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商业腐败案件白皮书，揭示互联网行业贪腐的特点、难点及治理措施。通过对检察官孙鹏的采访，深入探讨了基层员工、高管贪腐的差异，以及大数据在办案中的应用。文章还介绍了检察机关在个案之外，如何通过制度建设、风险提示等方式，预防和治理互联网行业的商业腐败，为行业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 互联网行业贪腐案件呈现高发态势，且涉案金额巨大，基层员工贪腐案值可达上亿元，高层贪腐则易形成“团队式贪腐”，涉及集体舞弊。

⚖️ 传统行业中容易计算的资源价值，在互联网行业变得复杂，如“流量”等无形资产的价值难以估算，导致取证难度增加，对证据审查提出更高要求。

🔍 检察机关通过大数据分析、提前介入侦查等方式，提高办案效率和精准度，建立互联网企业反商业腐败案件数据库，并与公安机关合作，提前介入侦查，及时收集和固定证据。

💡 检察机关在办理个案的同时，注重总结经验，向企业制发检察建议，帮助企业完善制度，堵塞漏洞，预防腐败的发生，并进行回访，确保建议的落实。

🤝 检察机关不仅打击受贿行为，也重视打击行贿行为，通过“双报案”机制，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促进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

传统行业里资源的价值好计算，而在互联网行业则成了难题，犯罪事实更难以被证明。（视觉中国/图）

1.4个亿，这是孙鹏办理过的基层岗位商业贪腐案件中的最高涉案金额。作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他经手了大大小小的各类企业贪腐案，其中以涉互联网企业的居多。

2025年5月初，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反商业腐败检察工作白皮书（2020-2024）》（以下简称“白皮书”）。近五年，该检察院办理的商业腐败犯罪案件中，互联网或者其他高新科创行业领域案件共计943件1490人，案件占比75.26%。

作为全国第一个经济总量过万亿元的地市级区县，海淀区聚集着腾讯、字节、小米等6家千亿级以上的互联网公司。除此之外，还有50多家百亿级企业，上市公司26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9000多家。

互联网企业的贪腐有何特点？办案时有何难点？个案之外，检察机关还能做些什么？针对这些问题，南方周末记者对话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孙鹏。

基层员工，贪腐1.4亿元

南方周末：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白皮书里，有关互联网行业的内容占了大头。除海淀的区位特点之外，从互联网公司内部建设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孙鹏：互联网企业在海淀发展得非常迅速，但因为发展速度过快，制度化和权力监管存在滞后，行业规则还需进一步明晰，很容易引发腐败。企业发展初期，老板关注的肯定是怎么变现、怎么占领市场，不太会考虑法务、安全、监察这些问题。随着企业逐渐扩大而大量招人，招聘来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一些岗位还是“一言堂”。老板甚至都不清楚哪些岗位有多大权力，公司有多少钱在谁手里，这就很容易滋生贪腐。

还有些老板甚至连公司发展的“命根”——知识产权都没看住。我们曾经办理过的一个案例，一个部门领导在公司管理层不知情的情况下，串通下属把项目开发工作搬迁至企业视野盲区，又通过集体离职、分散入职、隐名入股等方式掩饰其侵犯商业秘密的犯罪行为，非法占有公司的知识产权成果。之后，以第三方公司的名义，顶替原公司参与软件招投标并中标，销售金额六百多万元。

南方周末：和传统行业的贪腐案件相比，互联网行业有什么特点？

孙鹏：首先是涉案数额明显更大，以往的传统案件中，多数贪腐案例是在公司采购时多开点发票、吃点回扣。

在互联网行业，流量资源就等于金钱。社交平台上，网红们的账号就是他们的经济来源。掌握他们号的人相当于掌握了命脉。负责审帖、删帖、限流、封号等业务的员工手里有非常大的权力，也成为了某些平台经济从业者们围猎的对象，因为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够让主播们有收益。

我们办理的案件中，就有一个基层员工掌控着给主播解封、加白名单等权限。最后法院判决认定，他收受主播行贿款300万元。

南方周末：你办过案值最大的基层岗位贪腐案件有多少？

孙鹏：案值最高的有1.4个亿。一家科技公司服务商与区域运营部门负责人冯某，负责服务商的入驻审批、奖励政策制定等，和唐某某、杨某某等共谋，骗取公司服务商奖励金1.4亿多元，最后我们追回赃款8900多万元。

我曾经提审一名嫌疑人，他说自己以前特别痛恨腐败，看到网上报道的贪官被处理，会在评论区中叫好。但当自己面临手中权力能够变现的时候，也没能守住底线，成为了自己痛恨的那种人。

南方周末：和基层岗位的贪腐相比，企业高层贪腐上会有什么区别？

孙鹏：高层贪腐容易出现“团队式贪腐”，形成利益共同体，出现集体舞弊的“窝案”“串案”。企业中上下级或者员工之间本应互为“防火墙”，但实践中却存在上下勾连，或者利用各自资源结成利益共同体收受贿赂、互相包庇。

我们办理的一起案件中，王某某是一家公司内容合作部门组长，负责自媒体账号提请、绿色链接权限审批等。王某某和行贿人结识后，违规提供特殊权限。同时，王某某又把团队人员李某、张某介绍给行贿人，帮助行贿人完全“打通”该部门业务，逐渐形成了由李某、张某提出申请，王某某审批的“办事模式”，其间王某某共收受好处费五百余万元。

北京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孙鹏。（受访者供图/图）

查受贿，也要查行贿

南方周末：根据白皮书内的数据，海淀区商业腐败犯罪案件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022年154件240人，2023年311件494人，2024年307件522人。为什么随着打击力度加大，案子还不断增加？

