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始从事韩国文学的引进工作之初，我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
韩国有文学吗？或者，韩国有严肃文学吗？
随着韩国文学作品译介的日益扩大和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对韩国文学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从赵南柱，到金爱烂、崔恩荣，不少优秀的韩国女作家，都凭借着独特细腻的抒写成功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于是读者们又有了新的疑问：
怎么引进的大都是韩国女作家，韩国男作家呢？
连韩国读者也在社交媒体频频发出感慨——近些年有人气的好像都是女作家。
直到做完这本书后，我想：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作家终于出现了。他就是已经年逾八旬的韩国作家—— 黄晳暎。
我们所熟知的金爱烂、李沧东等著名韩国作家都曾受他的启发。
金爱烂在首次中国之行曾提到黄晳暎对众多韩国作家的影响：
如果说韩国作家里面有什么传统，我觉得就是黄晳暎作家说的
“我站在去世者的这一边。”
我们想要善待去世的人，其实等同于我们珍惜人生，我们珍惜生命。
黄晳暎的作品在国内曾有零星的翻译出版。不过早期大家对韩国文学还比较陌生，关于黄晳暎作品的阅读和讨论也很有限，以至于难以从整体上认识这位“宝藏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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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晳暎的“宝藏”之处不止限于他的作品，更在于他传奇的人生经历：
1943 年，黄晳暎出生于中国长春，自小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母亲是朝鲜人，黄晳暎两岁那年，母亲带他回到故乡平壤。
这期间，朝鲜半岛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剧变——一个半岛变成两个国家。
母亲带着黄晳暎偷越国境，移居汉城。刚到就读小学的年纪，朝鲜战争便爆发，黄晳暎不得不离开学校，为了生存而到处流浪。
16 岁那年，读高中的黄晳暎开始显露出文学方面的天分，先后在校刊发表了随笔、诗歌、短篇小说等作品。
1961年，因为感情和思想的苦闷，黄晳暎从学校休学，到韩国南方地区流浪了大半年，回来后便创作了短篇小说《立石附近》，一举斩获《思想界》新人文学奖。
尽管当时他只有19岁，篇幅不大的小说中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给人以极强的冲击力，流露出对于生命、命运的穷极思索。
我害怕来自外界的声音让我认清自己，以致付诸行动的意志会有所减弱。对我来说，只有强烈到足以忘记自我的行动才能带来心灵的宁静。
社会的动荡和青春期的激情让这个阶段的黄晳暎骚动不已。他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同时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而辗转于各地工厂打工。
这个过程也帮助黄晳暎深入了解底层工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后来的创作积攒了丰富的素材。
越南战争爆发后，朴正熙政府为巩固韩美同盟，不顾国民反对而悍然出兵，作为适龄青年的黄晳暎也在 1966年加入海军陆战队，并于次年赴越作战。
直到1969年5月退伍，总计服役 3 年多，亲身经历了韩国建国以后的第一次对外军事行动。
黄晳暎在跟陈映真的访谈中曾提到自己参战的经历：
我参加越战，有被逼而不得已的一面。我三次逃亡来躲避参军、参战的召令。直到征兵令召我为韩国陆战队，我在训练中心被迫强制“志愿”参军打越战。
在那激烈的火线上，体验了战争中人在生死一瞬的情况下的各种戏剧性遭遇，也逐渐看到民族分断，同族相残的过程，领悟到我自己民族遭遇的悲哀。
几乎每天有三次，我在凶猛的战斗中躲过猝死。
在越南的密林中，我许下誓愿：只要有命回来，我一定要把这一段经历和了悟写出来。
至此，黄晳暎便完成了青年阶段的成长。
出生于异国他乡，童年经历战争，颠沛流离，学业断断续续，流浪、打工、出家、当兵……
这些经历既是惨痛的回忆，也是他生命中宝贵的养分，同时为他提供了观察国家、民族、社会的窗口。
朴正熙执政时期，韩国渐渐迎来经济的腾飞，然而亮丽的光环之下埋藏着层出不穷的问题。
韩国的“民众文学”在这样的背景中，带着强烈的抵抗意识崛起。黄晳暎也在访谈中提及那段艰难的岁月：
韩国抵抗的现实主义的作家的创作生活，一贯是艰苦的。以我来说，有两万本书被当局没收过，出的书被迫缺页，投出去的小说被退稿，最后我把稿子寄到从事民主化运动的天主教组织的刊物，也因政治形势太恶劣，无法刊出。
那时候我结了婚，有了婴儿，生活负担沉重，连婴儿的奶粉钱都没有着落。我万念俱灰，出去喝酒烂醉，把原稿撕毁丢到马桶里，赌咒今生今世再也不搞写作。
这时，适时来了我的一个朋友，一个同志，耐心地从旧式马桶中捞起我的原稿烘干，用胶带重新粘贴好……我醉坐一边，却心中百般翻腾，落泪哽咽，无法自抑。
