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遥远的人影，越来越近。在光线的折射下，他一边不停地走着，一边在不停地和我打招呼。

这是一个视觉上的错误，可能是我的视力最近衰退得有点厉害，但一定不是因为疲劳。

事实上，即将迎面而来的是一个男人与一条狗。我和他们之间隔着一段并不明显的坡路。

这是偏远山区最典型的乡村公路。路基修好应该有好几年了，但一直没铺上沥青，任由石子与泥土混合的路面坑坑洼洼。公路处于一种未完成的临时状态，但又觉得它可能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了。车子一经过，马上尘土飞扬，好在过往的车辆极少。

他们正在朝我走过来，其实并不遥远。如果没有盯着细看，并不能看出来对方先上了坡，然后又下了坡。我是因为撑着一根登山杖，停在路边，眯着眼，观察着那个男人走路的姿势，以及双脚与路面的关系时才发现的，那个坡度极缓。

不知为何，这个男人走路时有点摇摇晃晃，但似乎又非常努力地让自己走着一条直线，所以，他在跟自己的较劲中呈现出一种摄人的气场。

走在前面的是一条狗，初时看上去非常朦胧，像是打了马赛克的方块。等它走近时才发现是条柯基犬，毛发有点过长，像只迷你的猛犸象，感觉自出生后就没被剪过毛发。

远看它也有点站不稳，像随时都要摔倒的样子，状态非常像它的主人。为了避免它产生防备之心，我蹲了下来等它，同时拿出手机，想给它拍张照片。

但我一蹲下，它也停下了步伐，犹豫地看着我，我能感受到它长长的毛发中那双滴溜溜转的小眼睛，带着对陌生事物的困惑。这时，我才看到，它的右前腿短了半截，是一只残疾的柯基犬。怪不得，它走路的姿势中也透露着倔强。

这几天，在路上看到不少断了一条腿的狗，在乡村公路边徘徊，但不都是流浪狗。原因可能是，乡村人家的院场与公路往往连在一起，来往的车辆很容易压到四处乱窜的狗。

它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确定了主人的位置，然后等待主人靠近。

我站起来往前走。有了主人的加持，狗也不再犹豫地走过来，紧跟着的是它的主人。所以，有一瞬间，我们仨个是横向地排在一条直线上的。

就在擦肩而过之前，我仔细地扫描了这个男人。

首先是他的脸。他走路时脸微微右偏，但不明显。他的右眼球呈现出一种死亡的苍白色，居然是一只假眼，但不知是什么材质。他只有左眼完好，直勾勾地看着前方，怪不得走路时直挺挺地保持着一条直线。他对路过的我视而不见，有一丝莫名其妙的傲慢感，当然，或许这也是一种错觉。

但是我很难描述他脸上的表情，因为以往没有过这样的观察经验。他脸上凹陷的肌肉、不同寻常的鱼尾纹，以及黑里发红的皮肤，肯定意味着什么，可是这一切，在我与他那只假眼的偶然对视所带来的惊悚感面前，意义全部消散了。

只在一瞬间，我感受到了自己的空洞。那空洞是一段乱码在自行拼凑，试图理解右眼眶的神经，怎样触及那颗异物。当那个男人的意识到达那个位置，会在那儿短暂地停留吗。

假眼只是他微小的局部。他的左手臂用一条绷带吊在脖子上，绷带半新不旧，是用纱布条临时做的，可能用了有一段时间了，已经不太看得出纱布的特质了。

但他左手掌上的纱布是崭新的。事实上，已经看不见他手掌的形状了，他的整只左手缠着纱布，像戴了一只白色的棉手套，尤其是大拇指，纱布特别厚，而且直直地翘着，可能很难合拢。

他走路很快，走路时左手臂尽量以固定的姿势往前伸着，好像这样可以避免疼痛。但从远处看时，很像是胸前举着一把枪，那是肉身的手臂与金属器械的合体。

看得出来，他手掌上的纱布是刚换上的。从之前的路人口中得到的信息，前面的村子里今日有市集，那一定是在街市的药店换上的。那他为什么受伤呢，是因为独眼，所以日常生活的行动总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导致的？那他会经常受伤吗。

他身材适中，是那种常年干体力活而造成的干硬感，上身穿着一件宽大的灰色夹克，拉链一直拉到领口，下身黑裤，脚上一双解放鞋，那是在山村里最常见的鞋子。

可以想像，仅用一只左眼与一只右手，要穿得这么齐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从他身上也看不出女性是否存在过的痕迹，或许他有也有家人，一位老母亲？

我感觉他与我年龄相仿，但明显地，他的身上多了一种让人略感不安的东西。这种不安的预期来源于他可能有伤害性，不一定是对他人的，而是对自我的伤害。

在擦肩而过之前，我产生过一种冲动，想截住他聊上几句，但这种不安的预期又拖延了我的冲动。最后的转念是，要对受伤者保持畏惧。

虽然闻不出来，但从脸上的皮肤颜色看得出来，他可能喝了点酒。一早起来，赶个集，换药、重新包扎伤口，然后和乡里常见的朋友喝个早酒，当然，也可能习惯了独饮。

他有喝酒的朋友吗，还是真的独自一人？虽然我倾向于后者，但很难确认。不过，我从他的脸上读不出有朋友的信息。刚与朋友分开的人，脸上会有一种微妙的喜悦感，那是人类特有的与同类交流后的表情，但他没有。当然，也可能是有的，但在那颗假眼带来的情绪阴影里，所有的表情都被瓦解了。

