内化，不管是需要被父母认可还是其他，所有成就的取得就都是为了得到肯定。这样的孩子常会徘徊于两个极端——左边是自负，看不起他人；右边是自卑，看不起自己。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让我印象很深的一处，你写道：“即使是在耶鲁找到一份工作这样的成就，也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自我安慰而已。”入职耶鲁不久，父亲就关心你何时发表论文，让我想起一些年轻人对父母“只要你尽力就好”“我们相信你可以更好”这类话的抵触——听起来是温柔的鼓励，实则是一种润物无声的施压，背后是令人不安的要求和期待。如果可以回到那个阶段，作为“父亲的角色”，你会如何回应当时自己的困惑和无助？
德雷谢维奇：其实这本书正是我写给年轻时的自己的。当然，有些话说起来简单，真要听进去并不容易。即便能听进去且接受，年轻人也常常自觉无力改变现状，从而陷入某种心理困境。不过，通过阅读例如玛德琳·莱文（注：《特权的代价：家庭如何应对物质丰裕与精神匮乏》的作者）或爱丽丝·米勒（注：《天才儿童的悲剧》的作者）等的作品，你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很多人都经历着类似的挣扎。她们会把那些你难以言状的经历和情绪清晰地表达出来。比如莱文在《特权的代价》里就写到：孩子们一眼就能看穿父母——所谓的“只要你尽力了就好”并不是真心话，父母真正的要求是“你必须做到最好”。快乐并不是重点，控制才是本质。
南方人物周刊：你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如何消化这套“情感奖励系统”？
德雷谢维奇：我从未与哥哥真正谈论过这个话题。我觉得他可能从未质疑过这套模式，身为医生的他确实过上了传统意义的成功人生，他的两个女儿也在复制他的成功。
至于我的姐姐，她非常聪明，也有成为医生的潜质，但在我们三兄妹出生的上世纪50年代，因为性别歧视的存在，父亲对她的期望没那么高。这可能也是她没有将那套心理模式施加于孩子们的原因之一。在我看来，她的两个孩子的人生道路更有趣，也比哥哥的孩子们拥有更多的自由。我姐姐的儿子现在正研究哲学，女儿专注于犹太学，很快会被任命为拉比（注：拉比是犹太教中的宗教导师和社区领袖）。
去做“感觉对”的事，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南方人物周刊：大学期间你一直困惑于“该做什么”。毕业初期，职业发展也不顺。申请博士和争取终身教职的过程也屡屡碰壁。这些挫折持续了近十年，你如何度过那段不断受挫、自我怀疑的时期？
德雷谢维奇：这是个好问题。我已经就这本书接受过数百次采访了，很高兴你问到了很多我以前从未被问及的问题。我本科选择了生物学，确实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大学读到一半，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本该主修英语语言文学。在上科学课时，我常会缩在教室的最后面，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硕士毕业几年后，一次偶然的交谈让我猛然意识到，尽管申请英语语言文学专业似乎已经太晚，但我不能再继续忽视内心的声音，否则我永远都不会快乐。
确实，我的求学和求职路难言顺利，我经历了很多次拒绝和失败。但这些挫折总能促使我找到一种内在指引。多年来，我始终循着这种内在的“磁北”前行，去做那些“感觉对”的事情，即便这条路看起来前景渺茫、过程沮丧，但去做这件感觉对的事，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最终我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离开了学术圈。部分原因是我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了教学和非学术写作上，那些才是我真正看重的。如果留在学术界的代价是放弃这两者，那我宁愿退出。
我在书里引用过拉拉·加林斯基（注：《有目标地工作》的作者）“任性的天真”的表述，即面对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不去理会那些让它不可能的理由，反而是勇敢跳进去，将自己投进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怀抱，只因你深知这是自己需要做的选择。
我原本还想说我很幸运，因为这些选择最终多半有了结果。但你的总结让我意识到，事情并不总是如愿，只是我总能设法找到别的通路。现在我61岁了，一切也仍有可能不如愿，未来永远是未知的。
高等教育的目标应当是为多种可能性做准备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你在今天选择专业，当下人文学科的式微会影响你的决定么？
