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子超 2025-01-02 10:43 北京
文 / 刘子超
巴尔干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
在土耳其语中，bal代表蜜，kan代表血。当这两个词组合成Balkan（巴尔干）时，它们就共同构成了“血与蜜”的寓意。可以说，这个词汇组合精辟地揭示了巴尔干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自古以来，波黑就是巴尔干腹地，时至今日仍被民族仇恨、政治分裂和脆弱的经济撕扯得支离破碎。离开特雷比涅前往波黑的莫斯塔尔，我有一种即将离开舒适房间，出门面对坏天气的亢奋感。
大巴车厢里坐满了携带行李的塞族人，空气中有种兵荒马乱的气氛。我好奇，为何他们都去莫斯塔尔。询问后才发现，巴士的终点站是巴尼亚卢卡，只是中途在莫斯塔尔停靠。和中国的春运一样，车上的塞族人都是东正教圣诞节后回巴尼亚卢卡上学或打工的人——这是一辆节后返城大巴。
坐在我旁边的女孩叫伊丝朵拉，今年二十四岁，身着一件白色高领毛衣，淡妆雅致，金色的波浪长发披在肩上。她身上的香水味，在这辆拥挤的大巴上显得有些不同寻常。窗外的大地高低起伏，大巴也随之颠簸摇晃，而那香水味时而浓郁，时而淡去，就像给巴尔干的世界增添了一道嗅觉维度。
伊丝朵拉是特雷比涅人，在巴尼亚卢卡的一所大学攻读农业研究生，未来想进入实验室工作。她在闲聊中透露，她的姐姐住在意大利的小城贝加莫，就在米兰附近。她的姐夫是塞族人，在当地的机场驾驶接驳车。
她拿出手机，滑动屏幕，找到一张姐姐的照片。姐姐的容貌和伊丝朵拉有几分相似，只是身形更为丰满。照片里，姐姐身着一件鲜红的毛衣，手持一杯葡萄酒，脸上洋溢着中年女人对生活的满足。她的旁边是丈夫和两个孩子，餐桌上摆满诱人的食物。
伊丝朵拉说她很羡慕姐姐的生活。上个暑假，她第一次去意大利探望姐姐，顺便在米兰玩了一天。她很想去托斯卡纳旅行，但笑言自己囊中羞涩——意大利实在太昂贵了。
我问她身上的香水是不是在米兰时购买的。她笑着摆手：“这是姐姐送给我的。”
我们又闲聊了一会儿，她好奇地问我：“你是来这里旅行的吗？”
“可以这么说。”我回答，“我正要去莫斯塔尔，想去看看那座奥斯曼时代的老桥。听说那是波黑最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伊丝朵拉点头说：“每次去巴尼亚卢卡，我都会路过莫斯塔尔，但我从来没下过车。”她顿了顿，继续说，“那里主要是波什尼亚克族和克罗地亚族的地盘。”
“那你有这两个民族的朋友吗？”我好奇地追问。
“没有。”她坦率地回答，“所以我也没看过那座老桥。”
大巴翻过一片连绵起伏的山脉，进入波黑联邦。窗外是坍塌的山崖，雨中有皮肤黝黑的牧羊人，驱赶着羊群。在塞族共和国境内，我只看到过东正教堂。现在——仿佛跨过了某条无形的分界线——村子里出现了清真寺，还有成片的穆斯林墓地，墓碑上刻着伊斯兰教的星月符号。
这样的景象似乎宣告着我已经离开奥匈帝国和威尼斯文化圈的影响。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我即将踏足的土地几乎都曾处于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历经数百年。有历史学家指出，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这些外来帝国的统治所塑造：欧洲的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部分，即最接近近东的地区，至今仍是最贫困、最动荡不安的地方。
尽管这种观点可能带有东方主义的偏见，它还是为我的旅行提供了某种视角。当全世界都在对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忧心忡忡之时，巴尔干地区依旧走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最前沿——一种不祥的预感始终笼罩着这片土地，不断提醒着这里动荡的过去和不确定的未来。
巴士在大雨中驶入莫斯塔尔。我惊讶地发现，尽管波黑战争已经结束近三十年，莫斯塔尔的市景却像定格在了那时一样：街边的建筑物布满弹孔，被炮弹炸毁的房子就那么留在原处。
战争的疤痕就像结痂的伤口赫然在目，而我原以为这些痕迹需要细心寻找才能发现。在莫斯塔尔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感到，这些幽灵一般的建筑，与其说是为了让后人记住历史的疼痛，不如说是在警示人们，战争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和平随时可能被新的冲突点燃。
