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北京某大学官方微博连发两则声明宣布解除某教师的劳动关系，从发现该教师网络舆情到调查取证确认，前后不过短短十小时，一段隐匿数年的师生恋被以一种极为不堪的方式公之于众。

原本平步青云的中青年学者一夜之间失去教职，而举报者学生则自称处于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折磨之中，双方的人生皆滑向了未知的深渊。

如果旁观者认定这是一场悲剧，那么未必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原本可以避免。师生恋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爱情故事，但仅从微博和小红书这两大社交媒体的网友讨论重心可能都跑偏了。第一重失焦，也是最大的吃瓜点是这段师生恋的同性属性，第二重失焦在于偏批评学生“好处捞尽、卸磨杀驴”，从而忽略了师生恋中最本质的问题：权力与公平。

师生恋最核心的问题是权力不对等，特别是在大学，老师掌握着学生的学业、推荐、资源分配等重要权力，学生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即使学生表面上“心甘情愿”，也可能受到隐性压力或利益诱导，难以判断其真实意愿。美国心理学会研究指出，师生恋中约80%的学生事后感到后悔或心理创伤。

因此，多数高校明文禁止师生恋，尤其是直接学业指导关系的师生恋，一旦涉及学术资源、考试、推荐等利益输送，师生恋就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学术腐败和违纪违法。

1980年代后，欧美大学逐步出台严格规定，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禁止教授与直接授课或指导的学生发展亲密关系，否则面临解雇。芝加哥大学哲学系与法学院教授玛莎·努斯鲍姆的言论基本代表了美国学术界的某种共识：“学术领域的首要使命是保护求知环境的纯粹性，而非成为欲望的试验场。”

2014年中国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将“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列为“红七条”禁区，违者可撤销教职。

从微博爆料的举报资料看，学生确实获得了不少“好处”，“享受红利后举报”在道德上也容易让人反感，但从法律和制度角度，举报学术不端、权力滥用是正当行为。并不能因为举报者“也有问题”就否定举报的合理性，这个世界上可能并不存在完美受害者，一如人无完人。

大部分师生恋都是一场高风险游戏，不仅违反规定，而且社会观感不佳，即便没有利益交换，但也会被其他师生猜测怀疑其中的学术腐败和潜规则，特别是一旦是学生提出分手可能会影响学业和毕业，甚至招致老师的骚扰和报复，对高校学生来说，师生恋所面临的风险和考试作弊相差无几。

早年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对师生恋相对宽容，比如著名的大先生和许先生因挑战传统婚姻制度而备受争议，但在中国文学史上被视为自由恋爱的象征。西方电影《钢琴教师》、小说《洛丽塔》等作品将师生恋描绘为禁忌之爱，却弱化权力不对等对更年轻一方的危害。

随着性别平等和反性骚扰运动发展，现代社会普遍视师生恋为职业伦理的严重越界。法国社会学家埃里克·法桑指出，师生恋的污名化是“民主化进程中权力关系透明化的必然结果”。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波伏娃在与萨特保持开放关系的同时，曾与多名学生发生恋情，包括17岁的女学生娜塔莉·索罗金和男学生比安卡·兰布林。这些关系导致学生陷入心理危机。兰布林晚年出版回忆录揭露波伏娃的操纵行为，指责她将学生“献祭”给萨特，引发伦理争议。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1920年代担任马堡大学教授时，与学生汉娜·阿伦特发展出秘密恋情。当时海德格尔已婚且育有子女，阿伦特比他小17岁。哲学家伊丽莎白·扬-布鲁尔在阿伦特传记中指出：“这段关系塑造了她的全部思想——对权威的警惕、对公共领域的捍卫，皆源于她识破了‘哲学之王’的脆弱性。”

并非所有围观者对北京某高校的这段师生恋都是批评，微博上还有人被老师的付出的所暖到：“有人为你剥过柚子吗？有人为你写过情书吗？有人为你规划未来吗？有人为你小心翼翼吗？有人有你整夜失眠吗？有人千方百计愿意为你完成心愿吗？”

估计大部分人都没有享受这样的待遇。海德格尔强调“爱的本质是让所爱之人成其所是”，也揭示了一些爱情之所以是刻骨铭心，源自一方的无私和单向度。从这个意义上，与其冒险与老师、与学生发展禁忌之爱，还不如和集人类之大成的AI谈场智性恋。

与恋人常常不会编造合适安慰的谎言不同，AI可以提供的情绪价值相比人类简直是降维打击，AI没有自尊心、嫉妒心或创伤记忆，能无条件接纳所有情绪宣泄，AI基于海量对话数据训练，知道何种回应能最大化用户留存。最起码也可以把AI作为情感训练的沙盒，一如来自ima的建议：学习AI的“非评判性倾听”“需求确认话术”应用于真人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