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老后藏书归何处”的许多动态，多是从书的价值和对书的情感角度去谈，基本上各有各的说法。我感觉这些说法大多忽视了时代变化问题：在科学技术发展层面，在胶片摄影时代，人们已开始缩微胶片处理文献；九十年代，邓小平先生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时，曾参观叶挺将军儿子管理的一家光碟生产企业，邓公被一张光碟可储存十多万本书所惊喜；数字化和互联网的结合，纸质媒体和电视逐渐被淘汰，书籍数字化浪潮汹涌，目前，我收集的许多资料已是电子文档了；搜索引擎、云计算和储存，以及今天的人工智能发展，这些无疑对藏书的价值构成重大影响。

“老后藏书归何处”，其实是个自古就有的问题。去年，我去眉山市参观“三苏祠”，在正门有一块木匾，木匾上有文字标题：孙氏书楼、雕版印刷、书院教育、文化世家、八百进士，它们之间是存在着很强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到书籍的传承和利用，以及产生的经济、社会价值，当然那时代，最终是科举的结果，影响家族的兴衰。

另外，最近在读的《梁鼎芬年谱》，它也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案例。在宣统三年的清明节，梁鼎芬回乡拜祭祖先和养病，他对藏书作了个处理：建立“梁祠图书馆”。在“梁祠图书馆启”中，梁氏讲述目的：“仰惟两世藏书啓后之心，以为省会学子之用”，以及藏书来源和书的旧学、新学比例。

梁氏还为“梁祠图书馆”立了章程及“五约”，其中，“捐书约”与 “老后藏书归何处”相关联最大，梁氏提出接受多种捐书方式，并强调：“本馆自今年四月朔日以后，此书为吾粤各堂学生所共读，即为吾粤各学堂所共有。鼎芬不视为己物矣。”

回到现实，我所住的省社科大院，藏书多的人家并不多。一方面是在中国加入世贸前，知识分子实在是太穷，记得八十年代初，家父向香港亲戚要求买的是《辞海》，到近2000年，家父虽已是省文学类高级职称评委，但工资只有不到三千元，只有当时私立国际学校老师的一半不到。另一方面，家父的学术研究资料，可以获得省内的省图书馆、中山大学、省档案馆等，最好的借阅支持。所以，自己是不需要买太多学术书籍及资料，当然在他的研究领域还是积下不少书籍和资料。

2005年，家父心脏病走得很突然，留下的书籍不足三千册，主要有粤剧及广东戏曲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的书籍资料，以及自六十年代后，他购买的自己喜欢的书籍。当时，珠江新城的广州图书馆正准备开馆，曾两次上门，说可设立专柜收藏他的书。当时，由于家父尚有两本书稿待出版，以及《粤剧史》有增订本计划，家人也想为他出版文集。所以，就没有答应广州图书馆。现在，两本书已出版，《粤剧史》增订本因“WG”部分的补充不易下笔，粤剧在海外部分也感资料梳理不足，在自我僵持中。与此同时，广州图书馆的专柜藏书空间已满，他们完成任务了，也不会再需要，多少有些遗憾。

再说书的捐赠问题，我认为以专题集中的书籍和资料捐赠才较有意义。所以，家父逝世不久，我将他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研究的书籍和资料，主要是近百年十多个国家海外华人作家的华文文学作品三百多本，虽然不珍贵，但它们很难收集集中，捐赠给家父的母校——中山大学。另外，将部分富余的粤剧书籍资料捐赠给佛山市粤剧博物馆，因为，是家父的研究领域及曾参与博物馆的筹建缘故。

捐赠也有不愉快的事，2016年，参观广州粤剧艺术博物馆。在粤剧书籍展柜没有见到家父的《粤剧史》，此书是八十年代文化部组织编写的地方戏剧史，所以，我特地将家父几本与粤剧相关的书籍捐赠。一年多后，我再次参观该馆，发觉书还是没有入展柜，反而特别展示一篇《证实广州有琼花会馆后的疑问》文章，我才反悟过来：《粤剧史》认为粤剧的行会组织琼花会馆，明代产生于佛山。

后来，我特撰写《广州市荔湾区果真曾有“琼花会馆”？》，指出作者将珠江边的妓艇当粤剧红船了，粤剧红船是不断流动到各地演出的；作者所言会馆最早的地方，在那年代尚未生陆地；作者所言核心证据：清政府的对省城琼花会馆的罚款，是1858年左右，是鸦片战争后，外江梨园会馆衰落，粤剧团体进入该会馆的缘故。其实，明、清两代，佛山均属广州府，这种粤剧诞生地之争无意义。

我和孩子这两代，也有近五千藏书，社会现状和学术令我失望，所以，将来我藏书是少量保留，大多数用后就卖。老后藏书归何处？我相信市场经济是对资源的最佳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