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1日一早离开苏州的时候，天气阴沉，却并没有雨。刚到杭州，还没出东站，大雨却已下了起来，出人意料，回头来看，或是冥冥中的预兆。中午车过孤山，窗外的雨越下越大，自然没停下来看湖上的烟云。梅雨天的气压有点低，不免有些倦怠，忽然陆续有师友发来消息，不约而同问江澄波先生的近况，让我一惊，深感不妙。下午，纠结了一会儿，还是决定打电话给江先生女儿，并未接通；接着打给江先生儿子，电话通了，一听答复的声音中微带哭腔，我就知道江先生真的走了，就在今天一早！昨天他还照旧去书店上班，毫不夸张地说，一百岁高龄的他，应该是国内最敬业的书林耆硕，也是全世界范围内年龄最大的旧书店老板。不虞朝夕之间，遽归道山，回忆二十多年的交往，头绪繁多且凌乱，身处客地，一时无法检阅往日笔记，只能就记忆所及，成此急就章，以为纪念。
一、老派的江先生，记性真好！
眼下用苏州话称呼人“先生”的越来越少，在我的个人语境里，习惯用“某先生”作为称呼的只有两位，一个是沈先生——沈燮元（1924-2023），一个是江先生——江澄波（1926-2025）。这里的“先生”二字，并不像“鲁迅先生”的“先生”那样有尊崇的意味，只是老一辈人的客气，一种老派的作风而已。沈先生写信给我，信封必开“李军同志”，信上称“仁棣”，当面一般直呼名字，而见江澄波先生，他就喊“江先生”；江先生略有不同，他给我来信，封上、信上均称先生，当面也喊“李军先生”，尽管他的年龄比我祖父还大一岁。可能受老先生的影响，每次去文学山房，江先生的女儿、儿子见了我，当面也喊我“李军先生”，起初让我不免有点惶恐，时间久了才慢慢习惯。之所以两位同龄的老先生在称呼上也有所不同，我想还是他们的职业差异所致，沈先生是洒脱的学林中人，江先生是讲究规矩的书林从业者，商人做生意，待人接物，要客客气气，这应该是文学山房创始人、江先生祖父江杏溪的基本要求。
江先生十六岁进入自家的文学山房习业，受到了祖父的悉心教导，除了学古籍版本知识、修补装订技术、书籍收购买卖外，为人处世也要学，旧时不少规矩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过时了，也就只能听江先生闲谈时偶然回忆提起。他曾告诉我，旧时来书店买书的大学者、大藏书家，有的是前清遗老遗少、富家公子，有的是政府官员、大学教授，或多或少会有些嗜好，遇到大客户来，祖父就要陪着去饭庄吃饭、去园林游览，甚而还有喝花酒的，那也只能硬着头皮陪。前些年，我看到拍卖场中有江先生父亲江静澜写给荣德生的信，谈及帮荣氏在苏州代买何首乌，还特意跑去问江先生。他回忆当时的前因后果，说得很详细，我现在却已记不清他所说的内容，不免惭愧。
进入新时期以后，一些旧时的陋习自然也就淘汰了。但一部分生活上对自我的严格要求，早已融入血液，在江先生身上一直没变，终身延续，如父亲江静澜嗜酒，他本人却滴酒不沾，也不抽烟，甚至水都只喝白开水，不放茶叶，中午也不打中觉（苏州方言不睡午觉的意思），一辈子勤勤恳恳，毫无嗜好，唯一的爱好，可能就是古书！日常生活中，他十分惜物，坚决不浪费，扎书用的牛皮纸、扁带绳子，都要收好重复利用，家里的废报纸裁成小的方块，吃饭时用来吐吐骨头，撕下来的老黄历亦是如此，纸质好、大一些的纸，反面空白的就会继续用，小辈学校用剩的练习本总有空白页，也要撕来写信。有时他托我查个书的版本或印章、人名，常写在一张豆腐块大的纸片上，一看背面复印过资料。想到这些，我常感叹，文学山房之所以能发展、壮大，从同行中脱颖而出，并非无缘无故。惜纸这一点上，沈燮元先生和他很像，至今我仍保留着一些二老随手写了给我的小纸片。
相反，当使用物品的对象从自己变成客人，那情况就会一百八十度转变，江先生帮客人包扎书时，一定又结实又稳当，丝毫不吝惜材料。若要邮寄的话，也一定是他出顺丰的费用，没收到货之前出问题，都由他负责。往来多了，与江先生熟络后，他会请客，一般吃面是爆鱼、焖肉双浇，已是高配，奢侈点到太监弄吃新聚丰菜馆，菜品丰盛且恰到好处，并不铺张浪费。晚年他自己出了新书后，天南海北的新老朋友，只要他想到的，基本都会寄去赠书，虽说他是开书店的，但送人的书大多是他自己出钱买的。老辈的自奉甚俭，待人以丰，在江先生身上，让人印象深刻。