大巴最终抵达车站时，我与伊丝朵拉告别，并交换了联系方式。我注意到她的签名档里写着一句拉丁谚语：“Dosis sola facitvenenum”，意为“剂量决定毒性”。
这或许是伊丝朵拉在实验室工作时的格言，然而这句话恐怕同样适用于波黑乃至整个巴尔干地区：适度的民族主义可以凝聚人心，但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它就可能成为毁灭的毒药。
雨中的莫斯塔尔，青色的内雷特瓦河
世界联合学院是一所招收来自不同国家、种族和宗教背景学生的国际高中，在莫斯塔尔建有分校。我在莫斯塔尔的最后一天，认识了在这所学校担任心理咨询师的叶莲娜。
那天傍晚，我坐在学院门外的长椅上，等着叶莲娜下班。学院是一栋亮黄色建筑，就在分界线的大道上，对面是已经沦为废墟的南斯拉夫银行——内战中臭名昭著的“狙击手大楼”。
一只姜黄色的小猫踱步过来。它是一只身材苗条的巴尔干猫，比国内有人喂养的胖猫来得瘦小可怜。起初，它只是在我身前走来走去，小心地试探反应。后来，它干脆大胆地跃到长椅上，毫无顾忌地靠在我的身边取暖。
叶莲娜从学院里走出来，穿着黑色皮夹克和厚棉布长裙，戴着黑框眼镜，亚麻色的长发随意在脑后扎成马尾。“交新朋友了？”她笑着问我，然后蹲下身来，轻抚小猫的脑袋。
“刚认识的。”我笑着回答。
我们走上克族一侧的林荫大道。昨夜的冷雨洗劫了街边的法国梧桐，之前还残留在枝头的黄叶，如今浸泡在积水里，在脚下发出嚓嚓的声响。
我们去了一家叶莲娜常去的咖啡馆。她点了阿萨姆红茶，我点了姜汁汽水。
叶莲娜一边将小杯牛奶兑进红茶，用茶勺小心搅拌，一边讲起她目前工作的学校。她说，这所国际高中十分特别，学生几乎全部来自曾发生过种族冲突的地区——既有波黑本地学生，也有卢旺达等地的非洲学生，甚至还有亚洲学生。
“你肯定想不到，金正男的儿子也在这里上过学。”叶莲娜说。
我们就这个话题聊了一会儿，然后我问叶莲娜，学生平时会找她倾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对这些孩子而言，最大的困扰还是情感的迷茫。”叶莲娜说，“当然，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关于‘归属’和‘融入’——这恐怕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我点点头，等着她继续说下去。
“我经常提醒学生，要搞清楚‘归属’与‘融入’之间的微妙区别。我们常常努力追求归属感，不惜一切代价去融入某个集体，但最终的结果往往只是为了融入而融入。这种不自觉的同化才是很多心理问题的源头。”
叶莲娜告诉我，她自己也经历过“归属”与“融入”的拉锯战。她出生在贝尔格莱德，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保加利亚人。她的成长轨迹跨越了多个国家、多种文化。
“所以家在哪里呢？”我问。
“对我而言，家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一种深刻的情感体验。”叶莲娜缓缓说道，“我并不特别重视国籍的概念。有时候，持有什么样的护照并不真正定义一个人，真正定义一个人的是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也是我对人的内心世界那么着迷的原因——心理学、非暴力沟通、格式塔疗法、心理合成疗法……我有点跑题了，这些对你来说会不会太枯燥？”
“完全不会。”我说，“我对心理学也有浓厚的兴趣。作家经常探究的就是世道和人心。”我抿了一口姜汁汽水，感受着它带来的清凉。
“听起来很有趣！”叶莲娜笑着将双手放在桌面上，指尖轻轻相触，然后抬起头来，“如果你不介意，我愿意分享我父母的故事给你听——这个故事可能正契合你刚才说的。”
“那真是太好了！”
那是 1981年的夏天，叶莲娜说，那时她还没出生。她未来的父亲和几位好友利用南斯拉夫护照的免签便利，动身前往保加利亚的海滨度假。在前往度假地的火车上，他遇见了一个保加利亚女大学生。她正坐火车前往黑海附近的农场，准备完成她的暑期义务劳动。
叶莲娜的父亲被这位女孩吸引，整个旅途中都在尽力与她交谈。塞尔维亚语和保加利亚语都属于斯拉夫语系，但还是存在明显差别，好在他们都学过俄语，就用俄语交流。火车到站时，叶莲娜的父亲鼓起勇气，邀请那位女孩周末在瓦尔纳的海滩会面。瓦尔纳是一座黑海边的度假城市，离女孩要去的农场不远。
女孩答应了，尽管她知道请假很难。为了赴约，她让朋友给农场书记发了一封紧急电报，声称家中有人重病，急需她回去。
