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金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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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国家能源集团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置业）的一份高校毕业生拟录用名单引发舆论地震。在公示的16人名单中，13名硕士分别来自香港城市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华北电力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国内外名校，而3名本科生的母校绥化学院、西安外事学院、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尤其是后两所民办院校属性——瞬间成为舆论靶心。

国家能源集团网站截图（已被删）

随着质疑声浪攀升，原公示链接被悄然删除，企业回应“流程合规”却拒绝公布评分细节的操作，再度点燃舆论场对国企招聘透明度的质疑。

这组“13:3”的悬殊对比，被网友戏称为“三碟醋包了顿饺子”——高学历沦为廉价陪衬，低学历却成意外主角。

这场争议，早已超越个体求职者命运，直指社会认知撕裂点，在“双非院校毕业生不配上桌”的集体潜意识下，一次国企的“择优录取”为何能引发学历歧视与程序正义的双重焦虑？

其实，人们质疑的既非硕士太多，亦非本科生太弱，而是规则是否真实。

争议漩涡的底层逻辑是一连串的问号——删帖撤档、遮掩信息为何成企业第一反应，程序正义是否已经失效？“卷学历”与“看能力”孰真孰假？人才评价体系有无既能保证公平又能拔擢良才的机制保障？民办院校是否天生不配拥有公平竞争权？当央国企仍被默认是“学历军备竞赛”的最后堡垒时，三名本科生凭何击穿名校壁垒？

我们对此事的讨论，也是一场“社会信任解剖”，真正的危机不在于录取结果本身，而在于企业回应与公众期待间的巨大落差。一句“面试表现优异”显然无法弥合群体性信任赤字。当企业用“考生不问出处”标榜公平，却拒绝对面试标准“打开暗箱”，这场争议注定沦为一场价值观的混战。

非知名院校和民办院校天生就要背负“民办=注水”的刻板印象原罪吗？

当舆论将西安外事学院、青岛恒星科技学院污名为“民办野鸡大学”时，这一标签化逻辑的荒诞性恰恰在于：国家发改委2023年曾明确提出“支持民办高校培育应用型人才”的政策导向，民办教育的合法性早已被国家文件多次确认。

根据2023年的数据，中国民办高校在校生人数为994.38万人，占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的比例为26.34%，国家接连出台政策鼓励民办教育差异化发展。

将“民办”与“低能”强行捆绑，实则是社会对民办教育的系统性歧视，是计划经济时代教育资源等级制残留的慢性中毒症，是用等级标签否定个体奋斗价值。

讽刺的是，正是这种偏见塑造了民办院校学生的“逆商”：为撕掉身份标签，他们往往更早参与社会实践，反而有可能契合国能置业招聘岗位（物业服务、后勤保障、商业运营）对实操能力的需求。但舆论场的“学历原罪论”拒绝接纳这个逻辑——当偏见成为准绳，逆袭反而成了罪证。

若真存在学历造假或教学质量缺陷，为何不是向民办院校问责，而是对毕业生进行“有罪推定”？当民办学生逆袭成功，社会应反思的是：我们是否正在扼杀教育公平的微光？

当社会上升通道收窄，名校学历成为阶层防御的护城河，任何突破学历壁垒的个案都会被视作对现有秩序的攻击。

这是傲慢与偏见正在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低势能”院校进行“身份绞杀”，而这种残忍背后，是民众长久以来对权利暗箱操作的痛恶。

当前央国企与公务员的招聘已进入“千人选一”的极端内卷周期。国能置业此次招聘中，在名校硕士充斥考场的背景下，三名普通本科生脱颖而出的概率堪比彩票中奖。

国能置业宣称“硕士生竞争力不足时择优录本科生”，那要不要用往年累计聘用本科生占比的数据来打一打质疑者的脸呢？企业将此次录用标榜为“考生不问出处”的进步叙事，若复盘各大央国企历年招聘数据，本科生存量始终处于统计学误差区间。

所谓“打破学历歧视”到底是改革的破冰，还是临时起意的危机公关？

见得越多，怀疑的东西也就越多，诡异的事情层出叠见。

2022年山东某国企招聘中出现笔试满分者因“性格测试不合格”被淘汰，最终录用者父亲系该公司高层。

2022年某市事业单位招聘，笔试第一名因“专业不符”被拒录，实则为关系户腾位。

2021年湖南某城投公司公开招聘要求“舞蹈专业硕士”，被核实为某领导子女毕业方向。

这些记忆让公众对国能置业的“破格录用”产生了本能的质疑。当企业用“欢迎举报”回应质疑时，实则是将自证清白的责任转嫁给普通公民——这种“程序冷漠”恰恰坐实了公众对监管盲区的想象。

而国能置业的吊诡操作进一步瓦解了公信力。

公示期结束后火速删档的时机选择，企业宣称面试全程合规，却不公布面试评分细则或岗位胜任力模型，很难不被质疑“心虚灭证”。

合规不等于可信，国企的本质是全民资产受托者，其招聘程序必须接受比“不违法”更高阶的审视。国企招聘的程序正义需要双重担保：既要确保技术正义、流程严谨，又要保证伦理正义与可监督性。

而当公示沦为机械的时间卡尺，公众监督权便沦为用知情权暗中替换的空中楼阁，低概率事件若缺乏透明解释，注定会被视为“特权产物”。

社会对“名校硕士沦为陪跑”的愤怒，是学历通胀背景下对身份贬值的集体恐慌，结合以往央国企招聘对人才选拔要求之严，国能置业的“择优录取本科生”，在公众心中要么是一出”狸猫换太子“，要么就是一次偶然的施舍式突破。

三名本科生已成为“逆袭典范”，企业却避谈其岗位职责——包头置业公司的物业、后勤、超市业务。当企业用爽剧情节展示开放胸襟，若将核心岗位留给名校生时，所谓的公平更像一场精心设计的公关表演。

当北大博士竞争城管岗位、牛津硕士报考街道办的新闻层出不穷时，国能置业的本科录取名单反而成了“反常样本”。

这种“破格录用”的表彰式修辞，恰恰反衬出制度化公平的缺失：当普通院校学生的突围需要被包装成“逆袭神话”，恰说明常规招聘通道仍深陷于学历封建主义。

公众对招聘黑箱的天然警惕与对央国企改革用人机制的期待，竟在同一起事件中彼此对冲——有人视本科生逆袭为打破学历歧视的里程碑，更多人却认定这是特权腐败的“新编剧”。

要消解这场争议的多重病灶，国家层面不妨拧紧多项改革议程计时器的发条。

在教育层面，积极构建民办教育认证体系，消除民众对民办教育的厌恶心态，设立独立第三方学科评估，打破“公优于民”的刻板认知；将央国企、公务员、事业单位的招聘全流程透明化，面试录像备案、评分细则公示、评委回避制度公开，用技术手段切割利益寻租空间；对于更广泛的用人单位来说，还要破除“唯学历论”，区分研究型与实操型岗位，建立多元化的“学历-能力换算公式”。

改革箭在弦上，不妨将这场争议视为社会认知的裂变时刻：当一名民办本科生站在国企岗位上，他背负的不只是个人简历，更是整个时代对社会公义与公平的困惑与期待。

毕竟，制度的门或许永远虚掩，但只有当更多人勇于推开它时，阶层的石阶才能化为平路，当规则透明时，逆袭无需解释，当标准公平时，质疑自会消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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