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感受，是江先生的记性真好！他对自己经眼过手的好书，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事，时隔几十年，依然记得清清楚楚，真是吃古书这碗饭的不二人选。前不久，我因整理沈燮元先生留下的稿抄本材料，其中有一种《仪许庐善本书目》是苏州藏书家张炳翔的藏目，藏书后来传给了他孙子张辛楣。张辛楣是苏州药店沐泰山的大股东，《善本书目》是他整理家藏所编，篇幅不大，其中有一批陈文述、叶廷琯的手稿、批校本。原来，叶氏是陈文述的女婿，张炳翔是叶氏儿子叶道芬的内甥，藏书与手稿因亲缘关系一代代递传，到张辛楣已经五代，1937年初苏州图书馆举办吴中文献展览会，他也出品不少。沈燮元先生去张家买过书，特意告诉我，张辛楣给他看过一个黄丕烈唱和诗长卷，看完问价，却被告知暂时不打算卖，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依然念念不忘、耿耿于怀。江先生也去张家买过书，一部明版《吴中水利全书》，著录在《古刻名抄经眼录》里，五十多年前卖给了吴县水利局，说到这里，江先生忽然感叹：“不知道这部书还在不在？”因为吴县早就没有了。接着他又回忆，当年去张家的情景，书房像一间密室，并不让客人进去，只能等东家拿出东西来看，拿出什么就看什么。后来，张辛楣还曾邀他去上海的住处看书，可惜并没买到好书。这是今年3月我去文学山房时，请教的一个问题。
4月去钮家巷，又问起另一个张姓的收藏家——张指逵，缘苏州博物馆藏品中有点张氏旧藏的信札。他是晚清吴江画家沈塘的女婿，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家里有沈塘的精品、大画不少，明清书画也很多，住在十梓街望星桥堍的民国老洋房里，喜欢养盆景，周瘦鹃抗战时的日记里提到过他。除了书法名家墨迹外，字画里的书札一类，苏州文物商店一般都让苏州古旧书店收，这是两个老邻居的默契。故而，我就想起问江先生，结果江先生还没说话，正在一旁的江娟娟阿姨先追问，是不是一脸黑斑的老头？她也见过。江先生并没回答我们，自顾自沉思了一会儿，开口道：“好像买过他一部范成大的《吴郡志》。你翻翻《古刻名抄经眼录》，有没有？”他抬手指了指对面的架子，我拿下书一看，果然有一部宋版《吴郡志》，出自张氏茶交庵，今藏南京图书馆，却并未提到张指逵的名字。若不是江先生道破，读者是不可能将二者联系到一起的。既说到好书，一时兴起，我接着问他，除了过云楼的顾批黄跋本，还有别的吗？沉吟片刻，他报了今藏上海图书馆的黄跋本《古今岁时杂咏》的名字，还顺口念出黄丕烈题跋的片段，江先生此时已百岁高龄，眼睛几乎看不见，耳朵也听不清，记性之好，让我由衷感到不可思议。
二、是好书，却很贵，因为他真懂书
近年来，很多从全国各地慕名来苏州的爱书人，初到钮家巷，见到广玉兰树下的文学山房旧书店，可能多少会有些失落，或许他们经过了千里、万里，专程来到这里，出现在眼前的只是一间门脸的小书店。重开后的文学山房面积一直都不大，营业区不过区区几平米，书店大门占去一面，剩下三面各放了一排并不高的书架，东面靠墙一排放了些线装书，另外两边都是平装旧书，店堂中央放了一只四仙桌，上面铺了一层旧的文史小册子，大概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著名的百年老店文学山房，竟是如此逼仄的小店。其实，文学山房的老店的确“阔”过，但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前。
现在的文学山房店招是前些年，从“文育山房”改回“文学山房”时，江澄波先生请苏州国画院马伯乐（1942-2024）题写的。店里书架原是旧货，用久了早有些东倒西歪，其中几个书架还是藏书家潘圣一（1892-1972）家的。江先生曾指着高低不同、颜色各异的架子告诉我，潘圣一之子、《吴门逸乘》的作者潘贞邦去世后，后人不从事文史工作，便将其父、祖留下的所有书籍包括书架，悉数出售，江先生买了一批，书架也在其中。前几年，政府提倡文化，鼓励开办书店，文学山房旧书店理所当然成了受表彰的特色书店之一，获得了一笔奖金。恰好旧书架有些不堪重负，摇摇欲坠，江先生就用这笔意外得来的奖金换了一批书架，将政府的奖励用到了明处，大家一目了然。