就在擦肩而过之时，一辆车经过，泛起的漫天灰尘，让我不得不侧身避开，并快速往前走了几步。等到灰尘散去，再次转头回望，男人与狗已离开了一段距离，他仍然维持着直线行走的姿势，对弥漫的灰尘毫不在意，仿佛那是舞台上的干冰营造出的烟雾效果，只是身影已略显模糊。

我眺望了一下自己早上出发的地方，早已消失不见，然后又仰望了一圈身处其中的群山，心想，哪儿是他的家呢？

没多久，我路过了那个市集，不到十点半，那儿已近尾声。一条短街，没有几个人，除了农贸市场还有几个正在收拾的摊位外，大部分商店都已经关门。在敞开却空无一人的理发店旁边，有一家简陋的小饭馆，往下半拉着卷帘门，但里面还围坐着半桌人，从外面只能看到他们脖子以下的身体。

走进去，他们也并不因我的出现而诧异，每个人面前有一个塑料杯，杯里有酒，但桌子上除了少数花生壳，没有下酒的菜。

喝酒的人默默无言，好像一上午都把说话的指标都用完了似的，再也想不起任何可说的话。当然，也有可能整个上午都是这样沉默不语，说话的指标在好多年前就已用完了。

但他们端坐在那儿，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个个面色红润，有一种满足感。这是市集散场的最后的象征，也有点人生即将散场的意味，像一段渐弱的尾曲，又被刻意拖长了。

我很快走了出来，心想，一个小时之前，那位独眼的男人，一定也是孤独地坐在这人群之中吧。

现在，我孤独地站在农贸市场门口，等待着一位朋友赶上来。说是门口，其实没有门，也没有墙，农贸市场只有一个屋顶，和六根柱子。

朋友老罗，出生在明月山脉里的一个小村庄，算是当地人，但他一路上表现出来的好奇心，比我这样一个外地人还要浓烈。

他离我大概一百米远，在街子的另一头，看着两位中年妇女用水龙头冲洗红薯，聊了会儿天，然后，挨门挨户地张望。

这是村子里唯一的短街，陈旧粗糙的水泥路面，已到处呈现出裂缝。短街有并列两辆车的宽度，看得出来曾经是这一带的交通要道，但新修但尚未铺上沥青的公路绕开了它，所以，在可见的时间内，它会迅速衰落。

现在没有车辆经过，所以，我站在街道的正中央，头戴棒球帽，背着只有十五升容量的徒步背包，手里拄着一根金属登山杖，等着老罗。他的造型和我差不多，只是我穿红色抓绒衫，他穿黑色冲锋衣，还戴着墨镜，虽然天气有点阴，并没有阳光晒下来。

就我们这造型，这几天一路徒步下来，总有人问我们：

“你们是不是测量地图的？”

或者问：“你们是不是测量公路的？”

“啊，啊，不是不是。”刚开始我们仓促地加以否定。

然后引来更多好奇与怀疑的目光，“那你们是干什么的？”

如果不是因为我坚持不戴眼镜的话，我们这姿势，只要把登山杖再探前一点，就很像是一对走村串乡的瞎子。现在，就像是一对露了馅的假冒的瞎子。

“哦，哦，我们走路。”

“走去哪里呢？”人们的好奇心永不枯竭，盯着我们略显停顿的嘴。

“重庆。”这时候，老罗总是很骄傲地回答，好像别人终于中了他的计，问出了他想回答的问题。

可以想像，听完以后，人们的表情千奇百怪，重庆，可是还在二百多公里外遥远的地方呢。

人们的反应越奇怪，老罗的心里应该越快乐，当然，我也差不多。不过，我还是有点疑虑，因为接下来就会有连续不断的问题等着，而我们还要赶路呢。

不出所料，老罗也钻进了那家拉下了一半卷帘门的小饭店。

等他的时候，我把目光拉回到了身边。先是一位迎面向我走来的半驼背的老人，他蓝衣蓝帽，但都已褪了色，像是从三十年前的乡村穿越而来的。他左手按在胸口，右手伸进掉了纽扣的衣襟里面，从里层的口袋里掏出一沓钱，然后用左手一张张地数着。

其实并没有多少张钱，表面上有四张百元大钞，里面就是零钱了。他数完后，又伸进衣领里，把钱放进去。过了没几秒钟，他又把右手伸进去，掏出这沓钱，又数了一遍。

但这没有防碍他低头走路的速度，靠近我的时候，他也没有抬头正面看我，但条件反射似的向右绕开了我，这已经是第四遍数他的钱了。我感觉他数第四遍钱的时候并不专心，有一半的目光斜着眼角出来，用于防备周边情况。

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我把注意力转到了市场门口一位正在收摊的老人身上。

她满头银发，不长不短，用发卡别在耳后，从满脸的皱纹与风尘仆仆的表情来看，大概在七十与八十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老人我比较熟悉，和我父母辈差不多。

