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负债比例与高关系支出

A村位于广东省东部，属于海岛村落。A村总人口约4000人，在村人口占比约85%。受限于地理因素，A村无耕地，为典型的渔业村庄。自古至今，A村的性别分工为男主外女主内，即A村的男性大多从事渔业及相关工作，并以此作为全家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A村女性则负责家庭内部的一切事务。A村村民生活水平尚可，与此同时，村庄内部多数家庭存在负债现象。在负债情形下，A村仍存在高人情支出和高额拜神支出等现象。

“为了建现在这个房子和造新船，我们家负债几十万。据我所知，全村人没有人不负债的，每个人都是债主和欠债人。大家一般是因为造船、建房和创业等原因借钱，赌博是借不到钱的。我们一般都是跟亲戚朋友借，关系远近不同也会影响借钱的数额。”

“除了日常生活支出外，我的人情支出也很高。我们这边红白喜事的份子钱不一样。红事最低是380，白事一般是单数，比如301、401、501元等等。除了红白喜事外，我们还有小孩出生或者满月、女性成人礼、亲情慰问等等。这些的话，我们最低要送200元。”

“我们这边有拜老爷的习俗，拜老爷的开销是很大的。每天要在家上香，每个月初一、十五要去庙里拜一次，拜一次的话要花几十到一百块钱。如果家里人要出去捕鱼，我们也会在他们出海捕鱼之前去拜一次，这种至少要花几百块钱。其他的就是节日的时候去拜老爷，比如清明节、中元节、中秋节、冬至等等，节日每次要花三四百块钱。中秋节是例外的，因为中秋节是祭祖和拜老爷，中秋节至少得到一千多块钱。”

高额的人情往来和拜神开支隐含着A村村民对生产生活顺利的希望，也体现出其对人情关系和人神关系的高度依赖。借由高成本付出，A村村民增强人际和人神之间的关联。人人和人神的高频互动维系着村庄生产生活的秩序，更推动着村庄生产生活的顺利开展。

关系的流动

根据上述内容，村庄内部的关系可被划分为两类，即人神关系和人情关系。人神关系的维护是一项既琐碎又重要的日常工作，且需在村庄内部完成。基于人神互动和性别分工的特征，A村内部由女性担负人神关系的维护工作。A村几乎所有成年女性都能掌握拜神的步骤，且会全程参与拜神用品的制作。

人神关系的流动主要发生在生产前端，其在精神层面发挥功效，即为渔民家庭提供化解心理忧虑的途径。人神互动过程则是在家庭男性出海前的一段时间里，女性负责筹备和完成拜神工作，以乞求神灵保佑出海顺利和丰收。

人情关系不止涵盖个体与个体的互动，也寓意着家庭之间的互动。人情关系的流动贯穿于生产生活的全过程。从生活端看，人情互动为渔民家庭提供情感维系和日常互助的渠道。借由生老病死的循环，人情关系维系着各个家庭间的关联，反之，各个家庭通过人情给予关照彼此的机会，A村家庭为生病村民家庭送人情钱便是例证。

从生产过程看，人情关系贯穿生产的前中后三个阶段。

首先，从生产前端来看，人情关系确保了渔业生产物质层面的可靠性。以渔业生产前端的造船和出海物资采购为例。受限于经济等因素，A村村民通常采取合股造大船的方式完成资金筹措。而在造船过程中，村民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性，即基于人情关系互动圈内的造船方式来确定目标造船厂。

在造船结束、出海之前，打冰和打水等物资筹备环节也与人情关系挂钩。打冰厂等老板通常会选择在节假日与村内的船主们走动，并赠予一定礼品，以此维系彼此间的合作。此外，老板们通常也会提出赊账等方式以此促进二者的合作、确保物资的销售。由此，人情关系进一步保障船主生产物质的可靠性和村民老板货物的可售性。

其次，人情关系促进生产中端的有效性，即海面作业的安全和效率。海面作业具有风险性，渔民出海通常采取跟班船机制，即几条船合作出海并互相照看。跟班船船主通常是村落中有往来关系的个体，他们最初通过亲缘和地缘等渠道建立彼此关系，并进一步发展至业缘关系。

为确保关联的可靠性，他们便以人情往来增加彼此关系。除了跟班船的内部合作外，人情关系的延伸也能够避免海面作业的竞争性，即相熟的渔民通常可以在同一海面作业，而非产生互不相容的局面。

最后，在渔业生产后期，人情关系确保鱼货渠道的畅通。在传统渔业中，生产端与销售端之间的关联多是通过人情关系建立的。稳定的关系保证渔民销售渠道的稳定性，同时也为收鱼方提供固定的进货渠道。

关系是渔村社会的重要元素，人神关系、人情关系均为村民生产生活服务。以人情为载体，村民的关系渗透进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有效流动推动着村庄生产生活的顺利开展。

关系何以有效

最初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塑造了自然村落，经济等活动的开展加速村庄关系的流动和村落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关系的建立和有效发展取决于多重因素。

首先，村庄区位的独特性是关系建立的基础。在信息化普及和对外交通桥梁落成之前，岛屿村落与外界几乎处于“失联”状态。轮渡是多数村民出岛的唯一方式，但轮渡班次的有限性和天气的恶劣影响等因素也成为村民出行的障碍。岛上村民的生活环境相对闭塞。

在此环境下，基于血缘关系而成的宗族结构成为村庄社会的组成成分，血缘关系成为村民关系中较为重要的存在。与此同时，依据地缘而形成的家户合作也成为村民对抗风险、共渡难关的有力保障。宗族结构和家户合作推动着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关系由此在村庄内部延展开来。由于村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信息化和海上交通的建设起步相对较晚，村庄关系得到较好延续。

其次，经济活动的特殊性质是推动关系有效发展的关键要素。村庄区位和土地性质等因素决定村庄产业的发展，村庄产业的特殊性进一步作用于村庄关系，使其更为有效和牢固。渔业是村庄的支柱型产业，其特殊性体现在劳动力的脆弱性和成本的高投入性等内容。

渔业生产是高风险与高收益并存的过程，海面作业的风险性等特质塑造了合作捕鱼的机制。从造船到运营中的渔船维修等阶段均需大量资金投入，渔业生产全流程的高成本等特征则形塑了合股制机制。

村民在人情关系上和人神关系上付出高额代价的行为，与渔业的脆弱性有关。渔业是高风险和高投入并存的行业，仅凭个体力量无法维持生产，只有个体之间形成合力才能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可能。由此，关系的建立和维系深化了生产活动的互动性和合作性，对渔村经济的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反之，渔村的生产活动更推动着关系的有效发生和运营。

最后，文化风俗对村庄关系起巩固作用。渔村的信仰则以海神为主，民间信仰及相关文化活动大多围绕生产生活展开。日常和特定时期的个人祭拜成为村民生活的一环，逢年过节的游神赛会是村庄集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神的敬仰和共同的文化活动是塑造村庄共同认同的基础之一，也影响人与人关系的建立和维系。而最为关键的则是借由祭拜和游神赛会等活动，村民建立与神的关系，期望神的庇佑，寄托生产生活的美好期盼。文化风俗活动增强人与神的互动，并巩固了人神关系。此外，文化风俗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认同感，同时增进村民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