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曾位居2023年度畅销书非虚构榜首，也是各个读书平台的热门书。前些天我又找来读了一遍，看到里面写到他的一个朋友——“最有天赋的长跑家”：
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儿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
他的运气这么差吗？这有点趣味，好像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都是为了压制他而存在。但它是如实描述吗？我很怀疑。
这个问题或许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创作。但它却也牵涉到一个最基础的评价问题——纪实散文是可以像小说一样进行杜撰，还是应保持非虚构作品最基本的真实？
我们现在知道，三毛游历散文中的很多内容都是虚构的，但她对外营造的同样是非虚构设定，读者是将其当作真实故事来阅读的。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是真假参半的混合作品，观感会截然不同。这本身是一种魔幻现实：正是虚构让非虚构作品更加受欢迎，它形同一种奖赏，激励了纪实散文作家游走在分裂的文本表达可能性中，亦真亦幻，并从中套取读者的共情与代入感。三毛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奠基在这种虚构的所谓非虚构叙事之上的。
非虚构作品有很多种，纪实散文因以个人亲历为主，是其中较不容易核查的品类，也最少受写作伦理的约束，受众面又广。这意味着对该种文体而言，虚构所能给予的奖赏也最大，所以应该是叙事杜撰的高发区。
历史非虚构作品相对最容易核查，也有较强的写作伦理约束，理论上应该不太容易有任性编造的成分，但事实上又绝非如此。
如今，非虚构作家热衷于编故事是一种普遍现象。这让“非虚构”三字形同讽刺。这种现象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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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读秦晓的《苏东坡全传》。在该书第一章刚开头，作者这样描述苏东坡降生时的情景：“刚生产完的程氏正卧床休息，一脸疲惫却也难掩喜悦之情。苏洵于床边坐下，握着程氏的手道：‘夫人辛苦了。’这时乳母抱着孩子过来，一脸笑意道：‘老爷你快看，这孩子长得多像你啊！’苏洵有些激动：‘快给我抱抱。’他从乳母手中接过孩子，仔细端详起来，小家伙刚刚还哭声如雷，此刻却睡得十分香甜。瞧着婴孩可爱的面庞，苏洵心头忽然涌上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段话除了人物角色是真的以外，几乎所有的细节都是杜撰的。我很快就弃读了，一个在事实上可以随意发挥的历史书籍，是不值得花费时间的。但是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又说他这本书“要尽量贴合历史，为什么说尽量呢？因为完全贴合几乎不可能，比如苏东坡的《议学校贡举状》一文，有资料显示是作于熙宁四年，也有学者表示应该是作于熙宁二年，类似的争议还有很多”。
你看，这就缺乏基本的真诚了。《苏东坡全传》的问题是无法对有争议的史实给出一个精准的判断吗？显然不是。他自觉地绘声绘色的杜撰，让所谓“贴合历史”的追求变成一个笑话。
为什么要叫“历史非虚构”呢？顾名思义，它是对历史的非虚构叙事，对标的应该是带有虚构成分的历史小说。而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似乎可以把它当成忽悠读者的一种概念游戏了。
我能接受历史小说，但拜托不要以历史非虚构的名义给我史实上的编造。写作是一件危险的行为，即便不杜撰事实，作者也可以通过对相关信息的遮蔽来扭曲真相，但如果连事实都可以杜撰，选择性利用史料就显得太过小儿科了。
这样的著作通常问题多多，而不仅仅是细节编造这么简单。这就像你发现了厨房里的一只蟑螂，背后藏匿的蟑螂一定还有无数只。《苏东坡全传》的豆瓣评分8.3，在微信读书上的推荐值更在90%以上，位列“神作榜”，很讽刺。它可以被看作是虚构给了非虚构写作者以不恰当的市场奖赏的一个案例。
历史流行作家张宏杰的著作虽然不以叙事见长，但同样存在这个问题。譬如在《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一书中，他这样记录乾隆皇帝读到尹壮图奏章后的反应：
“手剧烈地抖起来，脸也涨得通红。旁边伺候的老太监看情形不对，连忙上前递过一杯茶。老皇帝喝了几口，闭目片刻，才慢慢平静下来，提笔颤抖着在一旁批道：‘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然后把笔掷到一旁，靠在椅子背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不知道他的信源出在哪里？他甚至知道乾隆皇帝阅读直隶总督方观承的奏章时，看到“臣等观其情词恳切，老民等皆叩头呜咽，实系出于衷诚，并无伪饰”这一句时，“嘴角浮起一丝微笑”。
虽然每个作者都希望自己有一双上帝之眼，可以不受史料的限制，将未被记录存世的历史细节一一还原。但很可惜，每一个写作者都是肉眼凡胎。将自己当作上帝的作者，最大问题不是自身的僭越，而是对读者的欺瞒，他们还为这种以假为真的叙事腔调扬扬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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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硬核史家茅海建在撰写面向大众的通俗历史著作时，竟亦有此病。读他的《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时，我困惑无比。譬如他写肃顺权重一时之际：
