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黄金时代”
从军艺文学系毕业，一转眼二十二年。我的第一本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出版也是二十二年。那年出生的孩子，也到了大学毕业的年龄。尽管我们心理上还在抗拒，但事实上已经老了。
1986年版《透明的红萝卜》
那时候有个唱大鼓的艺人骆玉笙正走红，她大概也是我们现在的年纪——也许稍微老一点——她唱的鼓词儿有一句我牢记不忘：“重整河山待后生。”因为这篇文章最早是应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学报之邀而写，所以我就感觉到是面对着文学系那些风华正茂的师弟、师妹们说话；希望有很多亲切，但愿不要有倚老卖老的嫌疑。
我主张老了就该知趣，就该敬畏青年，就该闭嘴，就该让出地盘，让年轻人登台表演。文坛其实也是一个舞台，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既是舞台，吃的也就是青春饭。师弟师妹们写的文章，我能找到的都看。你们写的东西，打死我也是写不出来的。这不是谦虚，就像我们当年写的东西，我们上一代的作家也是写不出来的一样。
我清楚地记着1984年8月31日上午，我搭乘单位的班车到军艺报到。我是第一个到的。大门口右侧的大杨树下，临时摆开了几张桌子。系里几个工作人员在那里张罗着，让我填各种表格，然后发给我一把宿舍的钥匙。宿舍在大门口右侧那栋灰楼里，一层，最西头南面第一间，靠厕所最近靠教室也最近。
那么长的房间，西墙上还有一面黑板。宿舍里摆着四张铁床，四张崭新的杏黄色的写字台，还有四把电镀红塑胶坐垫椅子。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么漂亮的写字台，也从来没坐过这么柔软的椅子。后来听说，这些都是徐怀中主任帮我们向学院里争取来的。这样的宿舍和摆设，真让我喜出望外。因为原说驻京部队的学员是要走读的。
莫言旧照（拍摄于1990年）
那时我连公共汽车都不太会坐，连拨号电话都不会用，部队远在延庆，一听说让我走读，顿时就懵了。我向系里的老师刘毅然请求，能不能让我住校？只要给个地儿就行，仓库，杂物间，甚至走廊上，都行。后来刘毅然告诉我不用走读了。面对这近乎豪华的宿舍，当时的感觉想哭。
可能因为我大哥是我们高密东北乡第一个大学生的缘故，我从小就感受到了大学生的荣耀，从小就萌发了上大学的梦想。这梦想近乎疯狂，师弟师妹们如感兴趣，可以找我那篇《我的大学梦》看看，其中尽管有夸张，但基本事实还是真的。那时的军艺文学系虽然是个专科，但毕竟也算跨进了大学的校门，毕竟可以堂而皇之地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校徽挂在胸前，满足一下虚荣心。
与我同样兴奋的我想绝不止我一个。记得开学不久的一个晚上，一同学的父亲带着一帮人从山东赶来，一进校门就大声喊叫：“这是解放军艺术大学吗？俺儿子在这里上大学呢！”老爷子的激动和自豪溢于言表。父尚如此，何况其子。
开学典礼后，有一个类似于自报家门的见面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朱向前同学的发言，滔滔不绝，旁征博引。我惊讶不已，暗想此人还来上什么学？直接到大学去教书得了。接下来就是上课了。许多久闻大名的人物，纷纷登台亮相。确有名副其实的，也确有名不副实的，但对我来说，所有的课都让我受益匪浅。
莫言军旅时期（拍摄于1988年）
后来回想起来，怀中主任和系里的老师们根据我们的特点制定的教学方针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卓有成效的。我们的年龄，最小的也近三十岁，老一点的接近四十岁。大家都有一定的创作经验，都多少发表了一些作品，有好几位已经声名赫赫。
学制只有两年，如果让我们像一般的大学生那样上课，显然不合适。而采用了那种既有名师系列授课，又有各界名流自由讲座的教学方式，既能弥补我们基础知识之不足，也能让我们时刻保持着与艺术界的联系，开阔我们的视野，刺激我们的创作热情。
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但当时听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像洪子诚、曹文轩老师的当代文学，赵德明、林一安、赵振江老师的拉美文学，唐月梅老师的日本文学，刘再复老师的“性格组合论”，王富仁老师的鲁迅研究，汪曾祺、林斤澜、李陀先生的创作谈，等等，都给我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并将受益终生。
另外如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孙景波老师的美术讲座，用幻灯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数百幅精美的图画，其中一幅原始时代的老祖母的雕塑图片，成为我一部重要小说的灵感源头。还有中央乐团著名指挥家李德伦的音乐欣赏课，更让我终生愧疚。那时李大师正在全国各地搞交响乐普及运动，他的课从音乐起源谈起，当时我感到他把我们低估了。他的课比较长，耽误了食堂开饭的时间，大家似乎都有些不耐烦。他讲完后让大家提问，没有人提。
