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就业焦虑的扩散，以稳定工作为导向填报志愿，成为近些年越发的显著趋势。高分学生为“编制”选择职业教育的新闻频繁登上热搜。

定向培养、单独批次入警、毕业即有编……在一份稳定的工作面前，中专和大专的某些名额成了需要争抢的香饽饽。这些“捡漏机会”，一开始往往经过大量研究得出，通过口耳相传，甚至需要付费从志愿填报机构处购买。

但有媒体报道称，这些看似稳定的机会其实颇有孤注一掷的意味，一旦在直通考核中失利，便可能“踏空”，拿着专科文凭进入社会。

而这些抢手的名额也只是少数。对更多被分流至职业教育体系的普通学子来说，仍需直面认同危机。在学历不断通胀的今天，继续求学是众多中职学子的选择。

职业教育这条路，是否被一些个体故事美化了？升学并非职业教育的必选项，但流动的难易却是需要考虑的“成本”。

中职升学的道路，近几年才逐渐开阔

为了强调职业教育的“职业性”，以及与普通教育互为补充的特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职的升学率，一度处于被“严控”的状态。

1985年，国家出台政策，鼓励高职院校优先对口招收中职毕业生，但在1987年的文件中，这个对口升学的比例被限制为1%——这意味着中职毕业生中，只有1%能继续升学。

直到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才提出职业教育要“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

但这并不意味着，从中职升入高职的路就是平顺的。

在当时的强就业导向之下，中职学生升入高职的比例同样存在限制：1999年，这个被允许的比例是3%左右；2006放宽到5%，2016年再提“适度提高比例”……直到2019年，高职招收中职学生的比例限制才彻底取消。

比例不断放宽的背后，也可窥见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随着我国教育体系的完善，学历不断“通胀”，专科学历在求职中愈发失去竞争力。

同时，中职生们还需面对认同危机。在恢复高考之初，中职也曾因分配工作户口成为金饭碗的象征，但近些年，中职绝不会成为“好学生”们的去处：“你如今最重要的任务是专升本”这一流行语包含对智商的侮辱，参加数学竞赛的姜萍也曾因为中专生的身份饱受质疑……高分上中职的几个特例，还不足以扭转现阶段社会对中职学历的刻板印象。

在学历贬值与认同危机之下，打通升学与融通的道路几乎是一种必然。

2022年，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需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多样化发展，从原来的“以就业为导向”转变为“就业与升学并重”。同年，新实施的《职业教育法》也删除了“教育分流”的说法。

至此，普职教育之间的“升学隔离”才在政策层面被彻底扫除。

融通之后，壁垒消失了吗？

为了招生，以及响应政策，不少职业院校推出了长学制的培养方案，包括中高职贯通、中本贯通、高本贯通等，只需要参加联办院校的转段考试便可升学。这是中职考生们最平顺、保险的升学路径。

此外，中职学生也可以参加对口升学考试，即职教高考。这种考试往往由“文化素质考试”与“职业技能测试”两部分构成。

通过公开资料的整理可见，至少有17个省在职考中，将文化素质设置为总分的50%及以下。除了吉林、广东、天津等少数几个省，在对口升学中，对中职学生们的文化素质的考核仅占半壁江山。

相对于普通高考，中职生们无需和普高的学生竞争，减少了许多压力。

但压力少了，限制也多了。大部分考生，只能报考本省甚至是本地区的学校，省外招生几乎是特例。同时，职考对专业对口有着硬性要求，且十分看重中职与高校之间的对接情况。

当中专生姜萍入围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时，潮新闻的报道中曾提到这样一个细节：虽然姜萍的梦想是浙大，但她的数学老师说，“由于专业限制，姜萍只能就读江苏省内的三所高校，最好能申请到常熟理工。”

姜萍就读于江苏淮安的涟水中专，查阅江苏省教育考试厅今年发布的中职职教高考实施办法[4]，其中明确规定“考生所报科目组、专业技能方向必须与考生在中职校所学专业对应。”

在17个科目组中，姜萍所在的纺织服装专业被与化工、农业等其他四个项目组单列，特别指出需要“按照中职学考有关要求参加考试”。由此可见职考的限制之严格。

当然，也可以放弃中职生的“特殊通道”，参加普通高考以获得更大的选择空间。但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一旦进入中职教育体系，便需要将精力分出一半学习职业课程，而文化课程的教育资源和学习氛围，显然无法与专攻文化课的普高一较高低。

风向摇摆，为何要再谈选择权

今天，在残酷的就业形势面前，本科以上的学历逐渐剥落了光环：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专科院校的毕业生求职拿到offer的几率是56.3%，只略低于双一流院校的57%，比普通一二本院校都高10%以上。

据谷雨数据-腾讯新闻的统计，在部分公布了专升本考试人数的省份里，今年参与专升本报考的专科学生普遍减少了10%以上。

甚至有本科毕业生选择“本升专”，去职校回炉，学一门技术或手艺只为尽早找到工作……当这样的新闻频频闯入视野，再谈选择的自由，是否正在失去意义？

如果我们站在专科学生的立场，便可以发现中职学生的升学需求仍然旺盛。据《2021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数据，2020年中职升学率49.24%，升学人数比2019年上升5.07%。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升学比例已经达到70%以上[6]。以上海为例，2023年，有近八成的中职学生都选择升学，进入专科占比87.06%，进入普通本科的也有12.94%。

进入中等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非常前置的选择。在初中毕业时，我们就被要求做出选择，在职业或普通教育体系中二选一。而承担这一切的学生本人，却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

而从近20年的数据来看，中职学生的占比不断下滑，从巅峰时期2009年的51.1%，逐渐下降到2023年的31.9%。在这31.9%的中职学生中，还包含许多被动的选择：在“五五分流”指标下普高录取率的限制，以及来自学校层面的游说，都让一批学生被动地进入了中职。

2019年，网传山东菏泽东明县100多名学生疑成绩差被强迫不能参加中考。2023年，安徽、江苏、广州等多地纷纷发文，明确禁止学校和教师干扰学生参加中考报名的行为。合肥市教育局的通知称，有多名初三学生或家长反映班主任引导未毕业初中生到中专学校就读，引发家长不满。

这些劝导分流的背后，原因错综复杂。或是学校为拉高中考均分，提前将成绩较差的孩子引入中职；或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提升中职的生源质量；或是有人从中牟利，收取介绍的“人头费”……然而，剥夺选择的权利，便是在剥夺一位公民受教育的权利。

当中职的报考意愿走低，而升学意愿高涨，中职学生在进入这一体系后的选择自由、流动空间，显得尤为重要。

在理想的制度设计中，职业与普通教育这两条轨道不分高低，各学所需。但在社会认知层面，中职往往不是选择，而是无奈之举。亦有专家指出，过早“普职分流”，特别是推行强制性比例的做法，不仅无法适应未来智能社会应对人才的需求，还会造成社会阶层固化等潜在的负面影响。

针对这一困局，一些“横向”融通的尝试正在开展中。

例如，杭州市教育局就在今年八月开启了多区试点，要求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结对，设立“职普融通试点班”，鼓励两校师资共享，同时设立了退出和转换机制——职普融通班学生可根据自身学习情况自愿提出转换学校申请。选择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逐渐不再是“一锤子买卖”，而可以“先尝后买”。

我们乐见这些横向融通的尝试，它们为两条赛道上的学子都提供了更多的试错空间。毕竟时间宝贵，谁也不想一条路走到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