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8月20日，青年土耳其党的重要人物阿卜杜拉·杰夫代特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需要一个先进和现代化的土耳其。那时，君士坦丁堡将会是光源，穆斯林将会前来，在这里不带偏见地学习科学和文明的理念。”

1894年成立的青年土耳其党，脱胎于1889年的反专制统治团体——奥斯曼同盟。它的成员以青年学生、军官、知识分子和国外流亡者为主，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反对专制制度。

1909年初，正是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发动了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并在那年4月执掌政权，随即推行“大奥斯曼主义”，对外奉行亲德政策。

菲利普·曼塞尔在《君士坦丁堡：举世向往之城，1453—1924》中写道：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后的君士坦丁堡一度为‘幸福门’的名号正名。一些行省城市还在抱憾苏丹专制主义的结束：在首都，民众则长期以来受到青年土耳其党宣传的润泽，他们在大街上互相拥抱。谢里夫阿里·海达尔挤在狂喜的人群中，经历了‘我人生中最甜蜜的时刻。只有那些经历过压迫和奴役岁月的人才能体会这一切’。

苏丹近侍的女儿、不久之后的女权主义者和作家哈莉黛·埃迪布回忆起穿过加拉塔桥的人浪‘发散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人们情绪激烈，喜极而泣，以至于人类的缺陷和丑陋在那一刻完全被抹去’。这座城市找到了新的角色。它既是帝国的首都，也是革命的总部。”

如今的土耳其，以安卡拉为首都，但它名气最大的城市显然是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有着漫长且光辉的历史，它与它的前身君士坦丁堡，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始终活跃于历史长河。位于欧亚之间的它，北拥博斯普鲁斯海湾，南守马尔马拉海，始终是世界焦点。尤其是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更是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在拿破仑看来，如果将整个世界设为一个帝国，那么首都一定是君士坦丁堡。

1909年的君士坦丁堡，承载着人们的新希望。《君士坦丁堡：举世向往之城，1453—1924》一书中写道：

“苏丹迅速地恢复了宪法，他因此树立起了从邪恶的近臣手中解脱出来的慈父人设。……明信片上，太阳在君士坦丁堡的圆形穹顶和宣礼塔上冉冉升起，阿卜杜勒哈米德在法语和奥斯曼语的‘自由、平等、友爱’标语的上方微笑，这象征着一种信念：革命是君士坦丁堡的新黎明。”

当然，希望并非全部，书中还写道：

“在‘解放、平等、自由和公正’革命的同时，君士坦丁堡经历了一场类似现代极端主义的运动。一个叫‘盲人阿里’的传道者在法提赫清真寺里贬责宪法。1908年10月7日，他领导了一大群把斋群众去耶尔德兹宫见苏丹，苏丹在窗口现身。‘盲人阿里’向他呼吁：‘我们需要一位牧羊人！没有牧羊人，羊群无法生存！’

极端主义者要求实行伊斯兰教法的统治，查封酒馆、剧院，禁止摄影，以及终结穆斯林女性在城中公开行走的自由。他们的信仰体系是清教徒式的，和17世纪的伊斯兰教狂热派别卡迪扎德派类似。这体现出城中的伊斯兰生活有了自己的势头，独立于革命和宪法。之后，‘盲人阿里’被逮捕入狱。”

类似的激烈碰撞，在君士坦丁堡的漫长历史上并不罕见。当然，作为宫廷史学者，曼赛尔还书写了拜占庭王国时期的宫廷文化，欧亚非大陆贸易带来的璀璨。

无论碰撞还是璀璨，都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多元化。在文学艺术领域，多元化制造了太多杰作，在政治领域，苏丹亲卫队的人员组成一直令人津津乐道。当然，多元化有被迫成分，因为君士坦丁堡太大，又承载着各种国家机器和社会运转环节，穆斯林根本没有能力将之变成一座纯粹的单一民族城市。因此，多个民族在这座城市中共存，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商店、建筑和习俗。

1453年攻入君士坦丁堡后，穆罕默德二世发出豪言：“没有一个地方比君士坦丁堡更值得成为开创全球统一事业的起点”。这当然是妄想，但君士坦丁堡的“多民族主义”却使之成为“寰宇的庇护所”。

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永恒的。《君士坦丁堡：举世向往之城，1453—1924》的开端，穆罕默德二世以征服者身份、骑着白马进入君士坦丁堡，而在书的尾声，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任统治者阿卜杜勒·迈吉德乘坐东方快车匆忙离开君士坦丁堡。

王朝总有终结时，而在中间的漫长岁月里，君士坦丁堡兼容着多种身份——首都、圣城、港口，乃至旅行地等等，它还容纳了无数人对时代的想象、对未来的期许。也正是因为这包容，它才会成为“举世向往之城”。

《君士坦丁堡：举世向往之城，1453—1924》

[英]菲利普·曼塞尔 著，陈功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202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