孙鹏：近些年数据不断增长，主要是存量的问题，案件虽在这段时间侦办、诉判，但犯罪行为却发生在之前甚至更早。所以不是说打击力度加大，犯罪行为反而逐渐增多，而是之前就完成了犯罪行为，只是随着打击力度逐渐加大，被公司或司法机关发现了。

还有个原因是，互联网公司加大了内控监察人员队伍的建设，相关人员的业务能力也在不断提升，有很强大的内部监查技术，才能把这些人揪出来。

南方周末：与传统行业贪腐案件相比，互联网行业的此类案件在办案中，有什么难点？

孙鹏：传统行业里资源的价值好计算，而在互联网行业则成了难题，犯罪事实也就更难以被证明。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传统行业，工作人员给单位采购电视，电视标价1万元，跟单位报账是1.5万元，每台电视从中赚差价5000块钱，这很好计算。

在互联网行业，这种行为对象变成了“流量”“打榜排名”，这里的数额是不容易估算的，在认定是否构成行贿罪的“不正当利益”和职务侵占罪的“财物”方面，难度是很大的，也对取证和证据审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南方周末：贪腐者的作案手段是不是也更加隐秘，不容易被发现？

孙鹏：犯罪嫌疑人的手段的确会比以往更高明，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如在职务侵占案件中，传统的“侵吞”“窃取”型犯罪越来越少，犯罪人员采取欺诈手段的“骗取”型犯罪逐渐取而代之，虚增交易环节、虚报劳务支出、披上合法伪装的行为屡见不鲜。

突出特点是利益输送时机非固定化、方式多样化，避免直接收受财物，拉长拉宽受贿链条，具有较强的伪装性和欺骗性。

南方周末：在办案过程中，要是行贿方不配合，怎么办？

孙鹏：我们办理过一个案件，行贿方始终不认罪。行贿的还是现金，没有线上记录。受贿方承认，但行贿方不认，这就成了孤证，孤证是没法定案的。

我们就考虑，行贿方是公司，肯定是公司出钱行贿，对公账户的钱都是可查的，怎么能够从公司把钱取出来再进行行贿？后来我们发现，这里存在虚开发票“套钱”的行为。公司和一家虚开发票的公关公司签了虚假合同，公司把钱款打给公关公司，公关公司再通过私下账户把合同款转回给公司控制的其他账户。这些钱款，就可以用于行贿。

南方周末：我注意到白皮书里，也提出了“行贿受贿一起查”。

孙鹏：大厂员工里有一些贪腐的人员是毕业没多久的大学生，是“技术宅”，社会经验不足。他们到了公司，一开始也想用自己的技术挣钱，但他们身边慢慢就出现了“围猎者”。“围猎者”的行为也一样可恶，可以说，“围猎”对腐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以，不仅要查受贿，也要查行贿。不仅受贿者要退回赃款，行贿者也要退回因行贿而获得的不当收益。

提前介入侦查

南方周末：大数据在办理此类案件时如何发挥作用？

孙鹏：我们建立了互联网企业反商业腐败案件数据库，把案件中的证据全部录入数据库。在数据库中，可以进行比对，发现案件线索。

刚才我分享的虚开发票“套钱”的案件，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的手机聊天记录比对，发现他们有几个群组，提到哪个项目给谁结多少钱，给多少返点等，对我们追捕漏罪有很大助力。

再介绍一起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的犯罪案例。当时办案的难点是，我们查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电脑侵入了被害公司电脑，但这只能找到电脑与电脑之间的关系，无法确定人与电脑的关系。也就是说，侵入被害方电脑时，是不是犯罪嫌疑人在使用他的电脑，这个难以证明。

后来，检察官通过底层数据恢复，得到了一个外卖记录，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电脑进行攻击的时间内，他在电脑上点了杯咖啡，留的电话是他自己的，这就建立起了人与电脑的关系。

南方周末：运用大数据办案，这对检察官的专业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

孙鹏：这是海淀检察院的特色，我们办理科技网络犯罪的检察官除具备法学知识外，还要具备电子证据侦查和计算机相关知识才行，办理经济金融案件的检察官，也有很多通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

南方周末：注意到白皮书里还提到了一个“双报案”机制，向企业提供报案同时申请检察监督介入服务。这个怎么理解？

孙鹏：“双报案机制”，就是对于相对复杂的案件，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到公安侦查阶段，引导公安机关进行侦查。有时候，即便案件能够达到立案标准，但和批捕标准、起诉标准和判决标准还是不一样。这种机制能够在案件爆发后的“黄金时间”，更及时地收集和固定证据，有力地指控和证明犯罪。

从2025年6月16日开始，在海淀区三个聚集互联网企业的街镇，分别设立了“知识产权保护聚能协作联络站”。联络站是由海淀区委政法委牵头，区检察院联合公安、法院、司法局、文旅局等8家单位，以“找到一家就等于找到大家”为理念，直接受理并办理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执法司法难题。

南方周末：办理个案之外，作为检察机关，还能做什么？

孙鹏：我们办案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处理个人，还要找到个案里的管理漏洞。近五年，针对商业腐败行为，我们向九十多家企业制发检察建议。

此后，还会进行回访。对于向报案单位制发的检察建议，主要关注企业是否通过建章立制有效地查漏补缺，是否能有效地防止犯罪发生，是否在员工中根植了阳光履职、廉洁从业的理念，这也是我们检察机关既要“治已病”也要“治未病”的社会治理追求。对于一些类案，我们会集中给公司发放风险提示函。比如“618”购物节前，在我们给电商平台准备的提示函里，梳理出了一些风险点，比如强化异常交易识别机制；加强补贴发放审核力度；建立平台商户惩戒体系；完善平台规则与商户准入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