她上身穿一件红黑细格子两用衫，斜挎一个黑色小包，下身一条深蓝色长裤，上面沾了不少泥，脚上一双暗紫色棉鞋，已经有点变形了。

她的摊位在市场临街的位置，两条长板凳上横放着一块竹板，这些工具应该是属于市场管理处的，她只是临时租用。她微微驼背，但看得出来尽量用力挺直着，动作也非常麻利。

先是背起一个大竹篓，为了能尽量多装东西，这样的竹篓呈长方体形状，而且用了非常结实的麻绳编织宽背带，但现在，竹篓里已经完全空了。竹篓上面又放置了一个黑色塑料筐，是那种运输啤酒用的轻便箱子，用细绳系在竹篓上。这个塑料筐的的上沿已经远远高过她的头顶了，但是又叠上了一只不小的竹簸箕，簸箕里放着一杆称。

她左手手腕上挂着一只绿色无纺布袋子，同时手上又抓着一只白色塑料桶，看不见桶里放着的东西，也可能是空的。

最后，她从竹板上捡起一根横放的竹棍，比她还高，竹棍不新不旧，还带着一丝斑驳的绿色。我以为她要依赖这根竹棍才能走路，但事实上并不是，她走路看上去挺轻松的，手里的竹棍似乎只是为了保持平衡。

但转眼一想，当早晨她从家里出发的时候，背上满满的货物，想必就没这样轻松了，这根竹棍就能分担一部分腿力。

整个收摊过程中，她一言不发，手脚麻利，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她的眼神保持着一种空洞的冷漠，向内收着，甚至也不向自己开放，仿佛她与内外部的世界都没有任何互动的必要。当然，也可能只是太累了，活着就只是一种习惯。

这眼神也吓退了我，让我本能地感受到了寒冷。我本来想上去打声招呼的，但总觉得时机不对，虽然近在眼前，我们之间至少差了三十个光年的距离，我的招呼应该是多余的。

她背对着我，熟练地绕开地上的一滩水，绕开贴着告示的水泥电线杆，走上街道，十分自然地，又仿佛仍存有一丝僵硬地，与这条街、这个世界保持着某个合适的距离。

远远看去，背上之物与她慢慢融洽成一体，那孤单的背影像越来越像前往西天的玄奘。

老罗正好与她擦肩而过，然后转过脑袋多看了她几眼。他也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应该也察觉到了像她这样，长久与苦难对恃、永不服输的人，身上所带着的某种不可言传的神性的气场。

我们都熟悉这样的状态。

这已经是明月山脉徒步的第七天了。

今天早上我们从五龙村出发，计划走到天险洞一带，超过二十公里山路。这与前几天的三十公里比起来，相对轻松一点，也得以有时间在路上稍作停留。

离开市集所在地三合村，走了一小段路后，我才发现今天忘了带水，转回头找便利店似乎已不可能，于是就想着尽早到下一个村子吧。

市集早已散尽。不像之前，在路上总能零星遇见赶完集回家的人，聊上几句。

就之前遇到的人来说，以中老年女性为多，而且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中年女性都是一群群的，而老年女性都是单独走路的。当然，这单独走路的，曾经也一定是一群群走过来的。

年纪越大，她们的穿着就越正式齐整，感觉是家里最好的衣服。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很少出门的奶奶每次上街、去庙里烧香或者走个亲戚，就是这个状态，那时并没有什么好衣服，但也总是把最好的穿上，那衣服上还残留着一股樟脑味儿。

所以，当我走着走着，忽然闻到了空气中一丝樟脑味时，就有了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

在未铺上沥青的公路两侧，早就浇筑好了水泥护围，它高出路基十公分左右，等沥青铺满路基后，路面就与水泥护围齐平，而且合缝在一起。

这护围大约三四十公分宽，正好差不多一个人身体的宽度，可以并不费力地走在上面，也不需要相当的平衡力。水泥护围像蛇一样蜿蜒向前延伸，面上平整，所以走在上面比走在坑坑洼洼的路基上要更舒适一点。

护围的外侧是一个小斜坡，斜坡外就是农田，这个时候，农田里基本没有人，只剩下收割后留下的稻茬，偶尔有人在挖着最后的红薯地。

想起老罗说的，在他老家的村子里，红薯被叫做萝卜。

“那萝卜呢，叫什么？”

“叫白萝卜。”

“那白萝卜呢，叫胡萝卜？”

“哈哈，不是，胡萝卜就是胡萝卜。”

不仅如此，他老家村子里，家家门前都有柚子树，但他们把柚子叫做橙子。

“那橙子呢，叫什么？”

“叫桔子。”

“那桔子呢，又叫什么？”

“叫柑子。”

这感觉，一种植物被抢走了名字，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去抢别的植物的名字。

但其实是环境的绝对封闭造成的，仅凭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来对陌生事物命名。这种信息传播方式，在某几年的时间里，我俩司空见惯。