书架焕然一新，架子上的书依然还是老面孔居多。平装书买的人越来越少，线装书本就不多，一问定价就吓退了大部分人。到文学山房“朝圣”的资深古籍爱好者，对此可能颇有微词。不过，如你常去店里，和江先生熟络后，他还是会不时拿些书给你看，或者告诉你新收了什么好书。翻看二十多年的记录，我在文学山房看到的好书可能有几百种。而这些定价看似很高的古籍，近十多年来，不少都进了公藏单位。也有一部分，归了有实力的私人藏书家。
2012年，我进苏州博物馆资料部工作刚几个月，在文学山房看到五种七册清代苏州“贵潘”一族的日记、年谱稿抄本，篇幅不大，流传却少，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加之本馆收藏中“贵潘”文献及旧藏古籍是一个特色，初出茅庐的我冒昧向馆领导建议，应该征集这批稿抄本，幸蒙同意，出了大几万元征集入藏。当时个人觉得书价很贵，现在回头再看，江先生真是不仅懂书，更懂市场，何以见得？在古籍资源日渐枯竭的当下，好书是稀缺资源，可遇不可求，即使现在有两倍的经费，也未必能遇到这些东西，所以征集经费固然要严格把控，然遇到对的、好的东西，还是应该出手。相较而言，私人藏家注重书本身好坏的同时，也很在乎相关的投入，常抱着最好捡漏，至少不亏本、能升值的方向去投资，无可厚非，但权衡再三，讨价还价，有时候就会失之交臂。作为公有收藏机构来说，在经费允许范围以内，遇到能达到文物级别的孤本、善本，尽量加以征集，说不定未来会成为馆藏中的珍贵品种。江先生就曾拿苏州博物馆的老领导、曾任苏州文管会主任的王言举例，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古旧书店工作时，常抄书目送去文管会推荐购买，结果文管会以古籍不是文物，没有征集经费拒绝。后来，路工来苏州，将明末归庄（1613-1673）的手稿《恒轩诗稿》买去北京，引起轰动。王言就来质问古旧书店，为何将书卖给外埠，而不先提供给本市？结果，江先生前事重提，表示之前屡次提供，因无经费，均遭回绝，所以才供应外埠。王言闻言，急忙说文管会有经费，以后苏州地方文献、稀见善本，优先让文管会选购，剩下的再外售。正因这番波折，苏州博物馆早期征集了一批善本，岛田翰、田吴炤、刘公鲁等递藏的宋刻本《东莱吕太史文集》即其代表之一。
前几年，年逾九旬的江先生因各方媒体的曝光，成了网红的“古籍活字典”，文学山房也成了平江路上的打卡点之一。省市区各级领导考察平江路历史街区，都要到文学山房看看。馆里也让我去请江先生开书目，选一点有特色的古籍进行征集，于是一两年里买过几批东西，包括有一册宋刻佛经《碛砂藏》残本、清代江苏巡抚丁日昌奏稿的抄本等。《碛砂藏》是南宋时期苏州所刻的大藏经，馆藏原只有一册作为标本，是清末大儒沈曾植之子沈慈护静俭斋旧物。文学山房出让的《碛砂藏》内容正好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一部分，后被吴承恩《西游记》化用，江先生曾带着它去过江苏书展，媒体有专版报道。卖给苏博时，江先生把刊登报道的报纸也一并附上。2023年4月，为配合苏州博物馆、复旦大学古籍所联合举办的“书香一千年：10-20世纪中国江南藏书刻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馆里举办了馆藏善本古籍碑拓展，展出了这件新征集的《碛砂藏》。藏书家韦力先生见了，问起来源，我说刚从文学山房征集的，并如实报了价格，韦力先生停顿了一下，连说不贵不贵。我忙转身去和领导说，我们“捡漏”了，毕竟此前虽然打了九五折，但大家还是觉得价格有点高。之后，忽然有一天，去广东出差的馆长发微信问我，文学山房还有没有丁日昌奏稿，原来揭阳新开一个丁日昌纪念馆，事属草创，急需丰富馆藏，所以希望江先生能出让一些类似丁日昌奏稿的古书，前面说过，有些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这个要求自然没能实现。我猜想，领导或许已经不会嫌彼时买书的价格贵了吧！
