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新型家庭关系建立在两部作品容量巨大的细节性刻画上，观众得以从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去感知女性友谊的独特与美妙之处。这更是在如今大小银幕上都难寻的“新的话语”，给女性视角的影视作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更大的想象空间，摆脱过去男性视域下对女性角色刻画非此即彼的状态。

在一些人还在用“小妞电影”这样陈腐的旧概念给《好东西》上价值的时候，我们该知道寻找到“新的话语”有多么珍贵和不易。在中国，各种先进或不先进的价值观混杂成一团的时候，这种不具斗争性的柔性姿态，才能缔造我们自己的《芭比》。

当女性重组家庭

先来看看《好东西》与《小巷人家》关于“重组家庭”的解题思路。首先她们都是邻居关系，彼此有独立生活空间，但也有太多互帮互助的共同生活场域。

她们也都是有老公或者有异性伴侣的，并非隔绝男性的真空状态，但伴侣总是很明显地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以至于尤其需要女性友谊的介入。而女性角色双方其实也不是简单的好姐妹，既没有从小玩到大的感情基础，也还有巨大的性格差异，可是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对方的处境不易，打心眼里对对方产生认同。

比如，在《小巷人家》里，黄玲的老公是一个喜欢慷他人之慨的人民教师，他让要高考的学生来家里补习，却全然不顾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是否能好好休息。黄玲其实不好直接站出来反对，因为这站在了“无私奉献”这一宏大精神的对立面，尤其奉献对象还是老中人最重视的“高考”。

但作为邻居的宋莹及时地捕捉到了这一窘境，以自己休息不好的理由将高考生悉数赶走，宁愿被视作“泼妇”也要替黄玲维护自身应有的权益。这就是男性视域下很难察觉到的女性互助珍贵之处，并非个人利益总要时时让渡于宏大精神，“撒泼打滚”有时反而是一种强大与自信。

在《好东西》中则更多令人感慨的片段。比如小叶为了不显得自己在约会对象面前过于认真与廉价，选择撒谎自己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直到事情败露，王铁梅却并没有流露出对“争夺母亲权利”的愤恨，反而是在拥抱与泪水中理解了小叶的处境，并陪她完成了一出“拉拉情侣”的戏码，维护她的自尊。“欺骗”和“出轨”听上去或许都是一些不好的价值，但在一些特定的处境之下，它也可以是人所需要的。

这些都是一些女性之间才懂的困窘，只有当与另外一位女性形成一种“重组家庭”关系的时候，它才能得到妥帖地安放，也是对观众的一种精神马杀鸡。

形成互助的也不仅仅是两个家庭的女主人之间，还包括了一个重要成员——女儿。在《好东西》里，小孩王茉莉是小叶治愈原生家庭创伤的膏药，也是唯一真正看完母亲王铁梅所有报道的人。她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困惑，但她在思维方式上天然的开明，以及为了让她未来可以不用再“活在他们的游戏里”所带来的动力，给了两位“母亲”莫大的帮助。

《小巷人家》就更加典型，黄玲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正好形成对照组。儿子虽然也会在妈妈吃饭不上桌的时候察觉到愧疚与异常，但他很容易就放弃了抵抗。当亲戚家小孩想住到自己家来的时候，儿子的第一反应也是学习爸爸的慷他人之慨，“无私奉献”是他理解中第一顺位值得学习的价值。反观只有女儿拥有不一样的视角，因为女儿本身也是重男轻女家庭环境中的受害者，她会被奶奶点名要去照顾卧床的她，这也让她更能理解母亲在维护孩子时的立场。

女儿的存在，让女性友谊或女性共同体中出现了传承与希望，更加丰富了女性“重组家庭”所能表达的意涵。孩子的“早熟”也能让观众意识到，具备相似的视角或许并不取决于年纪或成熟与否，只在于女性的社会身份本身，真的有太多属于“第二性”的隐秘无奈，只消多看一眼便能体会。