我把双手甩在背后横握登山杖，边走边想着这事儿，偶尔向右侧张望一下农田以及远处的群山。当我闻到樟脑味时，不由地停下来，往正前方定睛一看，就看见了一个背影。

她也在护围上走着，走得很慢，是老年人的那种步伐，慢慢挪着，既沉重又轻巧，显示出了她的某种心境与身体状态。

从背影看，她穿着一件大翻领的深蓝色呢制大衣，收腰款，尾部开叉，下摆到膝盖位置。衣服料子应该很厚，所以衣褶线条挺直。这种款式不像是老年款的，可能是年轻时候定制的，但现在穿出来也挺时髦的。

她下身穿一条黑色薄棉裤，脚上一双白底黑面老人鞋。她头戴一顶深红色的绒布无沿圆帽，也是非常厚实，盖住了耳朵。

她左手抓着一把东西，紧贴着身体，可能有点重，垂直向下悬着。包括手指上拎着的两个透明塑料袋，其中一个装着三四个大包子或馒头，另一个装着一件蓝色雨衣。另外手心里还握着两把崭新的镰刀，刀刃上的塑料贴膜还没取下来。除此之外，还有一把长长的锄头，挂在手拎的麻绳上，最大的重量应该来自这把铁锄，这样的工具需要装上长木柄才能使用。

她的右手戴着单独一只黑色手套，手背上有蓝色条纹。她用这只手抓着一根竹杆，竹杆枯干光滑，比较细，也比较短，竖起来只够她肘关节的位置。她握杆的方式不像之前的那位摆摊的老人，她抓住杆头一端，这种握法更像是手持一根防身用的打狗棍，偶尔用作拐杖。

这山路上的狗确实很多，有些是流浪的，也有些是家养的，混作一团，要仔细辨认才能分清楚，但此时路上没有狗。

她走走停停，单手用竹杆挑起左侧路基上的垃圾，有时是枯枝，有时是杂物，往右侧的斜坡上抛去。她不停地拔弄着，仿佛患有一种强迫症，要把路基上所有的垃圾清理干净。

当我靠近她的时候，才听见她嘴上还念念有辞，声音时高时低，好像是在跟一个我看不见的人争执。那看不见的人也可能不限于一个，而是一群。

为了弄清楚那些隐形的人都是谁，或者说，由于好奇心作祟，我决定跟她聊上一会儿。我加快步伐，先跟她并排走了几步，超过了她，然后微微侧过身。这时，老罗也走了上来。

“你好啊。”我看着她的眼睛，点点头，声音并不大。

她停下脚步。看见陌生人包抄式的围在她面前，眼神中没有一丝的惊愕，好像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她首先盯着我们的脸，而不像我们在路上碰到的其他人那样，首先盯着我们的登山杖。

面对面时，我发现她深红色的绒帽上有一朵紫色的绒花。她双脸削瘦，皱纹很深，但眼角闪现着一丝好奇的光。如果从她的左侧看，她有一张略带刚毅的左脸侧影，再艰难的生活也不能击倒她。

她的鼻尖右侧有一颗痣，不大不小，但长得不是地方，使整个右脸失去了平衡，使得观看者的视觉有所不适，但又避无可避。所以，如果从她的右侧看，她有一张略带巫气的脸，正是乡村中被普遍认为的神婆脸，多事之人，这样的人罗嗦而又好斗。

“你们去哪儿啊？”她的嗓音比较厚，底气很足，但有点沙哑，可能是长期抽烟导致的。

“我们走去重庆。”老罗用当地话回答，并期待她的反应。

但她对这句话没有什么反应。这一路上，她是唯一一个听说我们徒步去重庆而没有表现惊讶的人。

她说她就是重庆江北人。

至于为什么一个城里人，嫁到了这山里来，她说已经记不清楚了。就像她说自己快八十岁了，但究竟多少岁，也说不清楚了一样。

但她知道自己姓徐，母亲姓李。小时候，父亲很不喜欢她。她记得她的娘家人都是高学历，高中、大学什么的，只是自己只学了小学五年级，现在，除了自己的名字，其他的字都不会写了，但还认得字。

她有一个在银行工作的舅舅，就是这个舅舅，把她嫁到了山里。但当时怎么嫁的，她也想不起来了，唯一记得的是，出嫁那天，进山时路过一条河，正发着洪水，水位涨过了石板桥，过不去，在河边等了很久，最后才过了桥。她现在脑子里还有这个印象，自己盯着河水看，河水涨啊涨的，要是一直涨下去，可能就不用嫁到河对面去了。

她的男人早就死了，但怎么死的，死了多少年，她也已记不清楚了。她有一个女儿，生活在重庆，不怎么来往，但会给她一点钱，其余的收入来自门客。至于这门客是谁，问她，她没说清楚，老罗说可能是租了她家土地的人。

她说还有两个弟兄，其中一个在福建，近年来看过她一次，但另一个，她也说不清楚了。我怀疑她说的两个弟兄，其实是同一个，只是记成两个了。

刚开始跟她聊天，我的第一直觉是，她得了阿兹海默症，因为她的记忆总在遗忘的边缘，想要说起某件往事，但接下来就是一片空白，说不下去。

于是，我放弃了问她问题，让她顺着自己想到的说。慢慢地，她越来越兴奋，好像终于碰到了一个愿意听她诉说的人，话越来越多，语速也越来越快，而且，全面地转向了当地土语，我基本上听不懂，需要依赖老罗的翻译。