有了此前的经验，2023年年底领导终于同意从文学山房征集江先生攒了几十年的那批笺纸——几百张清末民初的空白花笺。江先生原计划再搜集一些，到一百岁，出一本《苏州笺谱》，但自感身体日衰，无力继续，本想让给苏州的古吴轩出版社，稍后就可直接出版。同样出版社领导觉得贵，亲自看了东西，商量了几次，最终还是放弃了。博物馆收藏中，明清花笺很多，但大部分都在古人书写过的书札册页里，坊间没写过字的笺纸也有零散流通，然几百张、成套的却不容易见到，加上大多与苏州有关，那就更难得了。特别是其中有一张没用过的“贵潘”家族潘世恩之子潘曾沂制“赐灯簃”笺，罕见之至，我曾写过一篇《赐灯簃翻新笺》，发表在2022年9月14日的《文汇报·笔会》上。
帮馆里买到的好书，毕竟只是在文学山房经眼善本中的极少数，那大多数呢？自然都错过了。2022年9月6日，我去文学山房，江先生说起新收了一部清初人集子，有个印章让我看看，就打电话让他儿子把书送到店里，这部《锡龄堂稿》虽是清雍正刻本，但很少见，孙殿起《贩书偶录》没见著录，让我帮忙查一下。我打电话到北京，向《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的作者柯愈春先生请教，有没有见过此书。二十多年来，柯先生仍不断在修订《总目提要》，增加书目六千条之多，结果他查检后回复，未曾寓目，看来确属稀见品种。我向领导建议征集，可惜最终因非苏州文献，未能如愿。一段时间后，我再去文学山房，想帮柯先生看看书的情况，以便补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结果江先生说书已经卖掉了。
同样因与苏州无密切关系错过的，还有一种《静远斋日记》三十册，是高式熊父亲、宁波人高振霄（1882-1945）的手稿，我觉得内容很好，既然是宁波人，我就向宁波天一阁博物院的朋友周君推荐，如书归故乡也是件好事，恰巧那年天一阁有经费，做事很有效率，不久便请了浙江省里的专家一起来苏州，鉴定后决定买下，这是2016年秋天的事。隔了一年，天一阁办了一个高振霄、高式熊父子的展览，《静远斋日记》竟成了核心展品。几年后，江先生又买到一批清乾隆间余姚人的诗文稿，从未刻过，再问天一阁，这次不巧，他们刚征集了《平定台湾得胜图》等一批清代铜版画，经费全部用完，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
也有是苏州文献，没有缘分，完美错过的——潘奕隽《三松堂书目》稿本，此目是苏州“贵潘”藏书文献，与馆藏也十分契合，只是存下册，残缺不全。潘景郑先生藏有上下两册全本，十多年前流散坊间，已不可踪迹，我当时觉得残本太贵，差不多是全本的价格，也就放下了。到了2019年，我策划“清代藏家”系列特展最后一期、以潘奕隽祖孙收藏为对象的“须静观止”展，这时想起文学山房那半部《三松堂书目》，急忙问江先生，书还在吗？不出意外，又卖掉了。不过，很快峰回路转，我在国家图书馆查到他们有一部《三松堂书目》稿本，发函去借展，没想到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等我拿到书影一看，国家图书馆藏本就是我犹豫放弃的那半部残本，让我哭笑不得，早知道就应该帮馆里买下来，何必这样兜兜转转呢！人啊往往如此，当东西在面前时不珍惜，错过了就只有后悔的份！我去看江先生，说起这个小插曲，老人家只是微笑，然后缓缓说道，国家图书馆买书真爽气，表示从江氏文学山房这样的老店买书，直接付款，不需要开发票，还说“江澄波”这三个字就是最好的保证。听了这话，我对老领导王言主任的尴尬，有点感同身受了。
江先生卖书的故事说得多，买书似乎也要说一说。旧书店的业务，肯定要进货多、出货少，才能一直有书卖，文学山房也不例外。但我所见却极少，可能涉及商业机密，江先生也很少谈及。去店里，常遇见收平装旧书，各色人等送来的几本、一捆，在我看来有用的不多，江先生一般都会收下。很多故人的小辈也将家里闲置的书送来文学山房，如本馆老前辈甘兰经先生，其父甘豫源（1903-1999）是俞庆棠的学生，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甘兰经受家庭影响，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江苏地方文献丛书中，他参与整理了《吴门表隐》《吴郡岁华纪丽》《吴城日记·五石脂》等几种。七八年前，甘先生以九十四岁高龄去世，其子业医，对文史不感兴趣，遂将家中的书都卖给了江先生。别看一个人一次送来几本，架不住来的人多、次数多，平装书收得越来越多，不大的书店里堆得到处都是，后来西大园家里也放不下了，江先生就在附近租了一小间屋子做仓库。江娟娟阿姨看架子上的书堆太久卖不掉，有时候趁江先生不在，就偷偷论斤称卖掉些，江先生在场肯定不舍得。
