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胡安焉 2025-01-16 09:50 北京
小时候看港产警匪片，经常听到一句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讲的将会成为呈堂证供。”那是我最早意识到，原来沉默也是一种权利。不过我不是罪犯，也没有生活在香港，很难有机会在现实中听到这句话。此外就我生平所见，相比于沉默，发言才更像是一种权利，往往要努力才能争取到。而沉默就像地里的杂草，根本用不着耕耘和播种，它自己就会长出来，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假如它真的有用的话。至少，在人生的头四十年里，我一直就活在沉默里，不出意外的话还将那么活下去。
可是意外竟然发生了——我没有给意外加上双引号，是不想令读者误以为，我其实也努力争取过，但出于谦虚而把功劳归因到运气上。我说的发言也不是指广义的说话，每个人都享有说话的权利，都可以在自己的社媒账号上说个不停。我说的发言是指有特定的听众，或者在特定的场合，带有一定公共性质的，被特别对待和重视的发言。比如说，接受媒体的采访，或在正式活动或会议中发言，乃至上台致辞演讲等。
首先来说说演讲。其实早在2022年，当时我的第一本书还没有出版，作为一个在网上分享打工经历而出圈的“草根网红”，有一家专做演讲的平台向我发出了邀请。但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并不是我敝帚自珍，而是确实做不到。我是个容易紧张的人，假如让我站到舞台上，面对灯光和镜头，台下还坐着一排排观众，我的头脑就会变得一片空白，哪怕演讲稿早已背得烂熟如泥，也绝难不出差错地流利讲完。后来，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又拒绝了两家演讲平台。
到了2023年，我的打工自传终于得以出版。这本书从交稿到出版历时超过一年半，这在前快递行业从业者的我看来有点惊人，但在出版行业属于正常速度。所以，我有充足的时间磨练自己的口头表达，但我并没有这么做。首先是料不到这本书会产生这么大反响，其次是不想在这件事上投入精力，我更喜欢也习惯以文字形式表达。
2023年4月，作为受邀嘉宾，我有幸出席了一个图书奖的颁奖典礼。我的“任务”是和一位诗人、一位学者一起，三人共同完成一场五分钟的小型对谈。这个对谈按我的理解，属于和颁奖交替穿插的分享环节。因为光是颁奖其实用不了多少时间，还需要一些别的内容点缀和丰富整场活动。那位学者承担了开场白和结语，以及向我和诗人提问，而分配到我身上的回答时间，其实也就一分钟左右。
可是不要小看这一分钟的威力，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登上舞台、站在观众的视线焦点上说话。为了这一分钟，我从一周前受到邀请时起就开始焦虑。在这一分钟即将到来的那个傍晚，我的内心更是近乎陷于恐慌，连主办方不吝成本准备的海鲜自助晚餐我都食之无味。而原本像这样一顿我自己绝不舍得消费的高档餐食，对我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从台上回到观众席后，我偷偷问那位诗人，刚才是不是很紧张。不料他说并不紧张，而且他马上要赶去另一个活动，晚点儿还有另外一次发言。这让我不由得感叹，人和人真的很不一样。但话又说回来，他其实也只是不怯场而已，倒不是特别善于讲话。真正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在我们分享完后不久，陈鲁豫也上台分享了。
我在电视里看过很多主持人讲话，甚至也看过一些陈鲁豫的节目，但那和现场观看的感受相差很远。当隔着一面屏幕时，无论主持人的水平多高，观众都不会感到太惊讶，电视这个介质会抬高观众对“正常”的认知阈值，仿佛电视就是为那些异乎寻常的事物而存在的，假如电视里的人也像我们一样手忙脚乱、漏洞百出，那才真是叫人出乎意料。
可是，一旦电视里的人物从那相对于我们的日常世界显得遥不可及的维度里走出来，真实地出现在我们身处的时空中时，他们身上的过人之处和独特魅力就会在和周遭的对比中显得格外耀眼。至少，作为同一台活动的分享嘉宾，我对她的表现心悦诚服。她大约脱稿讲了十分钟，主题好像是过去一年的读书心得和感受之类。她不像事前做过很深入的准备，大概只在脑子里粗略地构思过一下提纲，然后即场地勾连思路和组织语言。我真正佩服的是她即时的语言水平，具有在我看来应该属于书面表达的工整、准确和流畅。换了我用口头表达，因为脑子跟不上语速，哪怕不考虑紧张的因素，仍难免出现很多不规范的语法，或对语词的选择做不到精准和贴切。
或许有人会安慰我，陈鲁豫是一位资深且优秀的主持人，口头表达是她的专业技能，你和她比这个当然是比不过，反过来假如她和你比搬货，那她肯定也比不过你。这个道理我自然懂，但是陈鲁豫似乎暂时没有亲手搬货的需求，而我却实实在在地面对着口头表达的压力。比如说，人家给我的书授奖，请我到现场发表感言，这和演讲平台的邀请不同，在情在理我都应该前往。可是我害怕登台，也害怕致辞。万幸的是，主办方一般都很照顾作者，不要求我们脱稿致辞。那么无论我在台上有多紧张，照着拟好的稿子念还是可以办到的。