但她终于说到了之前自言自语中那个我看不见的人。

她说，她有个邻居叫谢二狗。当然，我怀疑这不是本名，是她给取的外号。反正，先叫谢二狗吧，这个谢二狗是个坏人。她先给了非常明晰的判断。

这个谢二狗有一帮弟兄，都是坏人，以偷窃为生。经常偷她家里的东西，前几天又偷了她家的锄头，让她干不了活，没法锄家门口的地，他们这样做是想霸占她家的地。

说到这里，她把左手拎起来给我们看了看那把新锄头，以证明确有其事。我有点半信半疑。

有一次，她看见谢二狗在药店偷药，她上前阻止了他。但很快遭到了报复，谢二狗和他的弟兄们动手打了她，还把她的手弄伤了。

这时，她把竹杆靠在身上，用左手扯掉了右手的手套，把右手伸给我们看，她说右手有伤口，但还没等我们已经看清，她又戴上了手套。

她说谢二狗心狠手辣，所以自己得有所防备。因此，她今天特地赶集买了两把新镰刀，之前的镰刀也被谢二狗偷走了。

她买镰刀的目的，是要拿着它们去谢二狗家门口走上几圈，以此示威，告诉对方自己有了新镰刀，要是不怕狗头落地就过来吧。虽然她只有一个人，但她要战胜谢二狗。

她说起这事，情绪挺激动。虽然东一句西一句，有时候啰嗦地反复陈述某个细节，但总的来说，逻辑还是合理的，我听不出有什么漏洞。于是我相信了她，老罗表示怀疑。

可能真的有谢二狗这样一个人吧，即使之前没有，现在她已经创造了他，他无时无刻不活在她的憎恨与咒骂中，而她也活在他的阴影里，哪怕只是出于想像。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管如何，至少这个谢二狗激起了这位老人的斗志。虽然对过往人生逐渐淡忘，但至少在当下，孤独的生活有了目的，尽管看上去那么渺小虚幻，以及荒诞。

在决定徒步明月山脉前，我搜寻攻略，居然没有找到任何一条和明月山脉有关的徒步轨迹。我略感意外，也稍有兴奋。

在老罗的强烈推荐下，我是最近才去逐步了解了这片处于四川盆地东部的、被命名为平行岭谷的神奇地貌。

川东平行岭谷是世界上最典型的褶皱山地，北起于大巴山南麓，南到云贵高原北侧，背斜成山，向斜成谷，山谷相间，彼此平行，呈东北到西南走向。

由于地势北高南低，所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在走势上也由北向南流动，而南部的中心，就是长江边的重庆。

平行岭谷地带的山脉，都如蚯蚓状细长条排列，比较中间位置的便是明月山脉，而重庆，正处在明月山脉南部与长江的交界点上。

按老罗的说法，在此之前的五十多年，他一直找不到自己存在的锚点。也就是一年多前，当他发现出生地的地貌如此独特，也算是一个地球之最，才觉得自己的存在有了锚点，于是以此为基础，开始重新探索家乡。

老罗出生在明月山脉北部开江县甘棠镇一个叫石笋子的山村，在那儿读完中学以后就离开了。

老罗和我曾经是同事，十年前，我们成了难友，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在一段幽暗岁月开始之际，我们有幸见过最难忘的一面。

那是在等待开庭的临时羁押室里，我们分别在两个不同的铁笼里，空间非常小，三面是墙，用厚厚的泡沫包裹着，以防止有人自残，正面是栅栏，每根栅栏也用泡沫包着。

是他先发现了我。我们居然可以看见对方，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难想像的。

当时，我被一阵哭声分了神，正在疑惑地看着挤在走道里的一群越南姑娘。她们穿着统一的服装，粉红色的带着绒毛的上衣和裤子，这可能是她们之前的工作服吧。她们哭哭啼啼，像动物园里总是扎堆在一起的火烈鸟。等待她们的应该是驱逐出境吧，有些人的哭声是真实的，但有些哭声只是不得不附和。

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她们身上。借着这哭声的掩盖，老罗在叫我而没有被制止，我才发现了他。好久不见了，有点激动。我们小心翼翼地聊了一会儿，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而且也不被允许。

当时，我们都处在异常的痛苦之中，内心忐忑不安于各自接下来的命运，但我们强作镇定，为对方打气，并相互约定，不管如何，一定要好好活着，等待自由的那一天。我们相约十周年时，一起做件有意义的事。

今年正好是十周年。

老罗说，在他那五年的高窗生涯里，他每天凌晨四点就会准时醒来，无一例外地，他的意识会裹着他回到故乡石笋子村。

他在飞翔，先是盘旋在山坡的老宅之上，然后向后山飞升，来到村子里坐落在最高处的一户人家上空。从那户人家，可以俯瞰村子里所有的房子。

他停在那儿，他的目光穿透一切，所有空间里的墙，以及所有时间里的墙，都是透明的。这个村子里所有发生过的事，不仅当下，还有往事，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如电影般，都在他面前一一闪现。