江先生八九十岁，耳聪目明的时候，常会去苏州附近的书店、同行处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东西收，也有觉得价格贵的，自己不买，推荐给合适的客人。记得十多年前，复旦大学古籍所的石祥兄还在天津工作，南归时顺道来苏州，我带他去文学山房转转，向江先生介绍朋友是研究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的，江先生听后想了一下，说自己没有丁家相关的东西，有个同行那里有一种丁丙兄弟丁午的集子，红印本一薄册，售价几千元，如需要，可以让人把书送来一看。石祥兄看了很喜欢，然随身未带这么多钱，江先生说书先拿去，款回天津后再汇下不迟。
在这个越来越少人看纸质书的年代，旧书的生意不好做，近年来随着古籍拍卖蒸蒸日上，民间古书收购的渠道越来越窄，江先生也不能出门去看货，故每每向我感叹，书源枯竭，收书不易，于是他在小辈的协助下，开始从拍卖会买书，甚至通过网络从日本买书，看起来是与时俱进，其实是无奈被逼出来的。江先生一辈子与书为伍，贩书早已成了习惯、成了寄托，用时髦的话说，他贩卖的不只是书，毕竟他是真懂书，真爱书。到访文学山房，从他手上买书，访客常常一边嫌贵一边还买，或许大家也不只是为了一部书而来吧！
三、书是最好的寄托
由于江先生的打理，进入新时代的文学山房，依然是一个老派的书店。江先生曾开玩笑说，七十五岁重开文学山房，如此高龄再创业，国内恐怕很少见。他的规矩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休息年初一、年初二两天，坚持每天到店，特别是九十五六岁以后，依然如此，在一般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不知不觉中，一开间的小书店，从文育山房变回了文学山房，走过了近二十五个年头，江先生一如既往，为海内外的书友找书、配书。到店里的客人，上到耄耋老者，下到青春少年，无论来自哪里，交谈之下，他总能不失时机地给你推荐一些适合的书。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将对的书卖给对的人，这是他一直在努力做的事。
对于生死，江澄波先生似乎早已参透，八十多岁时，有一天清晨他到书店开门的途中，突然感到胸闷不适，急忙打车去医院诊治，似乎是心脏出问题，幸有一种试用的进口药，据说有奇效，但价格奇高，且须自费，不能报销，江先生毫不犹豫，马上注射，竟然奇迹般康复。过了九十岁后，他回忆前事，就常对我说，这之后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从老天爷那里偷来的，早上睁开眼睛，又多活一天。随着年纪逐渐大上去，常见的老年病开始困扰他，先是眼睛白内障，看不清东西，本来复明是小手术，但由于心脏出过问题，过程存在风险，他也就带病延年，没有手术，视力因此越来越差。前几年从西大园家中，走到钮家巷书店里，几百米的路程，江先生还能自己慢慢步行而来。我出于好奇，问他能看清路吗？他说只能看出柏油马路是黑的，路两侧的房屋粉墙是白的，至于来人的面孔，基本上是看不清的。有外地朋友托我送书给江先生，一般我都请江先生上手摩挲一下，翻开书后做阅读状，拍个照发给对方，告知东西送到，其实江先生九十五岁后已经看不清书上的文字了。给读者签名，完全就是盲写，一开始歪歪扭扭，中间停顿就容易文字重叠，几年下来，竟然可以一气呵成，我开玩笑说，“倷这个就像星云法师的一笔书法”。