除了上台致辞，从去年至今，我还参与了几十场线上线下的读者分享会。如今买书的人越来越少，出版行业已是名副其实的夕阳行业，确实有必要展开积极的自救。为了对自己和出版方的收入负责，尽管也不清楚这些努力能起多大作用，但我还是责无旁贷地全情投入、全力以赴。所幸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一次线下的活动，我的编辑都全程陪伴，事无巨细地安排得妥妥帖帖。线上的活动他不便一起参与，但也总会在微信里给我打气鼓劲。
奇怪的是，只要有人和我对谈，不断地向我抛出问题，我就会觉得讲话没有多难。或许因为我性格极其被动，在缺少外力推动的情况下，我经常会觉得无话可说。可是我又很害怕冷场，为了硬挤出些话来，我会漫无边际、言不由衷，或者啰里啰唆，把同一个内容反复说上几遍。
然而吊诡的是，有时候情形又会反过来。毕竟围绕我的经历和写作，读者感兴趣的就那几个方面，当分享的次数多了，哪些话题可以聊，以及可以怎么聊，我心里其实已经有数。这个时候，当遇到一个不熟悉我情况的对谈嘉宾或主持人，我也会反过来引导话题。毕竟，每次来听分享的读者是不同的人，对我来说是重复的表达对他们来说却是新鲜的。何况，谁也做不到在几十场主题相似的分享里，每次都说出不一样的内容。
在演讲致辞和分享对谈之外，另一个要求我口头输出的场景是接受媒体采访。对我来说，登台致辞最难，分享对谈次之，接受采访再次之。但即使是难度最低的接受采访，一开始我也应付不来，正所谓万事开头难。
还记得在2023年初，刚有媒体记者来联系，我对电话采访还心存恐惧，于是提出接受文字采访。可是我低估了文字答复的工作量，很多问题不是两三句话能讲清楚的，而且我回答了一批问题，记者又发来一批追问，就跟下棋似的你来我往，可怕的是不断还有新的记者来联系。我勉力支撑了大约半个月，最后每天要花近十个小时答复提问，我内心的天平开始从对口头表达的恐惧倾斜到对繁重文字工作量的恐惧了。
事实证明，很多困难和障碍并非客观和外在的，只是自己在吓唬自己。一旦接听了第一个记者的电话，我立刻就意识到这有多么轻松，甚至称得上是解脱——不用反复斟酌、纠结措辞，也没有绞尽脑汁、殚精竭虑、旷日持久的文字博弈，一通电话顶多就两三个小时，说完一挂就完事了。媒体记者也不像我原本想象的那么可怖，不是手握话语权柄左右舆论高高在上或圆滑世故的一群人。实际上有些年轻记者书生气很重，还不如我通达人情世故。他们大多真诚友善、礼貌亲切、毫无架子，而且很接地气。或许可以这么说，和我之前从事的快递工作相似，他们也只是一些诚诚恳恳的信息传递员。
不过，口头表达尽管高效，却很难做到全面和严谨，尤其是对于缺乏经验的我来说。即时的对话无法像文字回复一样留给我深思熟虑的时间，于是有时我会词不达意，甚至没完全想清楚就回答了。我有一些难以克服的心理障碍，与人沟通时总想迎合对方的意图并尽快结束对话。当大量的表达机会突然包围和簇拥我时，很大程度上我是措手不及的，并没有为此做过充分的准备。当然，我有拒绝的权利，但我没有那么做，至少在2024年之前几乎没有。过度的表达令我变得熟练和麻木，因为疲于应付而左支右绌，潜意识里渐渐把它视为跑过场，视为一种为完成任务而进行的机械运动，而不再是一件理应心怀敬畏地慎重对待的事情。这是我应该检讨自己的。
和个人专访相比，更棘手和尴尬的是在活动中接受采访。因为前者一般是以文字输出，记者不会边提问边拍视频，顶多只是打开手机录音，我说得颠三倒四也没关系，只要记者最后听明白了就行。但活动的报道往往是以视频形式输出，我要对着摄影机回答提问，相当于直接面对最终受众，要说得有条有理一气呵成，还要尽量做好表情管理，这对我来说难度可不小。除此以外，个人专访一般会提前和我联系，约好通话或见面的时间，所以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活动现场的采访更像是在课堂上被老师点名提问，而我根本就没有举过手。我试过在会议室里被请出去采访，也试过在上洗手间时被截访，尽管我仍然勉力地面带微笑礼貌周旋，但内心其实已经两眼一黑晕厥过去。
更要命的是这种活动现场的采访，其报道的主体对象不是我，而是活动本身及举办活动的城市。比如有次一位记者问我，你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很久，对它想必很有感情，接下来会围绕它写些什么吗？我竟然没有反应过来，一五一十地如实答道，我其实很宅，生活很封闭，几乎不社交，对城市和地域文化的体验有限，也没有针对这方面的写作计划——我才说到一半，突然惊恐地发现，记者的表情从殷切地期待变成了愕然和失望。我真的被吓到了，只觉得万分愧疚，嘴巴也结巴起来，开始语无伦次，想要说些挽回和补救的话，但哪里有那么容易！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而不是随时可以收回来的溜溜球……
无论如何，事已至此，我也明白，想要过得快乐，就要减少内耗，可是有必要提醒自己这点的人，往往都无法摆脱内耗。写这篇小文，也是想用一点风趣，化解心里的郁结，尽量令自己释怀。从此以后，更珍惜和重视每次的发言，努力做到更坦荡和负责。
作者简介：
胡安焉，1979年生，
著有自传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