所有的人间欲望都裸露无遗，毫无顾忌地寻求满足，所有的生活细节都反复重现，使得观望者得以慢慢寻味。而这一切，都不是梦境，而是真实的意识。

一个孩子，在他的眼皮底下迅速长大成人，恋爱结婚，行房生子，迅速进入中年。这一代在老去，而下一代又在迅速长大成人，这一代在死亡，而下一代刚开始衰老，周而复始。

而死者并不远去，只是以另一个形式，仍在这片土地上徘徊。这一切，都难逃他的意识之眼。

这些场景，有些是他亲身经历的，有些是他儿时听闻的，还有些，是意识自己衍生出来的，都以图像的方式在面前重演，但节奏之快，难以捉摸。

“许多已经去世的人，和活着的人一样，同时出现在一个时间框架里，那里重重叠叠了好几代人，每个人都鲜活地出现在我面前。”他说。

“我感觉你也可以写部《百年孤独》了。石笋子也就是马孔多啊。”我说，并用手机录下了他说的这段话。

我想，正是故乡的反复演绎，唤醒了他潜意识中强大的自我，从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滋养，帮助自己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这些对话发生在这次徒步的第二天，老罗特地带我经过了他的老家石笋子村，并在现场讲述了故乡更多的奇闻逸事。

其实，还在铁窗时期，老罗就通过与家人的通信，开始撰写真实的家族史，一直延续到他重获自由之后。他频繁地回到童年之地，用文字与视频更深地挖掘乡土的意义，疗愈自己，重建在最黑暗时期救赎了自己的乡愁。

我看过其中的一些文字与视频，印象最深刻的是梨河。梨河本是一条来自明月山脉的小河，流经石笋子村，活水长流不歇，灌溉着稻田，以使当地从未缺过粮食。老罗给予了梨河最高的礼赞。

不过，那天我们路过时，梨河正是枯水季节，河道里遍布着大小均匀的光滑的鹅卵石，其貌不扬，满怀谦卑的姿态。

我看着它沉默良久，然后满怀感慨，不由地对老罗说：“原来，梨河一直在鼓励着你。”

“是啊，每个人都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老罗也很感慨，眼中略带泪花。言辞中有一股倔强与悲悯，大概只有我能明白。

但是，在故乡面前，我们都已是似是而非的故人，需要重建乡愁，才能得以链接自己与它的关系，重新出发。

如果说，梨河是老罗旧乡愁最好的载体与象征，那么，当他找到了以明月山脉为象征的平行岭谷在这个星球上的价值时，他开始树立了新乡愁，并得以开始塑造自己面向未来的精神世界。

前者向内，后者向外。

再次回到第七天的路上。

由北向南，经过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有时路两边只有山坡。

这时，左方的山顶上，有一片裸露的悬崖吸引了我，看上去那儿是爬山的好地方，但我在手机地图上找不到它的地名。就这样，我逆行在路的左边，仰着头盯着那片山，想像自己攀上山的感觉。

在一个右转路口，当我把目光从那片悬崖上收回来，正视前方，就看到了他，一个徒步者。这是我们七天以来碰到的第一个徒步者。

老罗也发现了，我们加快步伐接近他。徒步的人都很孤独，如果在路上碰到其他徒步者，都有一种天然的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他应该也同感。他站在路的右边，应该很早就看到我们了。他没有向我们挪动，而是在等着我们靠近，但这等待的姿势，感觉已经是等了好多年了。

即使还看不清他的脸，但我已明显地感受到他灿烂的笑容了。这是一个徒步者，这个判断并不是从他手中拿着的棍子而得到的，而是从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而形成的第一直觉。

随着越走越近，我逐渐看清他了。他与一般的徒步者又有点不太一样。

他穿着一件黑色西装款的夹克衫，就是远看像是一件西装，近看其实是一件夹克的那种。西装的领口和下摆，带着三粒纽扣的袖口，但胸襟多了一条拉链。夹克内是一件蓝白黑三色横纹有领恤衫。他还穿着一条西裤款的运动裤，远看是一条西裤，但裤头是松紧带，还自带着一根白色绳带，但此刻，他并没有系上绳带，任凭它挂着。

走近一点，可以看到，他的鞋子也是同样的风格，远看像是一双皮鞋，黑色皮面，尖头款，但近看，才发现是运动鞋底。

除此之外，他斜背着一个包，那是一个旧款的灰色软布轻便电脑包，可能用得有点久了，或者至少里面很久没放电脑了，显得软沓沓的，变了形。

再走近一点。他方形脸，戴着黑框眼镜，短发，可能理了并没有多久。他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倒是并不像一个长久徒步的人。他整个的形象倒是很像是一个在山村里卖保险的，生意应该很难做。

他手里拄着木棍，这时我才看清楚，原来是一根方形的上了红漆的龙头拐杖，只是用得有点旧了。这种拐杖一般只有老年人才用，但他看上去五十多岁，这让我产生了一丝疑惑。

我发现他的站姿长久地保持着不变，整个身体和脑袋挺得笔直，似乎刻意为之，似乎又不是，看上去略显紧张，并不是那种徒步者休息时彻底放松的状态。

“你好啊，见到你很高兴。”

