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嗅 2024年09月23日
一种社会凝视和偏见:当外卖小哥成为流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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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外卖小哥在社会舆论中的形象转变,从最初的“浪漫故事”到如今的“底层化”和“苦情化”,并分析了这种转变背后的社会原因和偏见。作者指出,外卖平台承载着巨大的就业压力,而短视频时代的流量机制,使得关于外卖小哥的“悲情故事”更容易获得关注,从而加剧了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和利用。

😄 外卖行业从“创新平台经济”到“承载就业压力”:外卖行业最初被视为“创新平台经济”,人们可以在闲暇时间兼职送外卖,享受收入和自由。但随着社会就业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研究生被迫选择全职送外卖,外卖平台逐渐承担起沉重的就业压力。

😔 社会舆论场对“外卖小哥”的“底层化”和“苦情化”:随着外卖平台承载越来越大的社会就业压力,关于“外卖小哥”的叙事开始变得沉重,网络舆论场中充斥着“困在系统里”“一天送餐12小时”等负面描述,将“外卖小哥”塑造成“底层”的形象。

😡 短视频时代“外卖故事”的流量机制和社会偏见:短视频时代的流量机制,使得关于外卖小哥的“悲情故事”更容易获得关注。很多视频创作者利用这种机制,编排“外卖小哥被剥削”的故事,迎合了人们对社会就业压力的担忧,并从中牟利。这种“创作”是对外卖小哥的“刻板印象”和“社会权力的凝视”,是一种对“底层”的想象和利用。

😊 外卖小哥的真实故事:与那些被流量捕获的“外卖故事”不同,来自一线的外卖小哥自己拍摄的视频,反而更加真实生动,也不乏温情所在。例如,“外卖诗人”王计兵、“快递作家”胡安焉的创作,展现了外卖小哥真实的生活和情感。

🤔 社会对“外卖小哥”的偏见和反思:本文最后指出,社会对“外卖小哥”的偏见,源于对“底层”的想象和利用。这种偏见不仅扭曲了外卖小哥的形象,也反映了社会对不同群体的不公平对待。我们需要反思这种偏见,并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和尊严。

我所在的书店,因为外观明显,园区点外卖的人喜欢把这里设置为收货地址。每天中午,都有不少人在这里交接快递。

根据我的了解,那些公司行政、新媒体小编、直播带货公司的服务人员,收入都不会比外卖小哥高。但是,没有谁把这些等待外卖的打工族视为底层,大家都会认为外卖小哥是底层,有些人认为他们每天都在受到“剥削”。

“外卖员”,日渐成为一种“观察”和“创作”对象。那些和外卖小哥有关的话题,总是能冲上热搜。对外卖小哥的“想象”,尽管很多离事实很远,但这些想象恰恰反映了社会的偏见。

“外卖小哥”:从浪漫到“底层”

《我在北京送快递》是2023年的现象级图书,目前已经售出17个国家的版权。这本书的销量很好,也让作者胡安焉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和这本书的编辑聊天,他说书的封面有一些“误导”;尽管书名和腰封中的“底层”,都是很好的卖点。其实,胡安焉很难算得上是真正的“底层”,他父母都是广州的职工;尽管胡安焉做了二十种工作,都是体力活,收入都不高,但他也坦诚,自己并不算真正的“底层”。

外卖行业登上历史舞台,是“创新的平台经济”。平台经济最理想的状态,是“所有人”为“所有人”服务,人们在闲暇时候去送外卖、开网约车,既可以有一点收入,也可以保持流动的自由。

还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我点过一杯外卖咖啡,是报社保安送的。我认为这几乎是外卖行业的最好状态:认出我后他非常开心,我也大声向他表示感谢。那时我是夜班编辑,工作对身体的摧残不亚于体力劳动者,大家都没抱怨自己在“受剥削”。

社会现实的沉重一面,是过去几年外卖平台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2020年,有体育、娱乐业白领因为没法工作而不得不选择送外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研究生从“体验生活式”送外卖到全职干这一行,因为找不到工作。

舆论中对“外卖小哥”的想象开始变化。早期的“骑手”,因高学历的人进来,短暂创造了“浪漫故事”,给人最初的浪漫感觉。但是,这个行业很快变得沉重。外卖服务、网约车行业承载着最重的“就业压力”,很多人都是“个体”,却也都成了全职。此时,和“外卖小哥”有关的叙事,开始变得沉重:“困在系统里”“一天送餐12小时”,为了赶时间而带来一些交通隐患。

被流量捕获的“外卖故事”

当外卖平台开始承载全社会的就业压力时,它必然是日常的、辛苦的。在过去几年,网络舆论场有不少人渲染“劳资矛盾”,攻击企业家为“资本家”。2016年,很多年轻人喊马云为“马爸爸”;到2022年,那些富豪榜上的企业家,几乎都成了“资本家”。

正是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外卖小哥”的形象开始变得“底层化”和“苦情化”:“杭州55岁外卖单王安然离世”“一家五口在北京送外卖”这样的极端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行业;但它发生在外卖行业,就显得格外悲情。

因为就业市场困难重重,年轻人很难找到好的工作机会,而外卖员人数庞大,拥有超强的流动性,这让“他们”成为很多故事和社会焦虑的载体。尤其是在短视频时代,关于外卖小哥的作品很容易获得流量和上热搜。

如果细心察看,会发现很多“故事”属于传说。关于骑手,今年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是“一位大学生去小区送外卖,发现保安就是自己的同学”。有些以此为主题的视频像模像样,但都是“创作”,没有任何具体可靠的信息:一个镜头、一段音乐、几行文字,就能出一个爆款。

这样的“故事”传播很广,因为它迎合了很多人对社会就业压力的担忧。它也有现实基础,因为“送外卖”和“当保安”的大学生都很多。如果碰巧是同学,遇到也有可能。但是,它仍然是“创作”,而不是新闻报道。

2016年有流量的故事,可能是创业大佬奇思妙想的成功奇迹;现在,则是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因为“外卖小哥的艰辛”有流量,这样的故事也就变得值钱了。事实上,它几乎成为视频平台的一个主要“门类”。

社会偏见的“底层”利用

并不意外,越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时候,企业家的形象也就越“负面”。过去几年,舆论场上对“资本家”和“剥削”的鞭挞,成为常见的主题。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智能手机时代,互联网用户超过10亿,绝大部分用户都在看视频,这样的叙事更有流量。

这形成一个悖论:有人完全可以通过编排“资本家”和“剥削”故事,供应给“社会底层观众”,并因此而牟利。已经有报道指出,这样的视频创作也有“产业链”,背后也有“资本运作”。而这一类视频,很容易选择外卖行业作为“创作对象”,在逻辑上几乎是一种必然。

有关外卖小哥被剥削的故事,大部分博主都不是外卖从业者。这类“创作”的流行,有一种真正的偏见:这既是对外卖小哥的“刻板印象”,又包含一种“社会权力的凝视”,这是对“底层”的想象和利用,也是一种对外卖小哥形象的“开发”和歪曲。

相比之下,那些来自一线的外卖小哥自己拍摄的视频,反而更加真实生动,也不乏温情所在。“外卖诗人”王计兵、“快递作家”胡安焉的创作,也能说明这一点。并不意外,他们反而从没使用过“剥削”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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