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萨沙公众号

1983年5月5日上午10时47分，中国民航三叉戟296号航班从沈阳机场飞往上海。

上午11点30分，当飞机飞到大连上空时，乘客卓长仁、姜洪军、安卫康、王彦大、高云萍和吴云飞共6名武装分子，突然宣布劫机。

这6个人一直坐在经济舱，神情紧张。在他们动手前，机组成员就曾发现这几个人凶相毕露，摩拳擦掌，似乎迫不及待。

这种情况下，飞行员的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将驾驶舱门紧紧关闭。

三叉戟飞机是比较老旧的机型，机组成员有9人。

除了3名乘务员以外，还有6人都在驾驶舱内，分别是正副机长、1个报务员、2个领航员、还有1个机械师。

而这6名歹徒一共携带了4支手枪，还声称有炸药。

带头的是卓长仁，他开始用力砸门，却怎么也砸不开。

这种情况下，疯狂的卓长仁举起手枪对准驾驶舱门锁连续开枪。

这家伙连续射击10多发子弹，终于破门而入。要知道，在客机上开枪是非常危险的。一旦子弹射穿机舱壁，可能导致内外压力失衡，飞机迅速空中解体。

而这10多发子弹，有多发击中了驾驶舱内的物品，好在没有穿透机舱壁。其中1发子弹还击中了机组人员的大腿，木门抵消了子弹的大部分威力，此人只是皮肉轻伤而已。

见持枪歹徒破门而入，机组成员试图持消防斧抵抗。卓长仁见状，凶残的连续射击。

一时间，驾驶舱子弹横飞，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先后中弹，负重伤！

本来这两人是必死无疑的，幸亏乘客中有2名中国医科大学的教授，紧急为他们包扎抢救，这才转危为安。

随后，卓长仁和同伙，用手枪指着机长王仪轩和副机长和长林，强迫他们改变航向。

卓长仁宣称自己有炸药，“不听我的，我就引爆炸药，大家一起死”。

实际上，卓长仁并没有炸药，他们只有4支手枪。

这几支手枪哪里来的？

后来经过侦查才知道，劫机者之一的安卫康，为沈阳某单位保卫处的工作人员，是复员军人。

此人从军队退伍以后，表现颇为恶劣，有打架斗殴甚至持枪恐吓的前科。

这种人本来应该立即开除，一说是因为他的父亲为单位组织部副部长，才得以留在保卫处。

80年代，中国枪支管理松懈，很多单位保卫处都有长短枪支。

安卫康利用工作便利，同保卫处另一个干部的姜洪军联手，盗走了保卫科的4支手枪和30多发子弹。

那么问题来了。

搞到武器也许不难，又是怎么能够通过机场安检，将枪弹带上飞机的呢？

其实，80年代机场管理也很松懈。

关于歹徒怎么将枪支弹药携带上飞机，有两种说法。

第一，当时机场还没有X光机器。歹徒将手枪和弹药藏入一个中空的大型金属零件中，就轻松逃过了安检。

第二，劫机者中唯一的女性高云萍，虽是已婚妇女，却是卓长仁的婚外恋情人。

而高的父亲是一个高级军官，那个年代是享有一定的特权。

所以，高云萍得以走免检通道，直接上机。

她将手枪和子弹藏在自己的小包内，一个人顺利的上了飞机，再同其他几人回合。

至于他们的头头卓长仁，也不是普通人。

卓长仁是文革中的干将，曾经依靠心狠手辣的打砸抢，从一个普通干部一跃成为实权派，一度掌管了全省的汽车分配大权，成为人人巴结的对象。

期间，他利用手中权力中饱私囊，还大肆倒卖汽车。

好景不长，几年后的1982年，卓长仁因长期贪污受贿，被组织上停职调查。

通过自己的关系，卓长仁得知自己的案件已经被列为要案。

卓长仁想方设法托人救他，将案件拖延到83年。

在严打开始以后，上面已经没有人敢于为他说话。

卓长仁的贪污金额，即便不是严打时期，也足够枪毙了。

这家伙是文革期间起家的恶棍，做过很多坏事，人也非常凶悍，当然不可能坐以待毙。所以，卓长仁联合情妇和几个狐朋狗友，一起筹划劫机去台湾。

80年代台海关系还是比较恶劣，双方都悬赏巨资让对方军民叛逃。

卓长仁认为只要劫机逃到台湾，不但会保住性命，还能得到一大笔奖金，风风光光过下半辈子。

自然，80年代乘坐飞机不是小事，都要组织上的介绍信。

卓长仁已经被调查，本单位当然是不可能给介绍信的。

他的社会关系很多，这点小事难不倒他，很快就搞到了介绍信和机票，顺利登上飞机。

这边，机组成员根据平时的反劫机训练，试图拖延。

卓长仁要求飞往台湾，机长告知油料不够，不可能飞到台湾。

于是，卓长仁叫嚣飞到韩国首都汉城。机组成员无奈之下，开始在渤海湾、沈阳、大连和丹东的上空盘旋，并不向汉城方向飞。

没想到，卓长仁极为狡猾，很快发现飞机的航向不对。

这个家伙曾经上过辽宁省航校，具有一定航空驾驶知识。