大疫过后，江先生的听力也有退化的趋势，最近几年他固定坐在店门口东侧的老位置上，访客与他聊天，要紧挨着他说话才行。我去店里，提高音量用苏州话喊一声“江先生”，他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我，通常会招招手，示意我在他旁边坐下，然后谈谈近日的新闻，也听我说说熟人的新消息。临走时，他总说下次再会，隔着玻璃挥挥手，目送我离开。难得去店里他不在，是因为疝气发作，坐着实在痛了，才回家躺会儿。尽管已经病痛缠身，他仍坚持每天到店里坐班。而从此刻开始，贩书八十多年的江先生终于可以歇歇了！
这几天我一直在问自己，江先生走了，他给人间留下了什么呢？刚才灵光一闪——书，不就是他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吗？他经手的那些古籍善本，他本人的《文学山房明刻集锦》《古刻名抄经眼录》《江苏活字印书》《吴门贩书丛谈》，还有他的口述自传《书船长载江南月》，都是他精神寄托所在。综观数百年间，书林中能像江先生这般既能精实操，又擅记录的人物，实在寥寥无几。旧书业史上赫赫留名者，大多连生卒年都没留下，遑论其他。较之学院派学者的著作，他一生的著作体量并不大，内容也不一定十分深刻，却记录了江南书林的百年岁月。
江先生著作中的三种出版，我有幸参与其事，在此略作记录。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见江先生尚在文育山房时代，他在临顿路南头的小太平巷开店。2008年秋，我到上海复旦大学古籍所跟随吴格老师读博，每次回苏州，吴老师知道我会去文学山房，就让我带信给江先生。彼时，复旦大学图书馆按惯例每年会采购一些馆藏没有的古籍，拾遗补缺，可惜这个传统因故已中断数年。当年一般吴老师带队来苏州，到文学山房选书，我陪着一起前来，每年书买得不算多，未必是善本，却有罕见的小书。记得有一次大家在新聚丰吃饭，我还没定博士论文题目，吴老师忽然提出让我做“文学山房研究”，江先生也很支持，不久后陆续将他几十年所写的文章找齐，复印寄给我。2009年，适逢文学山房创办百一十周年，我写了一篇《三世云烟翰墨香 百年丘壑腹笥藏——江氏文学山房创设百十周年纪念》，江先生看了很高兴。经过大半年的研读，学力尚浅的我，觉得无法写出一篇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转而选了第二个题目，整理顾廷龙先生遗留的《吴愙斋先生年谱》续编材料，研究乡先贤吴大澂，最终以《吴大澂交游新证》获得博士学位。而今看来，当年草率的决定，有点对不起江先生。
2011年夏，我从复旦毕业前，曾请师友写字以为纪念。沈燮元先生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写。江先生的回信和字很快寄到上海，光从笺纸、印章看，就知道老先生很用心，他在信中说：
李军先生：惠示并代复印汲古本传奇缺页，都已收到，十分感谢。嘱书，勉力为之，随函附呈，以副雅命，但涂鸦之讥，将贻笑大方矣。
另一页抄录了黄丕烈诗一首，这是我手上唯一保存的江澄波先生毛笔手迹。江先生经手的古书，出售前一般都会做些修补，破旧的线装书经他之手，面目焕然一新。他修的书，很多会衬纸，改为金镶玉式，这样书就变厚了，通常一本会变两本，书的售价自然也就会上涨，所以买书人当面不说，背后却不无微词。老先生对此肯定也了然于胸，依然这样做，肯定自有他的道理。文学山房出售的古籍，衬装是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此外，江先生还有习惯，但凡遇到书中有缺页、残页，他都要进行补配，让书的内容尽量变完整。这件事现在的书商和拍卖公司是不会做的，原因是同样吃力不讨好。补配是旧时书店的传统做法，过去收来相同版本的书，两部都是残本，那就去掉重复的卷数，两部拼成一部出售，多出来的卷数放在库里，下次再配另一部。苏州博物馆有一部明版正德《姑苏志》，就是两部拼成的，开本大小、书皮颜色、书中藏印甚至内页纸色，都有差异。一部书看似首尾完整，但逐页翻检就会发现，缺一两页或一卷的情况不时出现，这时候就要拔取残本中对应的卷、页配入。爱书的顾客买到残本佳椠，也会求助书店的熟人，代为补配，如黄永年先生就曾写信给江先生，请他补配金陵局翻汲古阁宣纸印《史记集解》的本纪部分。黄先生除了详细说明书名、版本、缺卷外，还提了用纸，意在告诉江先生他手上的书是白纸本，最好也配相同纸质的，不要黄纸本，否则一部书装在一起鸳鸯色不好看。
