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雪球App，作者： 茅洪斌，（https://xueqiu.com/3658388177/301528841）
自从欧洲的第一批移民定居新世界之后，美洲就像一块磁石，吸引着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这些移民来到美洲的目的各异，很多是为了逃避专制政权的迫害。移民们来到美国时，并没有看到金砖铺地，也没有过上安逸的生活，但他们确实看到了自由和机遇。通过奋斗，外加一点运气，他们大多实现了自己先前的期望和梦想，给亲朋好友树立了榜样。市场机制能够把追求各自目标的个人自由，同提供衣食住行等经济生产活动中所需的合作和协作结合起来。只要协作是完全自愿的，那么交易双方就都能获益；除非交易双方都能获益，否则交易就不会发生。而这种协作并不需要来自外部的强力、强制，也不必侵犯个人自由。每个人“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
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经济自由即可保证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而不必靠外部强制或某个中央命令，由此缩小了运用政治权力的领域。而且，由于自由市场是一种分散权力的机制，因此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能够被自由市场所克服、消化掉。
今天，美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不足5%，但却养活了3亿国民；并且，其剩余农产品之多，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奇迹的发生？显然不是政府的中央命令。世界上那些经济的发展是靠中央命令的国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从1/4到1/2不等，然而它们到头来还是要从美国进口粮食，由此才能避免大规模饥荒的发生。
就美国来说，在其农业生产迅速扩张的大部分岁月里，政府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农业生产创新的主要源泉，仍然是自由市场机制下的私人主观能动性，以及土产永久性产权。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主要得益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发生正是由自由激发的。工业革命产生的新机械导致了农业革命的发生；反过来，工业革命又有赖于农业革命解放出来的劳动力。于是工业、农业齐头并进。
在斯密和杰斐逊看来，政府的角色应当是裁判员而非运动员。“政府应当是一个开明而节俭的政府，防止人们之间互相伤害；但在其他方面，它应当让人们自己管理自己，允许人们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和自己的事业。”
然而，人们总惦记着一个强大的政府能够带来的种种好处；他们认为，只要政府权力掌握在“好人和能人”手中，政府便可大有作为。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接受这些思想观念的人也越来越多，认为政府的角色应当是家长，既是家长，就有义务强迫一些人帮助另外一些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这种思想观念已经左右了美国的发展方向。从地方到联邦，各级政府的规模都在扩大，权力都在扩张；同时，权力和权限不断从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移。政府逐渐承担起了收入再分配这一任务，打着保障、平等的旗号，从一部分人手中拿出钱来转发给另一部分人。为了“管理”我们“在工业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成果”，政府接二连三地制定各种政策。
这样做本是出于好意，而且主要还是为了增进个人利益。但是，即便是最支持福利的父爱主义国家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实践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如果我们继续授予政府更大的权力，把我们的钱财更多地交由他们支配的话，那么私人的创造力能否一如既往地消除政府管制带来的削弱作用呢？弗里德曼说，一个日渐强大的政府，迟早会毁掉自由市场机制带来的繁荣，迟早会毁掉人类自由。
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欧各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大政府的危害所在，重振了自由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