见机长王仪轩试图耍他，卓长仁突然猛烈推动操纵杆，导致飞机急剧俯冲。

卓大声咆哮“不听我的，大家就同归于尽”。

飞机一直冲到600米高度，几乎坠海。靠机长王仪轩奋力夺回操纵杆猛拉，才让全机人员化险为夷。

机上有96名乘客和9名机组成员，有100多条人命，其中3人为外籍人士。

面对如此疯狂的歹徒，机组成员无法抵抗，只能服从他们的命令。

因燃料不足，飞机无法绕圈，只能走直线只得经过朝鲜，飞入韩国领空。

期间，机长王仪轩试图在平壤降落，这样卓长仁一伙肯定会被抓捕。

卓长仁很聪明，根本就不上当，用枪顶住机长的脑袋，不允许降落。

劫机初期和地面的通讯没有中断，中国方面已经得知飞机被劫持。

应该是中国方面紧急通知了朝鲜，客机进入朝鲜领空也没有被击落，还能够再次进入韩国领空。

发现有飞机进入自己国境，韩国开始误以为是朝鲜叛逃的飞机，立即出动多架鬼怪式战斗机拦截。

在发现飞机上写有中文，韩国才知道这是中国大陆的客机。

于是，在韩国战斗机的拦截下，飞机在14点10分降落在韩国春川机场。

这次降落也是非常危险的。

春川机场跑道只有1300米，而三叉戟需要至少2000米跑道。最终是机长依靠卓越的技术，冒险将跑道上降落成功，才救了全机人员的性命。

需要说明的是，春川距离汉城不远。为了防止是空袭，汉城曾经拉响了防空警报。

这造成了汉城市民很大的恐慌，认为是“北韩又打过来了”。一时间街上和办公楼中大乱，汉城市民扶老携幼，惊恐的逃向最近的防空洞。

汉城方面发现造成了大面积骚乱，这才迅速停止了防空警报。

至于F4战斗机为了防止客机进行自杀性袭击，还曾对飞机前方进行警告性射击，让他们不要乱来。

而卓长仁为了确认飞机已经到了韩国而不是朝鲜，以及需要和台湾外交人员见面，持枪继续控制降落的客机，长达8个小时，期间不断威胁要炸毁飞机。

最后，他才向韩国方面弃械投降。

劫机结束，外交战并没有结束，甚至比劫机本身更激烈。

因为朝鲜战争的原因，中韩没有建交，中国也拒绝承认有南韩这个国家，只是称为南朝鲜。

中国大陆外交人员立即赶到韩国，要求立即把飞机连同全体机组人员和全体乘客交还中国民航，劫机犯交给中方处理。

韩国方面的态度不错，除了对移交劫机犯不置可否以外，将其他成员全部移交给中国方面。

10日，296号客机的旅客和机组人员，由汉城回到上海。

对于处理劫机犯上，韩国受到了台湾和美国方面的压力，后者认为只要移交一定会被枪毙。

最终，韩国人搞了个折中方案。

1983年6月1日，韩国汉城地方检察院以违反韩国《航空安全法》、《移民管制法》和《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为由，对6名劫机犯提起诉讼。7月18日，汉城地方刑事法院开始审判。经审理后，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卓长仁、姜洪军有期徒刑6年，安卫建、王彦大有期徒刑4年，吴云飞和高云萍有期徒刑2年。

不过，这只是象征性的。仅仅1年后1984年8月13日，南朝鲜提前释放了卓长仁等6犯，并以此为政治原因将6犯送到台湾。

这6人实际坐牢时间，只有1年多。

根据台湾方面的悬赏，卓长仁每人都获得了高达250万台币的赏金，随后每人又追加给了500万元。

不过，卓长仁本来就是凶暴的恶人，几年后再次犯罪。

由于投资失败，卓长仁、姜洪军输光了赏金，还背负了大量债务，连家里房屋都要被用来抵债了。

走投无路之下，他们在1991年武装绑架了台北市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之子王俊杰，并将其杀害。

杀人后，他们先后被捕，在2001年处以死刑枪决。

有意思的是，卓长仁被枪决时，还是高喊：“中华民国万岁！”

此时卓长仁已经同一起劫机的高东萍结婚（卓在大陆已经结婚），高来替他收了尸。

卓长仁此案的处理，在大陆有着较为恶劣的影响，起到一种鼓励的作用。

随后仅仅1985年，先是3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3213号鱼雷快艇在参加军事演习后，被士兵武装劫持到了韩国。我军派军舰追击，一度进入韩国领海，后者非常震怒。

随后8月24日，一架轻型轰炸机又被从山东青岛劫持，迫降到韩国全罗北道境内。

不过，该事件也促进了中韩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虽然中韩正式建交是1992年，但从这次事件以后就建立了比较合理的外交协商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