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咖啡价格的时候，我心里算了一下，决定回去。顺平县顺兴中路，2020年夏天，一个苍老的牌坊下，那个卖西瓜的人和他的西瓜还在那儿。那个老人坐在地上，一堆西瓜摆在地上，其中有个掰成几块，瓜瓤里斜插着一把刀。地上还有第二把刀，后来他拿起来的时候我才看到。

一小时前，我们等红灯，这个光头的老人捏着一张百元纸币，求助地看向我们。人已经跑了，他说。

我们靠近他，轮番伸出手指去捏他手里那张钱。我们慢慢看，对视着，我们当中有人那说是真钱，有人说是假钱。那个金条是印上去的，有人说出理由。听到这，我拿手指仔细去抠它。确实应该是印的。

是真钱。我嘴上却说。

那老人将信将疑，捏着钱缩回手，装进胸前的挂包。我骗他是因为不想他太悲伤。我说的是好听的假话。有时候就有一种虚弱又悲哀的善意支配我们的嘴这样说话。说难听的真话又有什么用呢。他肯定找了一堆零钱出去吧。说不定得有九十元那么多。真荒凉：有人拿一张假币，抱走了一个这么老的老人的西瓜，还拿了他九十元，就剩下他坐在这里，坐在暴雨过后河北省这块水泥地上。

我们的绿灯亮了，我们要去吃晚饭。我们路过这个地方，我们饿了，我们去吃我们想吃的，喝我们想喝的。吃完了喝完了我们就回去。

现在，回到酒店大堂，看着咖啡台，我一个人走了出来。其他人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有个很小的事情出去一下。我走得很快，先走到银行门口，又走到西瓜摊，那老人还蹲着地上。

大爷，我说，你那个钱再给我看看。

我捏着裤兜里的一百块钱。我怕直接给他他不同意。我得聪明地、巧妙地让他收下我的真钱。我兜里的应该是真钱。我想他比我更需要这一百块钱——第一我不用卖西瓜，第二我本来准备在酒店大堂喝咖啡。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个咖啡上瘾的人了。我喝各种咖啡，早上喝晚上也喝，我钻研不同咖啡店咖啡的味道，我常常因为黑咖啡和拿铁到底该喝哪个在咖啡店里磨蹭很久。我们这种爱喝咖啡的人喜欢站在那里，也喜欢坐在那里，想躺我们还能躺在那里，只要咖啡店有我们能躺下的那么大一块面积。躺下了我们继续喝咖啡。有时候我们说话有时候我们不说话，我们扁扁的身子就像一把一把直尺，咖啡爬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就喝它，我们就测量它。

你不要走，老人说，你别动。

怎么了，我问。

你不要动。他说着站起来。

这时我就看到了地上的第二把刀。小学的时候我们用直尺，二十厘米长，我对二十厘米有童年里的直觉。那就是一把二十厘米那么长的水果刀。他把刀紧贴自己的一侧大腿，弯下腰，作出对峙的、随时刺出来的姿势。他的眼睛看着我。

你不要动，他继续说。

大爷，你记错了。我后退了一步，或者两步三步，我纠正他，你记错了，你的假钱不是我给的。我是想来帮你看看呢。

你别动，他弯着腰，往前迈了一步，刀离开大腿，在空气里靠近我，晃了几下。

我要是死在这里有人会知道原因吗。一个笑话、社会新闻。一个老头。一把刀。一击致命。我倒在地上。血汨汨的流开。以前我打过几次架都不成功、但以后也没有机会打架了。死在这个陌生的牌坊下。要是我转身跑的话他跑不过我，但他可能把刀飞镖一样刺过来。我也可能滑倒，他追上来了一顿乱刺。我往前跑，也许迎到一堆本地人、他的亲人、他的家人、不明真相的人、不讲道理的人、他们误以为发生了大事、或者本来这就是大事、他们会以他们的方式解决问题。

“我是来这出差的，刚才路过这，这老头拿着一张钱，说被人骗了，我想帮他再看看，他就拿刀了。”

警车开到身侧停下的时候，我几乎伸出手，想帮他们去拉车门，他们才迈下一只脚我就说了这些话吧。我说得很快但还想保持自尊心，我没说我过来的路上还带了一张钱，一百块钱，就在我兜里，你们看呢，是刚才在酒店门口取出来的。我说不出来。

老人把刀放在了地上。他不愿松手，当那位胖胖的为首的领导一样的民警捏住他的钱币时。他紧紧地捏着它。

这假钱不是他给的，那老头指着我说。他不再看我，也不再靠近我。

你走吧，民警对我说。

如果需要我配合调查，就随时。我说。

你走吧，另一个民警说，那老头有癌症，他疯了。

我回到了酒店，没喝咖啡，直接回到了房间。2020年夏天，河北省顺平县，这是一个我节省了一百块钱的故事。这件事情有点危险，但我运气不错，度过了难关，但无论如何我应该是做错了什么。那天我想了半个晚上，后来又继续想。就像现在这样想。要么是我不对要么是他不对。也可能我们都不对。我就想着这些对错的事情，怎么也想不明白。如果我们都错了——那我应该是错得更多的那个——还是说回小学的数学课吧，我们才刚开始学习测量呢，所以桌上摆着那么多塑料工具。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把直尺弄丢，二十厘米长的直尺，找不到，就硬着头皮坐在那里，左看右看，想碰碰运气，找人借。运气好的时候有人就有两把直尺。我们一人一把，拿在手上，小心地捏着它们扁扁的身子。雨还没下来，还有时间，世界上说不清楚的事情就在手上，我们就测量它。

陈真，《时尚先生Esquire》编辑

本文为2025年三月刊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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