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到一则关于“无敌之人”的聊天记录，顺手在几家互联网社交平台上搜索了这个关键词，看到大量极端情绪，甚至煽动对社会施加暴力的留言。

基层民众，经济上的压力，叠加个体的某些遭遇，可能出现极端情绪。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先调查，后解决。三低三少，四无五失，这些调查当然必要。但调查的目的一定是需要帮助解决问题。传统社会连结的纽带是亲情，随着老龄化与少子化，以及因为基层男女比例失调带来的大量单身情况，让亲情这个情绪稳定因素变少了。

情绪是会传染的。互联网上的极端言论，绝大多数时候，只是个体随手一写，人们在网上和网下往往都是两面。但因为社交平台的“算法推荐”，难免一些群体长期处在极端情绪的包围中，极少数人就可能把线上情绪释放到线下。

作者此前建议过，要《对反社会人群应当尽快进行犯罪心理分析》，因为专业的群体性心理分析是能够充分识别到反社会暴力犯罪的真实原因的。在适当时候，更应该在事后公开采访这些犯罪人群，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在犯下罪行后，都会十分悔恨。对具有潜在犯罪可能的人群而言，如果总是只看到施加犯罪的那一幕，而看不到事后悔恨的那一幕，那只会在他们心中增加“英勇”感。

作者这几日阅读了近些年国内的公开论文，十分遗憾地讲，并未看到关于反社会人群暴力犯罪足够深入的分析。有可能，此类分析是由专门机构在做，并未公开。作者认为，由于外部研究人员很难有机会直接面对暴力犯罪人群，难以获得足够多的样本，因此公共安全部门，应当组织好足够深入的研究，这是一件既专业又急迫的事。

同样是经济困境、生活困境，不同人的心理状态是完全不同的，情绪也是完全不同的，选择更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这样讲，经济状况可能会是暴力犯罪的一个诱因，但往往都不是决定性因素。

从社会犯罪预防的角度而言，单纯的“舆论批判”和强调“罪感”对预防犯罪有作用，但可能作用不大。因为犯下此类罪行的人，已经是在“内心确定”的前提下对无辜者施加伤害。

我们应当反思互联网社交平台充斥的大量暴力言论，甚至许多“无政府主义”言论，打着“道德和革命”的幌子，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比如，那些“要将资本家挂路灯”、强化“无敌之人”意识的视频和文章仍然大行其道，制作者大多数都是未经世事的年轻人，靠极端言论带来的流量赚取收入，社交平台在其中分一杯羹。如果一个普通人，长期处于这些网络舆论的煽动状态下，那些小卖部的老板、将子女送到公立学校念书的老百姓，对他们而言都会变成“应当被挂路灯的资本家”。

还有一些个体的遭遇令人唏嘘和愤怒，一些显然的不公仍然存在。对基层就业者而言，包括对职校生而言，基本的劳动保护在某些地方仍然十分缺乏。在可见的未来，如何应对外需的下降，能否继续靠极致的“内卷”去渡过难关？这是作者此前反复提到的，需求侧方案与供给侧方案的交锋仍将激烈。

上述个体遭遇和互联网充斥的极端观念结合在一起，经由社交平台的放大，就会引起更大的化学反应，最终被个体点燃。

所以，作者的建议是：

1、当前大多数基层个体的经济困境源于宏观债务问题，微观层面是债务链条断裂导致的个体债务压力。一方面，化债资金应当以更快的速度到位，这是还疫情期间居民侧支出的债，相当部分是地方财政支出应付未付导致的，速度不快，问题更多；另一方面，对个体负债要进一步“减、缓”，一些不利于债务人群恢复生计的制度，需要尽快再次调整。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立法太慢，长期债务压力人群到底有多少，这个统计数据比其他很多数据可能更有意义。

2、网信部门和互联网社交平台应当对互联网上充斥的极端言论进行全方位的清理。AI时代，有针对性地发现各种极端言论话题，效率应当是非常高的。如果AI连这个都做不到，是不是意味着泡沫实在有点大了呢？识别可能出现极端情绪的人群，通过算法推送更加平和、温情和理性的信息，这是平台完全可以做到的。

另一方面，既然能够组织起各种点赞的留言，为什么就不能组织起各种反对极端言论的留言呢？大多数普通人只是会看留言，他们并不会主动留言，如果存在不同观点，那人们就很难受到某种特定情绪引导，个别人走向极端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很多。

3、社会减压阀是大家一起共筑的。前天凤凰网发表了一篇感人的文章《底层的互助：越来越多小餐馆对无收入者免单》，这是中国的特色。欧美国家许多NPO在做的事，在中国大陆事实上是由个体来自发完成的。这种个体行为除了应当被宣传外，更应当被制度鼓励，在税收减免等方面，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天上掉馅饼”地解决反社会暴力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此类问题的“温床”仍将存在。就像过去多年作者坚持的，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事实上的参与者，不可能只是一个旁观者。每个人都应当尽己所能，去关心、理解和帮助那些看似与自己十分陌生，却又息息相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