我把右手放到右额上，挥了一下，向他打招呼。从他的左侧走到右侧。

“你好。”他笑得很开心，这才是那种放松的笑。“你们是刚从山上下来吗？”

他一边回复，一边跟着我向右转身。这时，我才发现了一丝异样。他转身的时候不太自然，并不是先把脑袋转过来，再转身体，而是脑袋与身体跟着双脚一起，一点点向右挪，带着某种机械式的强迫，仿佛他的身体里有一根坚硬的轴心。

“山上？”我有点疑问。

“那儿。”他缓慢地举起左手，指指我后面，我回头一看，就是我刚才一起在琢磨的那个悬崖，从这个位置可以看见一面巨大的岩壁。

“哦，那儿有什么好玩的吗？”我想，刚才他可能看见我一直在仰望悬崖了。

“很多人去那儿爬山。”他说。这个说法和我刚才脑子盘旋的念头差不多。

“这儿叫什么名字？”

“仙女洞。”他忽然改用了当地土话。我没听清，皱着眉看着他，提高了一点声音。

“叫什么？”

“仙女洞。”他和老罗异口同声地说。

不知为何，我忽然想起一小时前，在一家独门独户的屋檐下休息时看到的，在晒场上围着一张矮桌子打牌的四个女人。这一路上遇到的都是老人，很少看见年轻一点的女性，而且扎堆在一起的。

她们肆无忌惮地闹着，当时盯着她们看的，还有电线上的一只忧伤的白鹭。

当时阳光很强烈，她们的位置正好在一棵树的阴影里。我抬头看那阴影的来源，才发现那是屋后山岗上一棵巨大无比的树，树叶非常浓密。这种树在这儿很常见，但山岗上那棵是最大的。

“这种树叫什么？”我指了指他身后，就是这种树，只是路边的小了一点。

“黄桷树。”他头也不回地说，但眼神顺着我的手指瞟了一下。他应该是想转头去看背后的，但某种原因又让他放弃了。

“你，你怎么啦？”我看他的动作不太协调，于是直接问他。

“我得了脑梗。”他回答得很快，感觉一直在嘴边，随时想说出口的。同时，他盯着我的眼睛，他应该看到了常人都有的，对于他身体反应的疑惑。

他说，自己是在二零零一年就得了严重的脑梗，当时自己还很年轻，不到三十岁，在上海一家银行的重庆支行做信贷员。他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能理解了他着装风格的来源。

脑梗不是能治愈的病，而且风险也很大，他不得不辞了职，回到老家休养。问他老家在哪儿，他说就在附近的村子里。这一呆就是二十三年。

每天下午，他就会穿上信贷员风格的衣服，离开家，沿着附近的公路徒步，一方面锻炼身体，另一方面消磨时间。看天气情况，少则三四公里，多的时候能走个大几公里路，这是二十三年来他离开家的极限。

他走路很慢，但腰杆笔挺，神情上仍保持着年轻时信贷员的样子，永恒的微笑。或许，正是这种乐观，拯救了他，我其实有点佩服他。

“你走路时带药了吗？”我问他。

“带了。”他指了指那个旧电脑包。“药和雨衣。”

他说他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地走了无数次了，没见过徒步的人。又问起我们从哪里来，去哪里。

“从开江县城来，准备走去重庆。”

“哦，哦，那是我走不到的地方。”他有点惊讶，有点羡慕，伴随着陌生人之间心心相印般的开心。

在路上，每当饥饿感袭来时，我都会想起老罗背包里的糖。

这是一种很普通的焦糖味硬糖，里面裹了一小粒话梅果肉。价格便宜，包装看上去也毫不起眼，是零食店里一抓一大把的散装糖果。

徒步第一天，我们刚走进明月山脉，在第一个分叉路口，拐进穿心村，往山上走。路过一个小卖部的时，老罗提议坐一会儿，我们借了一把长凳，坐进懒洋洋的阳光里，看别人干着农活。

老罗流了很多汗，他说这次徒步的另一目的，是减掉十斤体重。他去小卖部买了一块毛巾，用于擦汗。他的手机没有信号，付不了钱，而我的手机正好还有两格。等付完钱，抬头的时候，发现老罗放好毛巾后，从背包里抓出一把糖，伸到了我面前。

一看见这把糖，我的眼泪差点流下来了。

这种话梅焦糖，我已经有六年没见了，而在十年前，我第一次接触它。在铁窗内，它是失去自由的人舌尖上的安慰，因为那儿只有这一种糖。

另外，和奥利奥饼干、康师傅方便面一样，在没有货币的高窗之下，它也是用于等价交换的替代货币之一，只是它的币值最低，但流动率最高。

看到它，就像久别重逢了一位曾经共患难的故人。我剥开了一颗，放进嘴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说不清楚，嘴里是失去自由的往日味道，还是自由的当下之味。

老罗说，他重获自由回家后不久，就开始找这种硬糖，居然还找到了。他会时不时地吃一颗，可能还吃上了瘾，停不下来。

他的体重说不准就是这样吃出来的，我想建议他戒掉它。但当时说不出口，心想，换个时间再说吧，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陪伴。现在，让它再陪伴我们走完明月山脉吧。

