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们刚刚用完第一笔风险投资。那是一个充满泡沫的时候，北京到处都在谈论各种新项目，街头巷尾都是红色橘色的共享单车。当时单向街的财政状况并不宽裕，但我们还是决定创办一个文学奖。这个决定在当时看起来挺冲动的。

创办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一方面源于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思，技术与物质的胜利被大肆庆祝，而人文空间却似乎被挤压和忽视。我感到一种愤愤不平，同时也有点雄心壮志，希望单向街能够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空间。当时，我偶然看到了Costa Book Awards的介绍，心想，咖啡店都能有如此重要的文学奖，我们为什么不能？

我开始研究国外的各种文学奖，但并不是那些像普利策、诺贝尔那样声名显赫的大奖，而是那些相对边缘的奖项。我也意识到，中文世界里，这种介于旅行、历史、政治、批评等文体之间的写作，似乎很少受到关注。我也受到了《格兰塔》（Granta）杂志的影响，尤其是他们提出的“新旅行写作”概念。我们有意识地寻找那些能够以流动的感受来写作的青年作家。

因此，我希望能通过这个文学奖，关注一种新的写作方式，让写作能够关怀更广阔的世界和时代的感受。

我始终有一种寻找新一代声音的冲动，希望关注那些受全球化影响、从中国出发看待世界的年轻写作者。但同时，我也有一种对过去的致敬之情。这种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尊重一直是我们所追求的。就像单向街有几个重要的奠基石。首先是本雅明，我们的名字就来自他。第二个就是米沃什的《米沃什词典》。这本书对我们整个价值塑造有着特别强的影响。它强调高度的历史化，高度的诗性，同时又总有一种批评的目光。

最近，我有些怀疑自己，处于一种对AI的眩晕之中。书店的书销售额大幅下降，这让我开始质疑，是否真的还有人在读这些书？甚至这影响到我自己的写作。我在写梁启超的第三卷，还要大量的考证，查很多资料。有时我会想，这是否真的有必要？我是不是应该更多地投入到播客或视频里面，去做那些更表象性的东西？那种孤独的写作者，在书桌前的挣扎，还有价值吗？

虽然有时候会感到迷茫，但今天早上，或许是睡得比较好，起得比较晚，我又有点恢复了信心。可能在我更年轻的时候，甚至十年前，我内心还充满了用书写来征服世界的冲动，这其实是巴尔扎克的传统——年轻人来到巴黎，俯瞰着巴黎，满心都是用笔来征服世界的愿望。当我打开书架上的书时，突然发现了一种新的信念。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书成了一个安放我的地方。每天大量的手机屏幕那种非常光滑的移动，让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太飘忽了。

而我拿起这本书，就觉得很多东西坚固地存在于一个地方，它不会消失。它像个小小的宝藏。所以书店，单向街，这个文学奖，我希望它们都会变成一个创造宝藏的地方。它不是堡垒，而是一艘漂浮的小舟，带着一种稳固性，顺着浪潮飘荡。

我知道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挺晚的。在这之前，我对这个圈子并不了解，因为我一直生活在象牙塔里，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也不参与。

说实话，我是80年代北大培养出来的学生，内心深处不太看得起得奖这种事情。我觉得得奖是政府或官方的认可，而我不太参与这种体制内的事务。所有的奖项都需要自己报名，交材料，然后交给有关部门。可以说有些愤世嫉俗吧，但我也确实从不主动参与这些事务。

直到有一天，我开始参与外面的活动，包括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我才意识到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个世界可以不需要通过找关系、填表来得奖。以前，我总觉得什么事情都需要去申请，甚至需要认识一些权威人士，送点礼。

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是我参与连续性最强的活动。虽然我学不到什么，但我觉得很有趣，愿意参加。这里的人可以端着酒杯就上去，很不严肃，但我觉得挺好。

我想，现在书业出现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并不糟糕，但新技术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确实带来了影响。我们每天花很多时间看视频，看书的时间反而不一定多。即使是像我这样以读书为职业的人，也不一定看书比看视频的时间多。世界肯定要变。将来书可能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就像戏曲一样，听戏的人越来越少，但昆曲依然有很高的地位。所以，书业即使变得小众也没关系，只要坚持就好。不一定要热闹，少一点人看也没关系。

还有一句话，日子很长，年头很短。像我这一辈子，还没搞清楚就已经老了。但每天又觉得过得很难，事情做不完。回头一看，时间过得很快。也许，这个文学奖可以办几十年，也不是那么难。