1989年，黄晳暎曾应朝鲜文联之邀秘密访问平壤，受到金日成的接见，建议南北作家共同创办杂志，以文学为媒介实现南北双方情感的沟通。
这次访问导致他在海外流亡多年，直到亲眼看见了柏林墙的倒塌，才于1993年决定回国，结果被判刑7年。
长期的流亡和监狱生活给了黄晳暎更宏大的视野和深邃的思想。
后来的文学生涯中，他不断回望这段岁月，不断反刍这些经历，最终通过一部部卓尔不群的小说映射了民族的历史。
（图：黄晳暎早年的部分代表作品）
黄晳暎的文学世界磅礴而深远，几乎达到了韩国文学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所能达到的极致。
他的作品可以大致梳理为以下几个板块：
一、反思朝鲜战争造成的民族分裂和对个体不可挽回的伤害，如《韩氏年代记》《客人》等；
二、通过越南战争思考韩美关系及战后创伤，如短篇小说《塔》《骆驼眼圈》，长篇小说《武器的阴影》等；
三、反思以“汉江奇迹”为代表的工业化、现代化造成的城乡社会的隔膜，以及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凋敝与消亡，如《去森浦的路》《客地》《猪梦》等；
四、对光州民主化运动的观察和反省，如长篇小说《故园》，短篇小说《峡谷》等；
五、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的审视和再观照，如大河小说 《张吉山》《沈清》《钵里公主》等；
六、对韩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及其前途的批判和忧虑，如《江南梦》《熟悉的世界》等。
作为黄晳暎晚年的作品，《日暮时分》相较前期冷硬锋利的现实书写，则增添了一丝少有的柔软和人文关怀。
他称之为 “ ‘模糊的旧爱之影’ 的故事”。
《日暮时分》获得2018年爱弥尔·吉美亚洲文学奖，并入围2019年国际布克奖，由此在国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让世界各地的读者第一次同时把视线对准了这位传奇的韩国作家。
在小说的时空里，有人亲手推平了自己的故乡，有人离开了曾经的爱人，有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时代瞬息万变，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他们分离，又或者努力从对方人生中擦去自己的痕迹。
曾经在贫民窟中的同伴，因为不同的人生际遇以及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阶级差异的拉大，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主人公从青年到老年，不只是年纪增长，对故乡和过去关系的怀旧，也是从赤诚到犬儒的过程。
曾经的底层者在爬上高位之后，不再反抗不公，反而成为隐形压迫者的一员，背叛故人，与庶民为敌。
明知道这样做没有良心，却选择原谅自己，隐约的反抗念头只能凝结成一种慢性的绝望。
故事中提到的拆迁过程十分惨烈，是这种冲突的集中表现。书中这样描述主人公的矛盾心理：
我理解那些反抗错误的人们，也知道自己应该忍耐。因为有了这样的自制力，我才得以宽恕自己。
随着岁月的流逝，它成了习惯性的绝望。
投资的高楼建了起来，阶级看似得到跃升，血肉之躯飞速前进，心灵却无法脱胎到壮丽的新世界。
正如黄晳暎在后记中所言：
个人的悔恨与社会的悔恨都会留下痕迹，然而就在经历之时，两者本是一体。这点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
上一代的过去变成业报，构成了年轻一代的现在。
艰难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应该及时地回顾过往。
如今，81岁的黄皙暎仍在孜孜不倦地创作中。
2024年他再次凭借最新的长篇小说《铁道员三代》入围国际布克奖。
这个故事在黄晳暎的心里埋藏了三十多年，从1989年访问朝鲜偶遇老铁道员开始就在心里埋下了种子。
多年以来，黄晳暎为韩国文坛对普通劳动者的叙事缺席感到遗憾和愤怒，终于在近八十高龄完成了这部巨著。
因此，《铁道员三代》指向的群体是韩国广大的产业工人，早年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榨，国家独立发展以后又继续遭受资本主义和财阀的压迫。
他以此书向长期以来人们习以为常却又极不正常的社会伦理和经济秩序发起挑战。
在提名采访中他说到：
“过去20年里，我曾被国际文学奖提名过十几次，但很少真正获奖。我想这次也一样。
但出于某种原因，我对这次获奖感到更加兴奋。也许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时日无多，也许是因为我对这本书的感情，它是我在疫情期间隐居在一个我并不熟悉的国家写的。
如果这次能获奖，我想这将会成为我完成计划中的另外三部小说的动力。
《铁道员三代》是我为恢复韩国‘现代产业工人’的生活和斗争遗迹所做出的努力……我想让我们文学史上缺席的产业工人站到前面，经过他们近现代百余年的人生历程，展现当今韩国工人的生活根基。我也希望这是往经历风雨的韩国文学之塔上插入一块石头。”
我想，当他说出这段话的时候，最终是否得奖已经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在行至人生日暮时分的时候，在不知道自己何时会倒下的那一刻，他依旧在思考如何为了国家和人民继续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