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 2024年09月23日
日本转向“投资立国”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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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今年上半年国际收支数据显示,海外投资收益成为最大盈利来源,经济结构从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文章探讨其利弊。

🎯日本企业或资本的‘出海’在初期是被动的,面对日美贸易摩擦和日元升值,一些日企被迫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解压,有效化解了美国贸易打压。

💡受泡沫经济破裂影响,日本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迈向海外市场成为日企解困的重要途径,帮助日企破解了这一难题。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浪潮为国际化经营的日企带来巨大红利,日本制造业海外销售占比不断提高,海外生产占比也超过27%。

🔬‘出海’成为日企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和构筑国际竞争力的基石,其创新模式的需求拉动特征在世界各地的经营实践中得到推动。

🚫日企大量‘出海’导致日本国内资本积累放缓,投资拉动的经济溢出效应受挫,‘产业空心化’加剧,海外收益‘回流差’成难题,投资风险增大。

日本政府不久前公布今年上半年国际收支数据,其中反映对外投资收益的“第一次所得收支”顺差高达19.2万亿日元(约合9400亿元人民币),再创历史新高。2011年“3·11”大地震后,日本贸易收支开始转向赤字状态,海外投资收益则逐渐成为日本最大盈利来源。这表明日本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已从过去的“贸易立国”悄然转向“投资立国”。那么,这种结构变化利弊几何呢?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日本企业或资本一开始的“出海”很大程度上是被动而为。面对日美贸易摩擦日益严峻,加之1985年“广场协议”人为推动日元汇率大幅升值,日本企业之前那种“在国内生产然后再出口”的盈利模式变得举步维艰。于是,一些有条件的日企开始被迫摸索“走出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为自身解压。当时日本大藏省(今天的财务省)数据显示,签署“广场协议”后的短短4年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就扩大了将近7倍,从24亿美元扩大到163亿美元。也就是说,“出海”对于日企来说的第一个利好就是有效化解了来自美国的贸易打压。1965年日美贸易格局发生逆转,日本对美不仅维持顺差,而且盈余不断扩大,于是引发两国长时间的贸易摩擦。自20世纪60年代末期爆发纺织品贸易摩擦开始,日美贸易争端经历了不断向中高端产业蔓延的趋势,从钢铁(1968-1985年)到彩色电视机(1975-1980年),从汽车及零部件(1975-1994年)到半导体(1977-1996年),交涉结果一般都是日方主动让步,或是对出口进行自我限制,或是更大幅度对外开放本国市场,或是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本土等。以1990年双方达成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为标志,美方要求日本系统性开放本国市场以实现日美贸易均衡的要求得到落实;1993年开始,日美又建立“经济框架对话”机制,随时“帮助”日本纠正经济领域出现的问题。第二个利好是帮助日企破解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难题。受泡沫经济破裂影响,1991年之后日本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从之前的4.1%骤然跌落至0.9%。面对有效需求严重不足问题,日本政府紧急动用财政手段以扩大公共投资,1992年至2002年相继出台12套经济刺激计划。但受日元升值以及少子老龄化等结构性因素影响,日本国内经济依然陷入长期通缩的困境。于是,迈向海外市场、开拓并获取“外需”便成为日本企业解困的重要途径。仅1995年,日本在海外新设立的企业数量就超过1000家。到了2022年,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调查数据显示,日本制造业海外销售占比已经超过39%。第三个利好是让日本企业更大程度地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浪潮加速世界市场的形成,生产要素的跨国配置变得更加高效,发达的国际分工体系支撑了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发展,这些都为国际化经营的跨国企业带来巨大红利。日本经产省的调查显示,2022年日企海外法人数量已达2.44万家,在世界各地雇用员工数量高达557万人,整个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占比已超过27%。再有一个利好,就是“出海”成为日本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以及构筑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基石。日企创新模式的突出特征就是需求拉动,作为“丰田生产方式”创始人之一的大野耐一强调“需求乃发明之母”。在世界各地的经营实践推动着日企实施创新,并在尝试成功后复制回日本国内。总之,被迫“出海”确实给日企带来规避美国贸易打压、走上国际化经营之路、享受经济全球化红利等好处。但不可否认的是,日企大量“出海”客观上也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表征和原因之一。首先,大量资本转向海外导致日本国内资本积累步伐大幅放缓,投资拉动的经济溢出效应受到重挫。二战之后,无论经济高增长时期还是石油危机后的稳定增长时期,投资拉动一直都是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随着资本被大量投向海外,日本国内资本积累受到拖累。其次,“出海”虽然一度拉动出口增长,但这种产能转移也加剧着国内“产业空心化”。以新设工厂数量为例,1990年日本新设工厂数超过3600多家,到1994年就跌破了1500家,2002年甚至不足1000家。这不仅导致日本国内一些工业区逐渐衰落,也造成制造业就业人数不断下滑,1992年日本制造业从业者为1569万,占总就业人口的24%,但到2022年已降至1053万,在总就业人口中的占比也降至15%。再者,日企海外收益“回流差”现象正在成为日本政府新的难题。今年4月,日本财务省等多部门联合召开与国际收支相关的专家恳谈会,探讨如何推动日企海外收益回流国内。数据显示,日企2023年留在海外子公司的利润高达10.5万亿日元,约为10年前的3倍,这也成为加剧日元贬值的因素之一。日本政府甚至开始研究“资金汇回减税”措施,为日企从海外子公司回笼资金适当减免税收。最后,在国际格局动荡、地缘政治风险攀升之际,“出海”的投资风险也在增大。以俄乌冲突为例,在美欧不断加大对俄制裁的背景下,投资俄罗斯的一些西方跨国公司选择撤出。2022年9月之后,丰田、日产、马自达等日本车企先后宣布关闭在俄工厂,其中丰田和日产的损失都超过千亿日元。来源: 环球网,作者:张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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