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15年3月24日，星期二早上，西班牙巴塞罗那埃尔普拉特机场。
一架空客320静静地停在飞行跑道上，准备起飞。
那是隶属于“德国之翼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这架飞机的航班编号9525，执飞的任务是由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飞往德国的杜塞尔多夫，途经阿尔卑斯山区，航程大约1小时40分钟。
“德国之翼”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是欧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的全资子公司。
飞机原定于上午9点35分起飞，但因为各种原因延误了一些时间。
这架飞机载有14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乘客大部分都是德国人和西班牙人，也有其他国家的一些人。其中有一个德国高中生代表团，年轻人特有的活力让整个机舱充满了欢声笑语，但同时也有乘客向空姐抱怨飞机的延误，问能不能快点起飞。
此时的驾驶舱内，机长和副机长已经做好了起飞准备。
机长帕德里克·桑德恩海默原来是汉莎航空公司的副驾驶，转到“德国之翼”后担任机长，拥有超过6000小时的飞行经验。
副机长安德里亚斯·卢比茨2013年9月加入“德国之翼”，担任了一年多的副驾驶，拥有630小时的飞行经验。
两人按照流程检查了一遍飞机各个仪器和流程，一切正常。
“你来驾驶？”
按照惯例，机长桑德恩海默要负责其他工作，起飞工作就交给了副机长卢比茨。
“我来驾驶。”
卢比茨向机长微笑着点了下头。
上午10点，驾驶舱收到了地面塔台的指令：
“七号右跑道，可以起飞！”
机长回答：
“德国之翼9525收到！”
副机长卢比茨推动了起飞推杆。
10点01分，9225号航班呼啸而起，直冲云霄。
2
10点27分，飞机在顺利爬升到3.8万英尺后，达到巡航高度。
此时飞机已经飞离西班牙，进入法国境内。
机长随即呼叫法国马赛的地面空管——按照惯例，进入法国后，航班由马赛的地面空管负责监控。
由巴塞罗那飞往杜塞尔多夫的航线图
马赛空管很快给出了指示：直飞IRMAR航路点。
IRMAR 航路点是位于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的一个著名航路点，所有飞经阿尔卑斯山区的航班，都要执飞这个航路点。
在这段过程中，机组一般都不会再和地面空管联系。
但就在4分钟后，马赛的地面空管就发现了异常：
德国之翼9525航班离开了预定高度，开始迅速下降——但空管并没有对机组发布下降许可。
感到奇怪的马赛空管工作人员立刻试图联系9525航班：
“马赛呼叫德国之翼，请注意你的巡航高度！”
对讲机那头一片寂静。
“马赛呼叫德国之翼，听到请回答！”
依旧是一片寂静。
雷达屏幕显示：9525航班的下降速度非常快——1分钟内就下降了1万英尺。
“出问题了！”
马赛的地面空管方面意识到情况不对。
此时的9525航班上，也有坐在舷窗边的乘客发现不对劲，询问空姐：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下降了吗？”
空姐的回答是：
“应该没那么快啊，奇怪……”
而地面上的马赛空管方面，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因为情况太诡异了：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这架飞机已经下降到了2.5万英尺。
但关于忽然下降的原因，机组人员没有任何应答。
马赛空管一方面持续呼叫9525航班机组，另一方面委托一架附近正在飞行的飞机帮助呼叫，但依旧没有应答。
10分钟过去了，9525航班的高度已经降到了7000英尺。
此时，飞机正飞行在阿尔卑斯山区——按照这个高度，飞机很快就会撞山。
整个马赛空管中心全都高度戒备，每个工作人员都紧盯着雷达屏幕。
“马赛呼叫德国之翼，听到请回答！请回答！”
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没多久，雷达信号中断了。
整个空管中心陷入寂静无声。