我是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台下的人，也上过台，后来又回到台下。

我第一次和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有很清晰的关联应该是在第三届，那年评选的是2017年的年度作品。当时我在理想国工作，到现场的第一感受是非常震惊，太洋气了。当时来的嘉宾有一位是双雪涛，是那年青年作家奖的获得者。他当时那本书的责编是我，其实那本书的影响力还没有后来那么大。这也是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的特点——我们总是会预先发现一些重要的书和重要的人。

去文学奖现场，我是挺激动的，但又有点无所适从，因为完全没有见过这样的场合。到了第四届，在杭州，我责编的《扫地出门》被选为年度图书。我记得那是单向街第一次把作家和编辑正式请到台上发表演讲。张吉人老师在我前面领奖，讲了很多话，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跟他站在一排。

等到我成为单向街一员的时候，就变成了工作。但走出来后，我会非常感谢这个奖还存在。它是唯一一个同时被读者和从业编辑认可的奖项。

如果说得很坦率的话，单向街书店文学奖虽然存在，但它其实又不太有那种合理性。它没有明确目标导向，意图不明确，非功利性。这些年，大家都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奖，几乎觉得每个奖都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有自己要做的事情，要实现的效益。其实单向街做这些事情，形不成所谓的完美闭环。最开始是许老师想做这个事，后来变成了一帮人在做，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得不到马上可见的实际效益，只是在做一件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真的不具备可持续性。

我可能会觉得它越来越会成为同道中人相聚的场合。我觉得行业在消失，行业标准在消失。但是朋友还在，今天这帮人还在。

同时，我觉得大家还在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辨别：最先看到一个人和一个作品的价值，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而不是追认。现在我们特别不缺乏追认，就是一个东西特别好，马上大家反应极快。第一个说出这个是真是假，是好和坏，这样的勇气是要有的。你先去判断一些年轻的作家、新的作品、难以被归类的东西。这样的辨别和创新是我觉得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一直在承担的。

对我来说，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的这十年，大概也是我自己写作比较用功的十年。我也没有获过多少奖，所以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对我来说非常珍贵。第一届我来领奖，当时在花家地，场地很小，大概在二楼，非常轻松，像是朋友之间的一个非常朴素温暖的场景。

我觉得这个奖最深刻的地方在于，它直接面对读者，每个书店，尤其是独立书店，都是跟一线读者直接交流的人，他们评选出来的作品是最珍贵的。文学就是希望跟人交流，写给你不认识的人看。可很多奖都是写给你认识的人看的，写给评委看的，这其实很可怕。因为我也参加过一些奖，都是那种完美闭环，但这种闭环我觉得对文学也好，对行业也好都是无效的，只是一种谋生手段，最后都是一个笑话。但我觉得单向街不一样，它不是一个闭环。

很多获奖者都是我现在认识的朋友，或者和我还保持很好的关系。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奖是在我的精神同道的范围内，很多文学奖并不是这样的。至少这个奖是和我的写作和阅读有关的。这里面的所有参与者都是我相对认同的，我觉得他们在一起成长。我们依旧还在写，依旧还保持一种很年轻的拼搏的气息。不像很多场面，可能人们觉得自己也达到职称了，就不写了。但这个奖让人一直在往前走，像一个精神共同体，力量很大。

作家面对时间的态度，可能有点不太一样。一个作家说过，你为什么要写？他说，为了那些死去的人。他们会看到你的书吗？不会。你为他们写的那些人，你不要期待他们看到你的书，看到你的东西，这是不现实的。可能因为你真正的读者可能是100年后或者200年后的人。

我觉得单向街也一样，你评的这些人，评的这些作者，行业，会给你钱吗？他们不会给你钱，但依旧还是有效的。所以说它不是一个闭环。好的东西就像扔出去，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就像不规则、不平衡的东西。而所谓的爱也是完全不对等的东西。我觉得这像用一个小的支点撬起一个更大的东西。

对我来说，这个奖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奖项，它更像是《格兰塔》杂志那样，每期都有独特的风格和主题。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大华剧场，那感觉就像一场东亚的盛宴，甚至有了一种奥斯卡的氛围。当时有很多人参加，我记得有一位女士穿着她人生中最美的衣服，色彩特别艳丽。大家也都穿上了燕尾服，整个出版行业的精英都在场，那种感觉非常爽。这种活动把最有朝气、最清新、最有判断力的编辑召集在一起，很多人是自己来的，大家都不想离开，继续聊天，仙气飘飘。