德雷谢维奇：不会。正如我之前说的，关键时刻，你得选择那个对你来说“感觉对”的方向。我不会说“我希望会成功”，甚至不会说“我相信会成功”，但我始终相信，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开放——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道路在你面前展开。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也是我周围很多人的共同经历。
正是这一点，与当下很多学生被教导如何选择大学专业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被灌输的是：学了A专业，就得找一份与A相关的工作；你必须选一个听起来像是工作的专业名称。但大学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尤其在人文学科，比如英文这类专业中，大学真正提供的是一套可以适应不同道路的思维训练和广阔视野。这才是高等教育应有的目标：不是为某一个职位做准备，而是为多种可能性做好准备。
南方人物周刊：有观点认为：“文科式微不是因为文科无用，而是因为大学里教的文科没用。”你如何看待这种对文科的质疑？
德雷谢维奇：坦率地说，作为一名前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和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我确实觉得今天的人文学科并不是我理想中的样子。当然有一些真正的好老师正在用恰当的方式教学，但我也必须提醒那些即将进入人文学科领域的学生：你需要非常谨慎地选择课程和教师。
什么才是“恰当的方式”？问题在于，当下美国高校的人文教学常常背负过多的政治议程。我们之前谈到过“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某些课堂，学生被灌输应当如何思考，书籍也常被工具化，用来服务某种政治立场。对我而言，真正有价值的阅读和教学，应该始终保持一种开放而谦逊的姿态。我很喜欢这样一句话——真正的阅读，是与一本书共同思考的过程，而非训诫过去，或者自诩胜于过去地念叨着：“他们太性别歧视了！”“他们太种族主义了！”有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你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不要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读。翻开书，看看它能教会你什么。
逃避痛苦才是最大的风险
南方人物周刊：你会用“励志”来定义自己的人生际遇么？
德雷谢维奇：我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够鼓舞人心，但它无疑也是充满痛苦和挣扎的。这不正是生活的本貌吗？痛苦并非无用，痛苦是必要的，它甚至可以非常有意义。
我会对痛苦做出区分。我认为大学生的痛苦有两种：一种是《优秀的绵羊》中所描述的，那种与你的真实自我完全脱节的痛苦。另一种则是成长性的痛苦，是年轻人为了探索“我是谁”、“我想做什么”、“我要如何去做”而经历的内在挣扎。第二种痛苦是必须经历的，逃避它才是最大的风险。因为成长的痛苦终将引领你走出来，而“优秀的绵羊”式的痛苦却可能让人终生迷失。你可能到了60岁，还执着于追逐那些外在的奖赏，从未活出真我。
南方人物周刊：你鼓励年轻人摆脱路径依赖，勇敢追问“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但追求理想的过程并不像想象中那样浪漫自由，理想并不会按照个人意志被线性地执行，甚至会让人怀疑梦想本身。
德雷谢维奇：我从未说过光有梦想就足够了。在《优秀的绵羊》之后，我又写了《艺术家之死》。这本书讨论了自媒体时代创意人士的生存困境。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尝试成为艺术家却未能如愿，原因很多。一个遗憾的现实是，如果一个人确实缺乏艺术天赋，继续执着于这个梦想，只可能带来挫败。此外，人并非沉浸在梦想中就够了，你必须采取具体有效的步骤去实现它。我有一些艺术家朋友，他们从来没有完成任何作品。你必须完成，这才是关键。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优秀的绵羊》没有那么成功，你会不会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德雷谢维奇：在44岁成为全职作家之前，我做了很多年自由撰稿的工作，已经发表了近百篇文章。无论是从自我评判还是外界反馈，我已经知道自己是个不错的写作者。但回望来时路，刚开始写作时，我的作品也远达不到自己的预期。教书也一样，我并非一上来就是位好老师。
写作有时的确痛苦，但也能带来深深的满足感，我享受这个过程。这种熬得住的能力，恰是通往成功的重要部分。无论做什么，都得能撑过低谷。这些低谷往往并不短暂，相反困顿期十分漫长，你的工作停滞不前，你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在追逐一个错误的梦想。但我想说的是，你必须真正去尝试，而不是一遇到困难就放弃，至少不能只用一个周末就下判断。
