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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不同的只是演剧本的人罢了。
20世纪20年代的佛罗里达州房地产泡沫——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房地产泡沫——20世纪90年代海南岛房地产泡沫——再到现在。
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不毛之地，只要插上牌子就能买卖，首付很低，杠杆很高，首付单据又有一个雅致的名字“楼花”，被转来转去。
人性的疯狂不止如此，股市更是疯狂。
1924—1929年，道琼斯工业指数市值5年翻了3倍。
狂热的投机热潮，导致价值投资被人们视若敝履，技术、题材满天飞，颜值即正义，图形好看就OK！
可是，没有能够一直往上飞的鸟。1929年10月，道琼斯工业指数毫无征兆的崩掉，就像2015年5月的大A，在到达6124点后，转头向下，上演中国股市罕见的的“千股跌停”。
股市过度投机，实体经济饿死，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经济进入严重衰退，金融机构倒闭，工厂关门，工人失业，波及全球。
这就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大萧条，此后法西斯主义开始崛起，为二战的燃起埋下了种子。
萧条后，宏观经济学却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各类学说如同雨后春笋后浮出地面。
大萧条是资本主义最接近死亡的时期，经济学家们认为只要解决了资本主义金融危机问题，资本主义就不会灭亡了。
这时候出现了经济学派两个代表。
一个是伯南克为代表的央行“直升机”撒钱派；
另一个是凯恩斯为代表的的政府“以工代赈”派。
伯南克认为，“只要零利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再萧条的经济也会恢复如初。”
如果不行，那就double，再不行，直升机在城市上空撒钱。让所有人手上有钱，刺激消费。
而凯恩斯认为，应当由政府出面，通过大基建方式政府创造需求，以以工代赈方式发钱，这样做有两个好处：
第一，不鼓励不劳而获的风气；第二，能够提高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即使产能效率低下，也值得。这就好比，政府雇人把破铜烂铁埋在地下，再雇人挖出来。埋破铜烂铁的人有了钱，挖破铜烂铁的人也有了钱。
放到现在，最贴实际的例子就是一条马路反复拆修，修完一遍再修一遍。
其实无论是伯南克还是凯恩斯，他们的目的都是货币宽松，通过不同渠道把钱发给社会。
他的操作成本都是由全体国民承担，接受财富再分配的事实。
那些离着银行等金融机构近的人，亦或是能够拿到政府基建订单的人，就好比靠近了河流的源头，在上游汲取的水源越多，拿到的钱越多，到了下游，水源可能都会干涸。
上游的人甚至建起大坝水库拦起水来，即使水源如何放水，也到不了干涸的下游，这也就是这几年经济环境较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是没有钱，是贫富差距太大，有钱人消费能力有上限，又不出来投资或消费，穷人有消费能力但没钱。
如果货币之水能够均匀灌溉田地，或者能够流向最干涸的地区，那该多好。
于是马克思经济政治学横空出世，他讲究“按需分配”，最好的分配方式，就是精准定位消费需求，就把金钱分给谁，这就是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但目前的生产力和人类贪婪的本性制约，尚未实现，所以货币的分配问题依旧是历史性的难题。
说到这里，笔者总结到：没有治万病的药，古人云：“不治已病治未病”，不要一棍子打死，更不能一味追捧，导致经济极左极右。
物质层面就用做大蛋糕的方式解决，精神层面就靠分配改革实现。
最后就是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