我早期是一个权谋书籍爱好者，喜欢读关于三国的书，还有读者文摘。我也在县城里做过公务员。但来到城市后，我发现像广州的博尔赫斯书店、北京的单向街和万圣书园这样的地方，能够让我接触到新的思想。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和书店的选书一样，有一种独立精神，不是强行附加上某种价值观，而是让新作者和新视角独立发展，然后书店和奖项给予回应。

这些年，我经常在单向街书店写作，所以会关注到很多新书。这些年女性主义、社会变迁等话题的书籍，都是我在书店里看到的。如果没有这个奖，很多独立有潜力的书可能就无法得到关注。我们的思维是有惰性的，如果没有这些新的视角和作者，我们可能会逐渐退回到历史的后半部分，无法理解很多新的东西。

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对我来说，就像具有吉卜赛的气质。它穿越了我们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从蓝色港湾到圆明园，再到大悦城，一个店消失了，另一个就会冒出来。它在物理和精神意义上都比我们这些人更年轻。

大家都知道，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经济上行阶段，全球化，整个人文学科和人文社会思想早就开始持续的边缘化。越来越多的人把艺术、文化和思想当作有闲阶层的消遣。大的趋势大家都知道。

现在一定要说的话，我觉得有几件事值得提及。去年图书市场的坍塌，原来我们说下行、下滑，这次好像出现了一个崩解，像泥石流一样一泻而下。出版业、图书业、书店首当其冲，面临的压力是现实的，这不是勇气和胆量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随着ChatGPT-4、DeepSeek和豆包等技术的介入，对旧有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大学人文教育，包括整个教育系统的冲击也是很直接的。但这种冲击其实可能携带的有意义的东西反而没显现出来。比如我们整个教育的理念、唯一的测试标准和支点，好像岿然不动，反而进一步造成了人文学科的全面贬值。最突出的情况是哈佛大学一次性取消了36门人文科系的学科。我们在这种变化面前瑟瑟发抖。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些事情使得我们要谈单向街书店文学奖还有没有意义，书店还有没有意义，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只能扮演一个大家觉得“你真是人云亦云”的家伙。

我参加很多社会文化活动，在这样的观察过程中，如果有一天没有这样的一个选项了，可能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但如果这个奖存在，好像有某些我们难以名状的东西仍然存在，这是我认同这个奖项的一个点。就像我自己在做的一些事情，我真的不认为它有多重要，它有什么特别的价值，我特别怕人家说“这会流传下去”。但我还是坚持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就让一些可能性继续存留。

进门的时候，我在书店里看到本雅明的像。我突然想到圆明园时期的单向街，当时我去做活动，圆明园那时候还非常荒芜，它的厕所有点诡异，只有站到正确的位置上灯才亮起来，而灯亮起来的时候有一种很华美、很国际化的奇特空间。

当然，我马上意识到，单向街的名字取自本雅明的《单向街》，而本雅明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代表了很多东西：他代表了西马、批判理论传统、法西斯兴起年代的思想者、拱廊街计划、都市漫游、所谓城市的波西米亚人。那时候我以为波西米亚人是一个多么浪漫的字眼，后来才知道是拾荒者，是社会最边缘的底层人，是被视为骗子的流浪者，是居无定所的人。这是本雅明对20世纪30年代文化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定义。

而我们会知道，本雅明是在逃亡的路上去世的，所以他不是一个很美妙、乐观或者昂扬的人。他始终带着一点创痛，带着一点沉思、彷徨、滥用，也可以说是被放逐。其实，不是我要流浪，而是我没有归宿，我没有一个可以稳定存留下来的地方。这是我回忆起那个时刻时，这个名字曾经在我心里引发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年我们就觉得商业化大潮、全球的Mass culture（大众文化）正在摧毁我们在80年代曾经热爱的精英文化，我们觉得灭顶之灾，滔天巨浪。不用说，后来中国社会遭受重创的时刻、看不到希望的时刻、充满各种梦想的时刻，我们都经历过。

我感觉，这个奖和这个奖的参与者一直在不断地提出这些问题，而不是以为自己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比如，文学是什么？批判是否可能？文学与思想的连接是否仍然有机存在？现实主义在今天意味着什么？对社会的多数人的关注和书写是否可能？我觉得这个奖的存在，一次次使这些问题再次被我们面对和思考。

