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莫迪政府持续推动对华经济“脱钩”，试图降低对华依赖，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实际上，印度对华“脱钩”政策已经陷入两难，既伤害本国经济利益和产业发展，又令国内政商、政党和不同政府部门间矛盾凸显。多措并举以“脱钩”2020年以来，莫迪政府把经济问题“泛安全化”，认为在关键制造能力上依赖中国，将加剧印度供应链脆弱性，增大地缘政治风险，为此出台系列政策，与中国“脱钩断链”意图明显。第一，收紧签证审查。印度大幅收紧中国技术人员赴印签证，削减对华签证发放规模。据印度媒体统计，目前有4000至5000份来自中国高管的签证申请等待审批。印度手机与电子协会（ICEA）主席潘卡吉•莫辛德鲁表示，“技能流动对电子行业发展至关重要，但这种流动已经停止。”第二，加强投资审查。2020年4月，印度政府修改外国直接投资（FDI）政策，规定“所有来自与印度陆地接壤国家的投资”必须经政府审批，针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审查尤其严格。印《经济时报》报道称，自2020年以来，中国企业向莫迪政府提起450份投资申请，其中仅70份获批，180份被拒绝，200份处于积压状态。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21年中国企业对印度的直接投资净流量仅为2.8亿美元，2022年更是跌至-3.3亿美元。第三，打压在印中企。2020年7月，印度修改财政规则限制“陆地接壤国家”企业参与印度政府招标，要求相关国家投标企业需在商务部门登记并获得内政部外交部安全许可才可参与投标。印度政府还以“国家安全担忧”为由分批次封禁数百个中企移动应用程序。同时，印度税务部门频繁以涉嫌洗钱、偷税漏税、违规汇款为由打压中国企业，干扰中企在印运营，损害中企竞争力，令在印中企的营商环境急剧恶化。第四，刺激替代产业。莫迪政府推出“生产关联刺激计划”（PLI），试图通过提供财政补贴扶持国内制造业发展、提高制造能力。该计划涉及手机和特定电子元件、制药、汽车及零部件、白色家电、太阳能光伏组件、纺织等14个制造业行业，大多数是印度自认为对中国进口依赖度较高的商品，凸显莫迪政府谋求产业替代的战略意图。尽管莫迪政府频频出台对华经贸限制政策，但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不降反增。2023-2024财年，中国再次成为印度最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商工部统计，中印双边贸易额达1184亿美元。印度自中国进口1017.5亿美元，比疫情前的2018-2019财年增长44.7%。全球贸易研究计划数据显示，印度自中国进口商品中98.5%都是工业品，占印度工业品进口总额约30%。究其原因，“印度制造”目前仍是“印度组装”，随着产业发展对外经济需求自然加重。以苹果手机为例，在印度完成的组装和测试仅占价值链的4％。印度央行前行长拉古拉姆·拉詹直言，莫迪政府的“生产关联刺激计划”打造了一套低水平组装系统，虽然智能手机进口量有所下降，但手机零部件，包括显示屏、摄像头、电池、印刷电路板等的进口量大幅度上升。莫迪政府相关“脱钩”政策的初衷是发展国内制造业，但印度的投资限制政策和难以改善的营商环境正影响其投资吸引力，迟滞印度制造业发展进程。2023-2024财年，印度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外资流入减撤出额）同比下降37%至266亿美元，为2006-2007财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外资撤离总额同比增长51%，达444亿美元，为印度2011-2012财年开始发布该数据以来的最高。这与越南等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强劲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制造业发展离不开中小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印度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措施也不利于印度制造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同时，印度政府对制造业的实际支持力度低于预期。英国《经济学人》称，印度政府通过“生产关联刺激计划”宣布的260多亿美元补贴截至2024年初仅发放约10亿美元。总体来看，莫迪政府2014年提出的将制造业占GDP比重提升至25%的目标短期内难以实现。印度政府面临两难困局莫迪政府推行对华经济“脱钩”不仅损害自身经济，还加剧国内分歧。一方面，政商关系难调。受莫迪政府收紧对华签证发放影响，不少印度工厂的扩张甚至运营受到影响。以电子制造业为例，印度出口组织联合会（FIEO）总干事阿贾伊·萨海称，由于缺少技术人员调试设备，部分工厂建成后就被闲置，如果不发放签证，印度公司就无法生产。印度手机和电子协会（ICEA）估计，自2020年到2023年相关行业产量减少约150亿美元，流失近10万个就业机会。由于缺少技术人员支持生产，印度电子制造业已多次向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商工部表示担忧。印度政府提高部分进口产品的关税也令许多在印度的电子企业不满。2024年3月，印度财政部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印刷电路板征收为期5年的30%反倾销税，多家电子制造企业表示反对。戴尔、惠普等27家公司认为对华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提升了生产成本，降低印度产品竞争力。这些公司大部分也是印度IT硬件“生产关联刺激计划”受益者。与莫迪政府关系密切的财团在产业发展上也需要中国技术人员的支持，这导致印度政府在政策落实上难以“一视同仁”，为反对党攻讦创造机会。为发展光伏项目，与莫迪政府关系密切的阿达尼财团确定了8家中国合作伙伴企业，要求相关部门给30名中国技术人员发放签证。反对党国大党抓住此事大做文章，称莫迪政府的“生产关联刺激计划”是“用纳税人的钱对中国施惠”，令莫迪政府在财团利益与对华“脱钩”意愿间进退维谷。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间分歧增大。印度不同政府部门在对华经济政策上出现明显分歧。印度财政部、印度工业联合会(CII)等希望加强对华经济联系。2024年7月，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向议会提交的《2023-2024财年经济调查》指出，增加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有助于增大印度在全球供应链上的参与度。印度商工部也屡次发声欲放宽签证限制，方便中国技术人员入境。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副主席苏曼·贝利称，印度需要一套更清晰的政策，以便迅速批准中国投资。部分部门则不愿放宽签证限制和投资审批。由于难以获得安全许可，中国企业经常无法获得投标资格。有关部门将经济问题“泛安全化”，试图将开放签证、放宽投资限制作为政策工具。莫迪政府各部门政策分歧明显，对华经济政策混乱。中印产供链原本具有较大合作空间，可以互利共赢。作为“搬不走的近邻”，印度寻求对华经济“脱钩”既不理智、也不现实、更不可能。莫迪政府盲目对华经济“脱钩”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来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