雷达中断，是因为飞行高度太低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9525航班此时应该已经撞山了。
3
一个小时后，各路搜救队陆续都进入了阿尔卑斯山区。
任何关于“是否有人生还”的希望，在人们看到飞机的残骸后，都破碎了：
飞机显然是在高速中直接撞向了山体，整个机体碎成了千万片碎片，不可能有任何生还者。
让搜救队员感到难过的是，在诸多遇难物品中，他们看到了不少布娃娃和玩偶熊——那些都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东西。
飞机撞山，无人生还，在资讯发达的2015年，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世界。
除了德国、法国、西班牙等政府首脑迅速表态外，3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先后代表中国政府和以个人名义，向德国和西班牙政府领导人致慰问电，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向遇难者亲属致以深切慰问。
事故已然发生，接下来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显然是找出原因。
一支专业的事故调查组迅速成立，他们先试图从天气上找原因。
在调取了当天的所有和飞行路线有关的气象资料后，调查组得出结论：
天气情况良好，不会对9525号航班的飞行造成任何问题。
随后，一个猜测自然而然就被提了出来：是不是恐怖袭击？
就在2个多月前，法国的《查理周刊》编辑部刚刚遭到了极端穆斯林的袭击，12人在恐怖袭击中丧生。
那么这次的9525号航班撞山，是不是也是因为飞机上有恐怖分子？
调查组详细研究了雷达记录的9525号航班的飞行轨迹。轨迹显示，这架飞机并没有显示出失控的迹象，而是一路受控笔直下降的。所以，机组人员在机舱内被恐怖分子伤害乃至控制的概率不大。
此外，炸弹爆炸的嫌疑也被排除：如果是炸弹爆炸，飞机会空中解体或出现明显痕迹，碎片溅射的范围也会更大，而且在空中就会失去雷达轨迹。
那么，是不是机械故障？
2005年8月14日的“太阳神”522航班，就是因为机械故障导致的机舱失压。在失压缺氧状态下，机组人员在10秒到15秒左右就能迅速失去意识，最后，无人驾驶的“太阳神”522航班成了一架“幽灵航班”，在燃油耗尽后坠毁。
调查组于是迅速查了所有维修检修记录，发现这架空客320虽然已经服役24年，飞行了46700架次，但各方面状况都过关。
在飞行前一天，这架飞机确实接受过一次检修，但那是起落架舱门的问题，和事故原因并无关系。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调查组最后在一段录音上，听出了一些异常。
那段录音，来自在事故现场被找到的驾驶舱录音仪。
录音显示，在飞机起飞12分钟后，有一名空乘进入驾驶舱，询问机长和副机长是否需要吃些什么，并表示飞机延误了30分钟，有乘客抱怨。
机长桑德恩海默表示空中飞行可以弥补一些时间，副机长卢比茨表示自己想吃一点东西。
空乘于是就出去了，录音仪里响起了开门和关门声。
10点27分，副机长卢比茨问了一句话，显然是对机长说的：
“如果要上厕所，趁现在就去吧”。
随后是机长的回答：
“好，那我先去了。”
随后就是驾驶舱门打开和关上的声音。
门关上后没多久，飞机就开始下降了。
4
当听到这段录音的时候，整个调查组都倒吸一口冷气。
在排除了天气、机械故障和恐怖袭击等诸多原因之后，9525号航班撞山的原因，难道就隐藏在这段录音之中？
随着录音继续播放，调查组所有成员内心，都渐渐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
在机长去上厕所的过程中，录音清晰记录了副机长的呼吸声——这也就证明，机舱没有失压，副机长的神志是清醒的。
随后，录音里就响起了机长的敲门声。
副机长没有任何回答。
在驾驶舱门外，配备一个摄像头，驾驶舱内可以清晰看到是谁在外面敲门。按照常理，机长上厕所归来，副机长肯定要为他开门——只需要拨动手边的一个小开关即可。
但录音里传来的是机长的敲门声和询问声，却没有副机长卢比茨任何动作的声音和回应。
渐渐的，录音里机长的声音开始由疑惑变为急躁，随后就响起了砸门声，一声，两声，砸门声越来越重。