女性话语有多难？

即便找到了一种可能，但想要发扬光大或者找到新的女性话语依旧很难。

“现在的影视依旧如此，要不就是男人的故事，女人是附庸，是妈妈和女儿，为了展示男人的不容易、男人的绊脚石、男人的善良和男人还有人性。要不然就是女人已经忍无可忍，要杀人要复仇，以及女人在谈恋爱。”早在《好东西》上映之前，邵艺辉就曾在公开场合精准地概括当代女性题材创作的困境，只是因为近期电影热映，这段发言又被翻了出来不断传播。

简单来说，在如今仍然由男性占绝对主导的影视行业里，女人在作品中往往只有“圣母”与“复仇”两种形态，同时还一定是“恋爱脑”。无论是从前偶像剧对“恋爱脑”的浪漫化还是如今对“恋爱脑”的抵制，都是男性视角下将女性角色视作客体而形塑的结果。

这会让不少女性创作者也感到困惑，因为不管是按照传统的影视叙事逻辑还是“性转版”的逻辑，都会让人感觉不太对劲。要做到“不玩他们的游戏了”，邵艺辉自己也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答案。

《小巷人家》的创作相对来说更有局限性，并非正午阳光突然觉醒，女性意识断层式暴涨，而更有可能的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女性互助有现实层面上极强的必要性。创作者只需遵循它的纪实性，便可以自然帮助找到超越那个年代的先锋性。毕竟，80年代的先锋性有诸多体现之处，也不仅仅在女性领域。

包括在海外的影视作品中，女性互助“重组家庭”的情况也不少见，但大多数的呈现都更加直给，也同时具有一定程度的现实迫切性。比如很多作品本身讲的就是拉拉的故事，或者是像《同妻俱乐部》一样被男性伤害从而结成同盟的故事。包括前不久的日剧《住宅区的两人》，两个女性重组家庭，其实是基于无人养老的无奈。

所以，像《好东西》这种没有明确现实迫切性的创作会变得更难，因为这两个女性角色没有非要紧密结合的必要。她们本身就有自己不错的生活，单纯因为彼此的认同与情感联结而重组在一起，需要创作者极其强悍的编剧功力才能让人信服。

比如令不少观众印象深刻的，给母亲的日常家务劳动拟音的段落，既实现了视听设计，同时实现了“主妇的无形劳动应该被看见”的议题表达，没啥理解门槛，还松弛有趣。

如果编剧能力实在达不到，就算怎样探索叙事角度，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也很难做到“好看”。即便做成如今这个样子，依然有部分不和谐的声音认为，两位女主角的中产身份过于真空，从阶级眼光去审视太过悬浮不接地气，可见编剧这项工作的众口难调程度。

即便已经做成了豆瓣9.1，目前《好东西》的票房和预售数据仍然不容乐观，点映至今也仅突破3000万，最终票房落点很难比《爱情神话》高出太多。数据的冷淡展现出了与舆论场奔走相告截然不同的画面，这说明对这类女性话语感到振奋的同温层受众基数实在太少，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还有太多意识上等待觉醒的人群。

当《芭比》横空出世的时候，国内都在期许我们自己也产生这样的女性主义作品，但显然当下的舆论整体水位距离《芭比》还甚远。令人惊喜的是，在2024年的年尾，中国影视在不同创作带不约而同地诞生了新的女性话语，这种柔性话语不以斗争作为目标，只有轻微的刺痛感，甚至幽默感强过反抗性。

就像宋佳和闫妮饰演的妈妈不必是完美的妈妈一样，女性主义从来都不是在追求塑造完美女性，而是创造让她们得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好东西》就是这样一方近乎真空的纯然空间——这绝不是放弃斗争了，我们只是，不想玩父权制游戏了。

找到女性话语很难，让好不容易出现的女性话语存续也很难。这当然是男性话语长期以来浸泡的结果，人们更想要新奇刺激的故事，作为欲望投射的角色。连女性创作者有时都很难突破窠臼，更遑论普通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