但到第七天的时候，我们已经把糖吃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我口袋中的少数几颗了。老罗的徒步减肥计划我估计有点悬了。

遇到那位独眼人之后，我吃了一颗。在市集上，当那位收摊的老人蹒跚而去之后，我也吃了一颗。

跟那位手握镰刀、报仇心切的独居老人聊天时，我曾掏出最后三颗糖给她，但她坚决不要，为了证明这糖没有问题，我只好剥了一颗放进嘴里。老罗说，他曾想过给她一点钱，但担心伤害了她的自尊，所以收住了。

跟这位二十三年来，一直在家附近徒步的前信货员告别后，我又吃了一颗。

我用手再次掏了掏口袋，只剩最后一颗了，心想，这颗得留着，不能再吃了。

按老罗的说法，当地人心地纯朴，而且共有的特征是，女人作主的家庭生活相对更好一点。

这种归因的结果是幸运的，当地农村家庭，基本上是女人说了算，连说话的嗓门都比男人大了好几级。

老罗还有一个说法，当地人好客。这在熟人之间很容易理解，因为有好几天，老罗的朋友会专程过来请我们吃饭，带着家里自酿的酒。还有一位朋友更是陪我们走了一天的路，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个三十公里徒步，走出了满脚的水泡。

陌生人之间，则有点不好举例。尽管老罗说，如果碰到宴席，当地人会邀请过路的人一起参加。

当天中午我们没怎么吃饭，因为自市集之后，一路上都没有见到预料中的小卖部。直到午后一点多，在经过一个稍大点的村子时，看到了一个关了门的商店。

问路过的人，说是老板中午回家吃饭去了，啥时回说不准，因为平时也没啥客人。

我们只好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硬着头皮吃随身带的已经吃腻了的巧克力条和苏打饼干。老罗一路上在喝功能饮料，但今天带的也早就喝完了，所以他想再等等。

没吃几口我就饱了。这时，看到一个人瘸着腿慢慢地走过来，走路时身体上下起伏很大。他年纪不大，和他相同年龄段的人估计都外出打工去了。看到我们他挺高兴，递烟给我们抽，但我不抽烟，老罗也没接，反递了一根，说试试这个，对方接下来了。

小卖部里货物非常少，站在门口就能一眼望尽，因为胃口已经被巧克力腻住了，没有什么能引起食欲。倒是老罗，如愿买到了功能饮料。

山里徒步的体力消耗其实比较大，所以，到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我们都有点饥肠辘辘了。

老罗走在前面，速度慢了下来。我们正在经过又一个村子，这时看见前面的路面上铺满了鞭炮燃烧后的红色纸屑。

老罗很高兴，回头跟我说：

“这村里肯定有人在办席。”

“是吗？”我有点迷糊，眼睛在逆光里不太看得清，而老罗还戴着墨镜。

这段路是在一个山腰位置，所以，往右看，就能看见大半个村子，不大不小，黑瓦的屋顶有点密集。

隐隐约约地看到中间一块晒场上，有人正在摆桌子，旁边的屋顶烟囱上炊烟袅袅，似乎确实在准备一场宴席。空气中有一股焦味，不知是鞭炮的还是炊烟的。

有一个中年人，站在我们与村子之间，弯着腰，正在整理刚从地里割来的菜。

“老乡，你好。”老罗喊道。

那人抬起身，往四周看了看，才看到站在高处的老罗。

“老乡，你好，这里在办席吧。”

那人没有说话，有点疑惑地看着老罗，点了点头。

“我就觉得是在办席。”老罗的声音大了一点。

那人还是没说话，好像非常犹豫。

我想，如果对方提出邀请，老罗也会友善地拒绝，他大概只是想以此向我证明当地人好客的性格。当然，也可能只是陌生人之间表达友好。

但是，容不得我加以分辨。因为在往前走的同时，我避过了逆光，在地上看到了别的东西。

“走吧，走吧，别问了。”我赶了几步，推了推老罗。

老罗看了看我的表情，可能也感觉到了什么，没再说话了。

继续走出了几十米，我才跟老罗说：

“地上有些纸钱呢，他们在办白事。”

“还是你视力好啊。”他说。

又走出一百多米，果然，在左边的山坡上，有一群人正在砌一个坟墓，周围插满了花圈。坟墓很大，但看上去很快就要砌完了。

直到走到看不见后面的村子了，我才想起口袋里最后那颗糖。习惯性的，我掏出来，递给老罗。

“饿了吧，吃一颗糖吧。”

“不要了，你自己吃。”这是第一次听到他拒绝一颗糖，但他打开了功能饮料。

在我的故乡，遥远的东海边，无论遇到红事白事，其实都是要吃糖的。这可能是穷苦岁月养成的习俗，每个人都需要给自己以鼓励，人生只需一颗糖，就可以好起来。

这和铁窗里，失去自由的人对一颗糖的态度，并没有不同。想起这些，我剥开了这最后一颗糖。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我们到达三公里外的下一个村子，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不远处，再次听到了猛烈的鞭炮声，在山间回响。

金色的夕阳温暖着整个山谷，在路边的农家乐里，挤满了人，热闹非凡，正在举办一场婚礼。

（题图｜C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