到了约会那天，女孩准时坐在一张长椅上，身着天蓝色连衣裙， 长发编成两条粗辫。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叶莲娜的父亲迟迟没有出现。她的心情变得沉重，责备自己太过天真。对方也许只是随口一说，自己却信以为真。而且，她甚至没有留下他的联系方式。
就在她愈发沮丧之际，叶莲娜的父亲出现了。他笑着说，他已经在她面前站了半天，可她却视而不见。
“为了让自己显得更迷人，我母亲摘下了眼镜，结果什么都看不清。”叶莲娜笑着说。
他们沿着沙滩漫步，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叶莲娜的父亲突然对女孩说：“如果我们将来结婚，我希望我们能生个女儿。我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想好了——叶莲娜。”
在咖啡馆的灯光下，叶莲娜的眼睛透过镜片闪着光，犹如天边闪现一丝森林大火的痕迹：“我相信，我的生命就是从那个瞬间诞生的。”
假期结束后，叶莲娜的父亲返回贝尔格莱德。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没再见面，一直保持书信联系。到了 1985年，女孩搬到贝尔格莱德，两人结婚，迎来他们的女儿。如当初所愿，他们将女儿命名为叶莲娜。
1991年夏天，叶莲娜的父亲决定驾车前往的里雅斯特，将意大利的二手车倒卖进南斯拉夫。开到克罗地亚边境时，汽车突然抛锚。无奈之下，叶莲娜的父亲只好在路边搭车。此时，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战火刚刚点燃，叶莲娜的父亲失去了音信。数日后，警方才打来电话，说他在一起车祸中罹难。
由于战火，家人无法亲自前往克罗地亚的事故现场。遗体在异地火化，只有骨灰被寄回贝尔格莱德。警方出具了车祸鉴定书，但叶莲娜的祖母始终无法相信儿子死于车祸。
“她坚持认为，我父亲是被当地的克族武装杀害的。”叶莲娜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始终坚信这一点。”
此后近十年，塞尔维亚一直身处战火与制裁中。到了 1994年，叶莲娜随母亲搬回保加利亚。她在那里上学，成年，而父亲渐渐变成一个遥远的记忆。
“我父亲离世时只有三十三岁，我现在已超过了他的年纪。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车祸丧生，而不是死于民族仇恨。虽然这样的想法无法改变死亡的事实。”
大学时期，叶莲娜作为交换生在荷兰学习一年，还在德国做过一年志愿者。她的专业是教育学和心理学，毕业后在斯洛伐克的一所寄宿制高中工作。直到半年前，她来到莫斯塔尔的世界联合学院，打算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
“是这所学校的宗旨吸引了我——”叶莲娜说，“如果将来自不同国家、种族和宗教的年轻人汇聚在一起，让他们共同生活、学习，或许可以为消除国家或地区间的冲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做出贡献。”
我与叶莲娜分享了我在莫斯塔尔的见闻，问她对生活持悲观态度还是乐观态度。
叶莲娜轻咬着嘴唇，沉思了片刻：“我了解生活的残酷与不公，也深知战争与灾难可能随时来临——对这些我从未抱有幻想，因为我自己就亲历过这一切。然而，我想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我也遇到了无数慷慨伸出援手的人们。历经这一切之后，我依然坚信，生活是充满价值的。我容易被感动，眼中常含泪水，但泪水并非只代表悲伤。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比许多人都要乐观。”
我告诉叶莲娜，这是我来巴尔干以后，听到的最安慰人心的话。她微微一笑，补充道：“但我也很欣赏那些敢于悲观的人。我并不介意自己表现出脆弱。”
我们一起走出咖啡馆，在路边挥手告别。我站在街头，望着身穿黑色皮夹克的叶莲娜消失在莫斯塔尔的夜色中。
可能的话，真想跟她从容地多聊一会儿，但她还有她自己的生活，正如我也要继续我的旅程——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独自面对的世界，无论是怀着悲观的忧虑，还是乐观的希望。
我沿着街道漫步，胸中涌动着旅途中常有的淡淡惆怅。街边的梧桐树巍峨而挺拔，宛如夜色中沉默的守望者。在这样的夜晚，稍微小酌一杯似乎再适合不过。然而，我已经决定清醒地面对这个夜晚。
我跨过分界线，穿过点缀着废墟的街道，迈步走向那座见证过无数历史的老桥，想在离开这座城市之前，再次凝视它的轮廓。
图文经新经典文化授权
责编 / 李颖迪
排版 / 新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