但机舱内没有任何声音。
机长在机舱外的声音又急躁开始转为恐惧——他很清楚，飞机正在高速下降。
之后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机长应该是从砸门变成了撞门，以及金属的撞击声——机长应该是拿了消防斧在砍门。
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驾驶舱的舱门被设计得异常坚固，仅凭肉体或简单工具，根本无法打开。
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出于反恐的需要，基本上全球所有民航飞机驾驶舱门都进行了全面加固，不仅舱门是防弹材质，也增强了安保功能。从驾驶舱外使用暴力方法强行破坏舱门进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驾驶舱内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10点40分，录音仪里传来了最后的声音，那是机长一句声嘶力竭的呼喊：
“把这道该死的门给我打开！”
然后是机舱内乘客的尖叫声。
随后，飞机就以700公里的时速，撞上了阿尔卑斯山。
就在事故开始调查后的第三天，法国马赛检察官布莱斯·罗宾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众表示：
“我们认为最可信，也是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副机长卢比茨拒绝打开驾驶舱门……”
这个言论一出，震惊世界。
质疑声也随之而起：
为什么就那么肯定卢比茨是故意控制飞机撞山，如果他当时因为不可抗的原因，虽然保持意识清醒，但身体不受控制呢？
实事求是地说，并非没有这种可能。
但是，10天后，一件关键的证物被找到了，那个证物证实：这一切，就是卢比茨故意的。
那件证物，就是飞机上的第二个黑匣子：飞行数据记录仪。
根据飞行数据记录仪显示：
就在机长刚刚离开驾驶舱去上厕所之后，飞机的飞行高度就被设定为100英尺。
此时，在驾驶舱能设定飞行高度的，只有卢比茨。
他已经想好要赴死了。
5
但这个问题被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浮出水面：
卢比茨为什么要这么做？
警方很快开始调查卢比茨的家庭背景和一切经历。
安德里亚斯·卢比茨，1987年12月28日出生于德国的蒙塔鲍尔，事故发生时不满28岁。
卢比茨的家中生活很富裕，他的父亲是一位商界高管，母亲是钢琴老师，这样的家庭条件也让他可以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各种兴趣爱好。
2001年，14岁的卢比茨就开始学习驾驶滑翔机，并加入了飞行员俱乐部——他的志向就是要成为一名飞行员。
在高中毕业后，他就开始接受汉莎公司的飞行培训，之后又在美国参加了训练。19岁的时候，卢比茨开始担任乘务员。
2013年9月， 卢比茨进入了“德国之翼”航空公司，开始担任副机长。
一个出生富裕家庭，27岁就当上副机长的人，为何要放弃大好前程，选择自杀——还要拉上一飞机的人殉葬？
警方询问了卢比茨的亲朋好友，但大家都说他是一个低调朴实的人。
随后警方搜查了卢比茨的家，发现了一条记录：
2008年9月，卢比茨开始接受正规的飞行训练，但训练了两个月后就中断了，直到9个月后才开始恢复训练。
至于中断训练的原因，他的病历上写得非常清楚：抑郁症。
根据后来警方的调查显示，卢比茨在几年的时间里，其实咨询过超过40位的心理医生，其中有不少医生都给他开过病假单：建议休息一段时间，不要进行工作。
但卢比茨从来没有把这些病假单交给过公司。
那么公司内部是否有体检呢？一份来自事故前七个月的检查报告显示：卢比茨没有任何问题，可以驾驶飞机。
但警方却搜到了另一张医生开出的请假条——来自事故发生前几天。请假条上明确写着：
建议卢比茨停止驾驶飞机，去精神病医院进行相关治疗。
而那张请假条，被卢比茨撕成了几片。
所以航空公司毫不知情。
2016年3月，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处出具了事故的最终认定报告：
“德国之翼”航空公司9525号航班撞山的原因，是副机长卢比茨故意坠机。
截至2017年，汉莎航空已向每位罹难者家属支付了7.5万欧元，并追加了1万欧元的痛苦赔偿。