李德伦
我傻乎乎地站起来，说：“李老师给我们放了半天录音，但我们还没看到过您的指挥，您能不能对着录音机给我们比画几下子？”李大师不高兴地说：“我指挥过很多乐团，但还从来没有指挥过录音机。”后来，当我多少知道了一点音乐知识，多少知道了一点李德伦先生的经历和成就，才知道我的要求是多么荒谬和无知。
因为我们毕竟是写小说的，听了一些课后，便不禁手痒起来，一个轰轰烈烈的写作高潮，便不声不响地展开了。刚入学时宿舍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每张床和每张桌子都用布幔遮拦起来，进去后如入迷宫。唯一没遮没拦的是我们宿舍。上星期我去绍兴文理学院讲课，与同宿舍的施放见面。他已经转业到绍兴图书馆任党委书记。
回忆起当年情景，有点像王羲之《兰亭序》所言：“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那时我们文学系夜夜灯火通明，每个宿舍都像车间，大家的创作热情之高，创作速度之快，今日回想，如同神话。每到午夜时分，隔壁同学李本深兄，就用勺子敲着饭盆，在走廊里喊叫：“下工了，开饭了！”于是各个房间里便有人出来，去水房里打水，用热得快或者电炉子煮方便面。我们初入学时方便面两毛钱一包，后来涨到两毛五一包。
《红高粱家族》手稿
我一次买了五十包，装在旅行袋里，放在床下。同时买了二两虾米，煮面时放上两粒，鲜美无比。同室中吃过我的面的，赞赏不已。那时学校伙食很差，吃饭排队，闹闹嚷嚷，如同集市。在房间里煮面可以节约大量时间，而且省钱。尽管校方多次查禁电炉，但屡禁不止。那时我认为方便面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是伟大的发明。
那时每星期只能洗一次澡，数百人争夺十几个莲蓬头。那时宿舍里暖气若有若无，脚上起了冻疮。那时的条件，与今日军艺无法相比，但我已经感觉很幸福。那时我们摽着劲儿写，写完后互相看。即便平时油嘴滑舌者，到了为同学的稿子提意见时，也庄重严肃起来。我们的集体努力，很快就在文学界造成了影响。全国各地的编辑们纷至沓来，来者总是有所收获。
那时我们文学系像一个小说工厂，也有人戏称我们是造币车间。那时候一万元是一笔惊天动地的巨款，有好几个同学写成了万元户。那时有些老师劝我们不要着急写，应该利用难得的机会认真听课，多看点书。现在看来，我们那时近乎疯狂的写作，应该是正确的选择。因为那种写作的氛围是不可复制的，那种社会的环境也是不可复制的。我们毕业后，每个人的创作条件都比在校时要好，但大多并没写出比在校时更好的作品。创作确实有些难以理喻啊。
军艺文学系，几十年来之所以在社会上享有盛誉，我想重要的一点就是，这里能培养出作家，而且大都在校时即写出了力作。军艺文学系有这个传统，有这个氛围，而这一特点，即便是许多名牌院校的中文系也不具备。因此，我们当时看似急功近利的行为，也有一些正面的意义。当然听课很重要，看书也重要，甚至整理内务、出操跑步也很重要，但能在完成上述功课的同时，挤出一点时间来创作，却也十分必要。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希望师弟师妹们努力。
八十年代，已经被评论界说成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其实也是电影、美术、音乐等艺术门类的“黄金时代”。这样说的根据自然是那时期出了作品出了人才。不客气地说，我们军艺文学系是八十年代文学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缺了我们，这个文学的“黄金时代”是要褪色不少的。
但我们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多么好，我们那时与今天的人一样满腹牢骚，抱怨外部环境不好，抱怨禁区太多，抱怨许多处在领导岗位上的老作家思想保守，压制青年。尽管那时确有一些题材不能写，也确有一些作品写出来了却不能发表，但事实证明，该写的都变着法儿写了，写出来的作品，如果确是好货，即便当时没有发表，后来也都发表了。可见有一些禁区，并不妨碍文学的发展；完全无禁区，也未必产生伟大作品。
那段时间转瞬即逝，日子过去得越久，值得回味的东西越多。我那时少不谙事，虚荣肤浅，说过不该说的话，也做过不该做的事，伤过一些同学的心，至今想起了还很愧疚，但愿同学们已经原谅了我。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本文收录于莫言散文集《月光如水，马身如漆》
◆ ◆ 阅 读 ◆ ◆
本文版权所有 |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转载请联系后台 | 欢迎分享至朋友圈
莫言读书会 出品 | 编辑：光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