其实，《优秀的绵羊》不是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在它之前，我还出版过一本《简·奥斯丁的教导》。如果《优秀的绵羊》没有大卖，坦白说我的职业轨迹可能完全不同。我很可能需要去做一些与写作无关但能带来收入的工作，这意味着我必须减少写作时间。即便如此，我确定自己依然不会停止写作。
“这很糟糕，但人生并不总是公平的”
南方人物周刊：你曾参与耶鲁的招生录取流程，在三四分钟里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德雷谢维奇：2008年，作为耶鲁大学的教员，我有机会在招生办轮值一天，参与录取工作。我们这组共5人，除我之外，3位来自招生办，1位来自院长办公室。正式过会前，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所有的申请者，根据他们档案里的各种指标（如SAT成绩、GPA、成绩排名、推荐信转化成的数值分数、运动专长、校友子女身份、多元性等），会得到一个综合性评分（1-4分）。其中1分人群必录，占绝大多数的3分和4分人群录取希望渺茫，除非是国家级运动员或来自最高级别的捐赠家庭。我们的主要精力花在2分人群上。我们负责的区域总共有40个名额，大家的任务是从2分人群里选出最合适的10到15名学生。总的来说，要脱颖而出，你需要既“全能”又“偏才”。
当天6小时的讨论里，我们要筛掉一百多份申请，平均每三四分钟做一个决定，有时一名学生的介绍甚至只有30秒。对学生和家长来说，这样的节奏听起来很残酷。但现实是，面对五万来份申请，校方很难用一种细致入微的方式仔细甄别每一份申请，除非雇佣上千名招生官，但这显然成本太高。
南方人物周刊：有没有出现过你觉得应当被录取却最终被拒的案例？
德雷谢维奇：当然有。像耶鲁这样的学校，招生是按区域进行的，你并非与所有的申请者竞争。每位招生官负责一个地区，并从中录取固定名额。对多数普通公立高中而言，耶鲁通常每年只会录取一人，哪怕第二名再优秀也鲜有机会。只有极少数精英私校才可能分到多个录取名额。
那年有个女孩是毕业致辞代表，在学校综合排名第一。但最终她没有被录取，取而代之的是同校一位打曲棍球的男生，尽管他的学业成绩远不如她。原因是耶鲁曲棍球校队的教练点名要这个男生。当时招生主任也在场，他对我说：“我知道，这很糟糕，但人生并不总是公平的。”
我曾在写作课上教过一位非常聪明的华裔女生，来自南加州，大学去了斯克利普斯学院（注：美国西部一所知名女子文理学院）。她的首选是布朗大学，但被拒了。原因不难猜：她不是运动员，也不是音乐家，没有校友关系，也没有捐赠背景。如果布朗的总体录取率是7%，亚裔学生的录取率恐怕连1%都不到。在我看来，这种差别待遇极不公平。坦白讲，如果录取真正做到公平，亚裔学生在藤校中的比例可能会达到50%甚至70%。
南方人物周刊：有社会学家表示，他们常被期待在深入剖析社会问题后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但现实是这种分析更像是一种“社会学的安慰”，能带来的改变有限。《优秀的绵羊》中也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但十年过去，现实似乎更加复杂，甚至在某些方面愈发僵化。你是否也会感到类似的无奈？
德雷谢维奇：在围绕这本书的探讨中，学生们常问我一些系统性问题。我通常会说：是的，我们可以做很多，比如……我的书中有专门的章节。我之所以写出来，除了观点表达，也因为读者总期待着作者能提供某种解决方案。但写归写，我知道这些都不会发生，对此我并不惊讶。
当然，人们需要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结构性问题，这并不是个人的错。但需要警惕的是，一味局限于结构分析也可能削弱个体的能动性，从而陷入一种虚假的无力感。这些结构性问题不为个人所左右，但若想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就不能坐等改变发生。即便制度没有改变，甚至变得更糟，个体仍然对自己的生活拥有很大的掌控力。
或许你会意识到，那条“优秀绵羊”的路本就不适合你，也许还有另一条路，它可能并不通往传统意义上的地位和财富，可能不符合父母对成功的期待，却有可能带来真正的幸福。选择走这样一条路，恰恰是你能帮助他人的地方，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南方人物周刊：多年来的写作是让你变得更乐观了还是相反？
德雷谢维奇：身为写作者，不在乎乐观或悲观，而是尽可能诚实、准确地看待这个世界。坦白说，活到60岁，我深刻体会到：未来完全不可预测。我见证过许多巨变——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9·11”、金融危机、特朗普当选——这些转折在发生前几乎无人能预料。我想对年轻人说的是：我们无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也无法预知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的人生就是例子——但不要因此就陷入悲观，这个世界的不可预测恰恰是其迷人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