受害者家属曾起诉汉莎航空公司要求进一步的赔偿，理由是他们的医生存在疏忽，继续让卢比茨飞行，但最终败诉。
2017年9月，就在9525航班的坠机现场，一座名为“太阳球”的雕塑落成。
这个雕塑由149块金色铝板组成，围绕着水晶柱形成一个球体。柱子上有149个木球，里面装有罹难者家属提供的个人纪念品。
而9525航班的遇难人数，其实是150人。
6
就在事故发生后不久，德国的科隆大教堂举办了一场追悼会。
大概有1400名罹难者亲属、救援人员、航空公司员工和政府官员参加。卢比茨的父母也被邀请参加葬礼，但他们没有出席。
而就在2017年3月24日，在事故发生两周年之际，卢比茨家族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卢比茨的父亲表示他们不接受官方调查的结果，否认卢比茨是故意坠机，也否认他当时情绪低落。他们提出的理由是：
卢比茨可能当时已经失去了知觉，而驾驶舱门在飞行中发生了故障，而且当天该地区存在天气问题。
那么，这些推测可信吗？
卢比茨家人坚持认定这才是真相。
然而，事故调查组曾拿出过另一份证据——一份更让人心惊的证据。
卢比茨执飞的9525次航班，是当天他执飞的第二趟航班。
第一趟航班，是从杜塞尔多夫飞到巴塞罗那的9524次航班。
同样的飞机，同样的机长搭档。
在那次航班飞行过程中，机长同样也离开过驾驶舱。
飞行数据记录仪显示，在机长离开驾驶舱后，卢比茨也曾将飞机的飞行高度降低到100英尺，只是在机长返回驾驶舱前，又调了回去。
所以，在之后几个小时，波尔茨做出的行为并非是一时冲动。
他做过排练。
他早就想好了。
馒头说
“德国之翼”9525号航班的撞山事故，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悲剧。
悲剧发生之后，各方面都在反思，一个问题随即被提出来：
这场悲剧，究竟在哪个时间节点切入，是可以被阻止的？
按照调查人员的观点，有一个节点：那些医生。
超过40位以上的医生都知道卢比茨的精神状况出现了问题，并且也都知道他的职业是不允许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但是他们都选择了保密。
他们相信卢比茨自己会拿着病历单向航空公司提出，而没有想到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自己是否应该也参与进去，告知卢比茨的公司——毕竟卢比茨的职业牵涉到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安全。
诚然，医生应该对病人的隐私保密，这是一种职业操守，而德国人更讲究人与人之间的隐私边界。
但发生在卢比茨身上的事，也让人开始思考：
当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如何抉择？
这并非是一个可以轻易做出判断和抉择的问题。
不过，有些抉择是可以立刻做出的。
就在事发前两个月，阿联酋航空的荷兰籍机长詹姆就曾发表过观点：
“因为驾驶舱的门是高防护的装甲门，所以机舱里的人只需要等同事去解决生理需要时，很容易就能让舱门锁住，阻止同事进入……我常常问自己，驾驶舱内坐在我身旁的人是谁？我如何信任他？说不定他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无法克服的事件，我希望我小便回来后，永远不会遇到上锁驾驶舱门的情况。”
两个月之后，就发生了悲剧。
而事实上，在詹姆预言之前，已经有过几起类似的悲剧发生过了。
就在马赛的检察官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副机长卢比茨很有可能就是故意坠机的元凶之后，短短几个小时，就有好几家欧洲的航空公司立刻做出新的规定：
任何时刻，飞机驾驶舱必须有两名机组人员。
加拿大、新西兰、包括中国的民航局也迅速跟进：
客机在航行时任何时候必须有两名获授权人员留在驾驶舱内，若其中一名飞行员因如厕或其他原因需暂时离开驾驶舱时，要召唤空乘或非当班飞行员等一位获授权人员进入驾驶舱待命，不得只有一名飞行员单独在驾驶舱内。
如果人心不可测，那么，就尽可能地用制度来规范。
当然，希望每一次制度的完善，不都是要以血和泪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