书店的意义已经变了。以前，风入松、万圣简直对我们有一种殿堂一般的意义，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第一代书商，他们经由书店而致富，这是事实。而今天人们很难经由一间书店而致富。书店仍在，但它的社会位置、空间、运营规则和逻辑都在改变。书店成了童话故事，查令街，越来越像老照相馆一样的魔术性空间；另一边，它大概是最后的真实的、有价值的空间。

我之所以要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还有什么机会突破信息茧房？我们还有什么机会不在大数据的精准投送之下，而成为某一种越来越抱残守缺的人？

我想说一点片段。当时单向街有一个驻店作家的活动，在店里待三天。有一天我这样待着，没人来，然后就两三个读者，许知远拎着几个冰棍，我们几个人吃着冰棍，聊着天，感觉还挺开心的。

当时我们定的主题是“旷野”。我说，旷野让我想到我少年时代，我特别喜欢打着赤脚在河边走，我说我一定要打着赤脚做一场活动，可不可以？他们说可以，我就真的那样做了。当时还有相机，我就真的打着赤脚坐在台上，我觉得那会特别自由。他们穿着鞋，我打赤脚。有一种特别浪漫的感觉。在这样一个都市的环境里，在规则的秩序下，你想保有一点点自在和内心的某种向往，也是可以的。那张照片我现在一直还保留着，我觉得特别珍贵。

后来还有一个片段，第三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我的演讲主题是“断裂时代的痛与爱”。这个演讲对我个人的启发非常大。虽然我之前也写了关于梁庄的书，做了些调研，但当我从总体上考虑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它的爱的分层、阶层的固化时，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都处于一种固化之中，都被一些东西牢牢禁锢起来。只有你真的去反向思考，去想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才意识到其实你的爱是非常廉价的，甚至是符号化的。

就像我写农民工一样，其实我特别讨厌“农民工”这个词，但你又不得不使用这些词语。我记得我讲了一个例子，我写梁庄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女性，她和我年龄一样大，失去了孩子，但我在讲她失去孩子时有多痛苦，怎么半夜去怀念他，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之前也是在用符号化的眼光看待她的爱。

单向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向思考的空间。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时代坍塌和断裂，但总有那么一个地方，一种空间，让人去思考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特别珍贵的地方。

2005年，单向街书店创办的时候，实际上是伴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的改变，大家要看世界，要增长见识，给思维增添新的活力。几十年下来，开始有意思了。如果你画一个图表，就会发现书店跟经济形势、社会形势一起往上走，走到某一个点的时候，经济形势开始下落，但书店依然在。

经济情况和社会情况是有上升、下降，或者再上升、再下降的，但书店的趣味一旦建立，就保持在这儿。它从跟社会生活走得很顺，到跟社会生活甚至开始有距离，这个过程里，它的整个命运都显现出来了。

读书人里也有不同的读书人，有的是这一类，有的是那一类。单向街书店像一个磁石一样，把某一类读书人吸引到这个地方来。单向街甚至开始区分读书人：这一类读书人不是那一类读书人。

它区分的是什么呢？我会觉得它有一个基本点：对知识、视野、思维、深度、趣味等等东西的强调。这让我想到一个词，就是“爱智”。“哲学”这个词的本来含义就是“爱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单向街和单向街的奖其实都保持了这样一种品质：关注历史、关注中国社会、关注历史进程，保持知识的品质、爱智的品质。

我们把这个奖项作为一面镜子，把书业、出版业作为一面镜子，去理解到底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新的一代人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新书写。

对今天很多还挣扎在文化行业里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从未经历过以前的时代，也没有得到过那么多的确认和支持，也许今天的谈话对他们来说也颇为遥远。在今天的时代当中，他们也不再那么容易，或者越来越不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

也许，我以为我们所谈论的只是工作的一部分，但当我听到其他人的发音，才发现其实如此真实地存在着，并且给参与其中的人带来过这样的影响。好像十年的时光也没有那么快速地经过，它留下了很多的痕迹。

也许，人们会走到他们家附近的书店，会提起他们的笔。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特别迷茫，觉得大脑空空，但也许正是这样的时刻，当你脑海里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当你找不到特别精确的语言去描述此刻的痛苦，当你发现书架上的书、过去的人，不能够充分准确地把你的生命经验说出来的时候，可能有产生一种很崭新的经验，崭新且古老的经验，要从你借助你的嘴和你的笔来再次表达他们自己。

这个时刻也提醒着你，要去书写、去讲述、去做播客、通过视频去做社交媒体，会再次把那些过去的声音带回到我们的周围。我觉得这是单向街书店文学奖这十年的工作得以确认，也许还可以继续的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