十多年前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我和孙中旺兄奉命去苏州古旧书店看一批库存的残本，里面有些书的中间缺一卷或几页，应该就是为补配另一部书被抽走剩下的实物，上千种残本颇为壮观，里面不无稀见之本。
用同一版本、相同纸色的卷、页进行补配，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要有巨大的残本库存。江先生重开文学山房，几乎没有库存，残本也就难以实现原版补配，为了尽量让书完整，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复印同一版本的相应书页来配。苏州古旧书店库存里有一部赵宧光的《寒山蔓草》明刻本，原就是由两个残本配成的，可惜书前的序言仍有缺页，江先生查到国家图书馆有一部，就趁去京中出差之际去调阅，发现国图本也是个残本，存卷一到卷四，虽然有序言，却并不全，他只能把自家没有的几张缺页复印回来，两家都缺的书页就没办法了，只能先这样。说到这里，江先生表示书和人一样，各自都有自己的命数。《寒山蔓草》全国范围只有两部，是个极端的例子，其他明清本子，相对要容易些，上引江先生给我的信中，提到“复印汲古本传奇缺页”，就是为了补他新收书中的缺页。在上海时，我就帮他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印过一些卷、页，回苏州工作后的十几年里，但凡遇有缺页的书，江先生就要打电话来，让我帮忙找书，以便复印补配。数十年间，江先生经手的书早已星散人间，并将继续流传后世。
前面说到，文学山房的研究没能做成博士论文，而江先生未结集的文稿已经搜集齐全，我就陆续进行整理，编了一个简目，整本复印了五份，一份给了吴老师，一份给了江先生，自己手中留了三份。从读博开始，一直到工作后的好几年里，我陆续找了好几位出版社的朋友，将复印本寄去审查，中华书局、齐鲁书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希望能将之出版，可惜一直没能成功。复印本辗转多地，最终时任北京联合出版社社长的夏艳女史慧眼识珠，决定正式出版，并给江先生出了不错的条件，《吴门贩书丛谈》上下两册终于在十年之后的2019年面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殷梦霞总编收到我给她寄去的书，给我来电话，埋怨我没有把好稿子给他们社，我有点尴尬地回复她，早在几年前就曾将稿件投社里，结果选题会没能通过，只能寄希望于别家了。
2019年夏天，《吴门贩书丛谈》面世之际，我生了一场大病，住院大半个月。病中我对人生不免有些消极，但很快积极的态度战胜了消极的情绪。原因是出院后，瘦了一圈的我去文学山房，看到江先生面对新书的欢欣，让我深切感到九十多岁的老人对人生的乐观与热情，作为年轻人，遇到小挫折很正常，完全算不了什么。于是再接再厉，接过《古刻名抄经眼录》《江苏活字印书》两书重版的任务，继续和北京联合出版社合作，两书顺利于第二年面世，反响不错，先后加印，可能印数过万了，在读纸质书者越来越少的今天，内容相对冷僻的书能印行这么多，很是不容易。三书出版后，当年还打算继续给江先生出本友朋书信集，但因多种原因未能实现，如今想来不免令人遗憾。
今年3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王若舟兄忽然联系我，提出希望能出一个原大彩印的《文学山房明刻集锦》纪念版。我和江先生沟通了几次，最终由江先生授权，让我处理后续事宜，不久前刚签合同，本想着影印书出版流程很快，赶在江先生一百岁生日前出版，正可作为小小的贺礼。
十几天前的一个傍晚，我去钮家巷文学山房，江先生端坐在门口，面容愈发消瘦了，头上的白发愈发少了，静静坐在那里，仿佛老僧入定。距离6月30日江先生生日，不过十几天时间，我想肯定过两天就会再见，便匆匆告别，不料这一别竟成永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