“环视朝野，在谦恭的面容底下是踌躇满志的心绪：我已是当朝天子心目中的头号人物了，就连皇上的亲弟弟奕訢都不是对手，谁堪与我匹敌？他虽然知道这场关系重大的权争尚未结束，仍须与奕訢再战几个回合，但自觉胜券在握，无可畏惧。想到此，他得意地笑了，一副笑傲天下的派头”。
肃顺的内心戏，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又如他描述杜受田在朝贺礼仪班次中的心理：
“仰视着登基大典一幕幕地进行。可他似乎什么也看不清了，只觉胸中涌动着一阵阵无可抑制的激动：我成功了，我创造了一代新君！也就是在这一时刻，他意识到，他和奕詝的关系，由师生变为君臣。于是，他又暗下决心，做一个辅弼新君的干臣。”
这些内心戏的描述，大多没有任何注解。比较例外的是关于肃顺的另一处记录：“他原以为奕訢会因为未列‘赞襄’而大吵大闹，他甚至准备了对付的言词。见到奕訢大方地邀请他陪同人见，反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他对奕訢笑道：‘老六，你与两宫是叔嫂，何必让我辈陪呢？’”该段注释此内容援引自薛福成的《庸盦笔记》。查薛书中的确有肃顺“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的表述，但仅此而已，其他如肃顺的内心想法，全部是想当然的杜撰了。
茅海建原本是我非常喜欢的史学家，《苦命天子》则让我大跌眼镜。为什么一个平素特别热衷于档案证据的学者，开始通俗写作时就变得如此放飞自我？
是不是有某种诱发的机制，格外容易让一个即便是受过严格史学训练的人，也忍不住无中生有的冲动？追求可读性与取悦读者的目的性，会在无意识中引导人们的行为——添枝加叶地去杜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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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虚构的一个好处是，它可以让文本变得活跃起来。每一个严肃写作者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史书上关于某一事件的记录太过简单，没有活色生香的场景、对话或心理描写。
这个时候，如果容许作者进行脑补并将其付诸文字，可以极大增加可读性。虽然牺牲掉了基本的真实，但说到底它是一种对写作者非常有利的书写策略——如果不被揭发的话。这么多年来，各种虚构的历史非虚构作品能够大行其道，甚至连严肃学者也不能免俗，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写作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
但正如人有合理化自身行为的本能，有时我们能够听到各种为此辩护的古怪理由，譬如，这种“合理想象”更符合“本质真实”。这其实不值得严肃讨论，不管怎样，你要告诉我这是你的想象才好，而不是直接杜撰事实来欺瞒读者。我更喜欢用“推导”而非“想象”这个词汇，它更代表一种观点与逻辑的推演，而非事实上的杜撰。现代的史学书写还没有严苛到拒斥推导的地步，细节虚构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种历史研究的不端行为。
倒是高度主观偏好的文学，可以在一种模糊的价值评判中维系某种平衡。虽然纪实散文较难核实，但虚构的案例还是可以举出非常多。除了三毛，美国作家斯坦贝克在其旅行文学名著《横越美国》中，也被证实有各种各样的细节编造。
还有英国知名记者、作家简·莫里斯，他晚年承认早年在《卫报》做记者时撰写的特稿中，虚构了在一家酒馆吃早餐的细节，他为此解释道：
“我在这篇关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伦敦的文章中故意撒了个谎。我可能在柯芬花园的那家酒馆里喝了啤酒当早餐，并且可以说，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我确实喝了。但那个早晨朝气蓬勃，腊肠肥软，咖啡诱人地冒着热气，我在没精打采地扫视酒吧时对自己说，不，我说，这是一个艺术比真实更美妙的时刻。这是《世界：20世纪的道别》里唯一的一个谎。”
他带有玄学气质的解释可真是过于轻描淡写了。我们看看莫里斯原文是怎么说的：
拐角处有一间酒馆。这是为市场的搬运工而特许的，伦敦城里唯一可以在早上这个时间点买到啤酒的小酒馆，因此我坐下来要了瓶褐色麦酒、三根熏得金黄的腊肠和一片吐司——一顿王侯般的早餐。两个壮硕得惊人的男人跟我同桌，滔滔不绝地互开玩笑。他们的伦敦腔骄傲而地道，其中一个人不时对我朦朦胧胧地眨巴眼睛，让我更自在些。我在腊肠上抹了很多芥末，并尽力享用麦酒。伦敦是一个丰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尽管它有咖啡吧的外表，但内心却依然热爱着啤酒、香肠和这些味觉强健的老伙计。眼下，阳光仿佛畏怯的酒鬼，穿过雅座酒吧的玻璃门出现：我对那两位爱开玩笑的粗壮汉子说声再见，向东边的比林斯格特鱼市场走去……
莫里斯在报纸上编故事的能力绝对一流，这对记者是一个致命伤。但后来人们以文学家来定义莫里斯，这让他晚年的自曝变得语义含混起来，毕竟“艺术比真实更美妙”听上去的确充满创造性的意象。但谁又知道这个艺术的特权主义者到底杜撰了多少事实，那句“这是《世界：20世纪的道别》里唯一的一个谎”到底是否又是一句艺术性的表达呢？
相较而言，历史写作者天然缺少了这种特权。“历史非虚构”的提出在这个意义上相当正向。对于某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历史小说，我们最多只是批评它横僿不文，却不能说它有着史实的虚构。但如果一部打着类似“历史非虚构”旗帜的作品，却暗戳戳杜撰各种历史细节，则委实不够磊落，尊不尊重历史暂且不说，对读者显然是不尊重的。
其实解决的办法很简单：给自己贴上“历史小说”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