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嘴唇厚一点真的更有魅力吗？

悉尼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探索了在欧美审美文化下，人们对嘴唇大小的偏好。

随着整形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改变外貌的手段越来越多，研究者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展现流行文化如何影响人们的审美偏好，从而进一步影响人们追求“美”的方法。

研究者使用数字生成图像来改变男性和女性嘴唇的大小，并要求参与者对面孔吸引力进行评分。

32名参与者观看了168张面孔，包含7种从纤薄、正常到丰满的唇型，参与者有1.25秒的时间来对每张面孔的吸引力进行评分。

最终得分最高的是薄唇男性图像和丰满唇女性图像。

图/实验用面孔图像

研究者还发现，女性参与者在对女性面部图像进行观察时，对丰满嘴唇的偏好更为强烈，而男性参与者则更喜欢嘴唇未改变的女性面部。嘴唇偏好似乎受观察者自身性别的影响，但在男性面孔的评分中这种差异并不明显。这意味着女性丰唇的行为可能更多服务于同性审美。

另一方面，嘴唇的对整体吸引力的影响似乎很容易被适应。在观察一段时间丰满嘴唇面孔后，人们对之后见到的所有丰唇面孔的评分都会更高。这种对于嘴唇的适应表明大脑似乎将嘴唇厚度编码为一个独立特征，将其与整体面部结构分开。

人们对嘴唇吸引力的评判标准很容易受到外界信息的干扰，这意味着社交媒体的影响可能会加剧社会审美的单一化追求。

二、童年创伤，很可能会让你变笨

大脑白质是神经纤维聚集的区域，它们是执行认知和行为等必要功能的信息通路。大脑白质主要在儿童时期得到发展，而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儿童时期的经历，特别是逆境很有可能影响大脑白质的发育。

研究者搜集了来自9082名儿童的数据，其中约一半为女孩，平均年龄为9.5岁。

数据信息包括大脑活动、结构、认知能力、生活环境、情绪和心理健康状态等，并考察了多个早期环境因素类别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包括产前风险因素、人际关系逆境、家庭经济剥夺、社区和社会逆境因素。

结果表明，儿童大脑白质中神经纤维的连接强度和完整性存在广泛差异，而这些差异主要取决于儿童的早期生活环境，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童心算以及识字能力。

这意味着早期儿童不良生活经历，有可能会造成后期青少年认知表现下降。

尽管贫困、不安定的环境等因素会为儿童的脑白质发育造成负面影响，人际、家庭韧性还是能起到一定保护作用。研究者表示：

我们都嵌入在一个环境中，这个环境的特点，如我们的关系、家庭生活、邻里或物质条件，可以塑造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如何成长，这反过来又影响我们如何使用它们，我们应该努力确保更多的人能够拥有大脑所期望的稳定、健康的生活，尤其是在童年时期。

三、抑郁症让人成为父母的几率降低了约三成

生育率持续走低，年轻人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芬兰的一项研究表明，患有心理疾病可能与这种现象有关。

研究团队在超过120万参与者的登记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与未患病的人相比，患有心理疾病的年轻人成为父母的可能性较低。

其中，精神分裂症表现出最强的关联性，被诊断为这种疾病的人在39岁前都不太可能有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其他常见的心理疾病，如抑郁症和焦虑症，也降低了人们成为父母的可能性。被诊断为抑郁症的男性成为父亲的可能性比其他男性低38%，患抑郁症女性成为母亲的可能性比其他女性低19%。而在2022年的一项研究中，这两项数据分别为33%和15%，其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增长趋势。

与女性相比，男性对生育的看法似乎更容易受到心理疾病影响。对于男性而言，即使是轻度抑郁也与更低的生育相关，而对女性来说，这种联系仅存在于严重抑郁症之中。

研究者认为，稳定的伴侣关系是生育的必要前提，因此形成或维持伴侣关系的困难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成为父母的概率较低的现象。另一个明显的模式是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与他人同居的可能性更低，特别是男性，这降低了他们建立长期稳定关系的可能。

研究者认为，提供长期支持可以帮助他们应对生活决策，包括尤为重要的组建家庭，并且这种支持绝不仅限于心理服务层面。

四、也许不是疾病，而是我们在为痛苦找解释

“你有ADHD吗？”如果你没被问过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可以从网上找几张问卷来试试。可以想象，大部分问卷的结果会是“你有一定水平的成人多动症症状。”

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网络发展所带来的弊端，人们可以自行对一些表现或“症状”做出诊断。

随着良莠不齐的信息和诊断标签大量流入社交媒体，许多医疗状况的普遍性和我们对其的关注程度都有惊人的增长。这使得一些诊断的给人们带来负面影响已经减弱到许多人主动寻求并接受它们的地步。

英国神经学家苏珊娜·奥沙利文认为整个社会已经过度依赖诊断，过度医学化，而我们的文化、健康体系和自我都正在承担其后果。

某些诊断率的上升并非由于人们健康状况下降或检测能力增强，相反，边缘性医疗问题正在变成诊断。人们并没有变得更不健康，而是正在将更多的事情归咎于疾病。

自闭症和ADHD是诊断范围不断扩张的典型。

自闭症，或称为自闭症谱系障碍，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罕见且严重损害儿童生活的疾病。在20世纪70年代，大约每2500个孩子中就有1个受到自闭症影响。如今，估计的患病率约为每36个孩子中就有1个患有自闭症，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也被诊断为自闭症。

这种上升并不是实际发病率的变化，而是诊断率的变化，是诊断标准更加广泛、筛查工具不断改进、意识提高以及被标记的儿童类型的变化所导致的。

但另一方面，由于充满个体差异的病例数目过大，以及诊断标准的持续变化，研究人员几乎无法发展出关于自闭症的可靠、累积知识。这造成一种循环效应——分类影响着被分类的人，然后分类标准又被他们所影响。

“神经多样性”观点下的ADHD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该观点认为ADHD是一种差异，而不是需要治疗的疾病，这种差异进一步被解释为一种身份，一种标签，最终，ADHD成为了一种自我身份认同。

也许许多人从诊断中自我接纳，但这是否真的有益则缺乏证据。毕竟，从“诊断”中寻找“自我接纳”听起来并不是一个足够好的选择。

这种趋势有几个不良后果：

由于诊断标准总是在发生变化，而且存在某些主观解读的空间，它可能会主动创造疾病和痛苦；

对心理疾病日益增长的关注和海量的信息传播似乎并没有为承受心理痛苦的人带来真正的帮助。事实上，即使对疾病的意识提高，全球范围内的心理健康状况仍在持续恶化，尤其是在年轻人中。

这当然不意味着要回归到一种更保守和冷酷的状态——认为任何心理疾病都能并且应该靠个人意志克服，或者心理疾病只是懒惰和脆弱。

问题的关键在于调整我们进行心理关怀的手段。

事实上，“诊断和治疗”的医学理念并不适合精神痛苦的人。因为有大量证据表明，精神痛苦的潜在原因是社会、经济、环境或过去的创伤。

在大多数情况下，给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贴上诊断标签是无益的。这会让人们相信他们有生物缺陷，会导致无效甚至可能有害的医疗治疗，而且大多数时候，它错过了真正的问题。

心理健康问题往往是应对压力情境的有意义反应。减少过度医疗化并不意味着服务减少。我们需要的是提供适当支持以解决人们实际问题的不同服务，而不是针对医疗标签的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