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 Dimon）提出了一项计划，旨在减少美国高达35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但这可能会让美国最富裕的人群感到不悦。美国的公共债务越来越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他们警告称，政府的支出不可持续，并且经济的增长速度不足以跟上未来偿还债务的速度。诚然，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历届政府为了应对疫情及其后遗症不得不提供巨大的财政刺激，但事实仍然是，最终总要有人来支付这笔账单。华尔街老将戴蒙提出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案，以使赤字恢复平衡：一方面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以使重要的债务与GDP比率回归正常；另一方面重新平衡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体系。戴蒙昨天在接受PBS新闻采访时说，美国可以继续在军事上花钱的同时降低总体债务水平，这是“可行”的。“我会把钱花在使美国变得更强大的地方，”戴蒙说。“比如基础设施、所得税抵免（EITC）、军事。我还会建立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国际税收体系，然后最大化经济增长。”在许多这些点上，戴蒙之前已经明确了他的期望。他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视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增加军事开支。对于EITC，这位68岁的银行家也已明确表示，调整该政策会为最需要帮助的人群和社区提供必要的收入。“我会通过向富人征更多的税来支付这些费用，”他在一月份对两党政策中心说。在这些投资之后，戴蒙继续说，将会有“一点赤字”。“你也许只需要稍微提高一点税收，”戴蒙补充说。“就像巴菲特那种规则，我就会这么做。”“巴菲特规则”指出，任何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家庭都应该缴纳比中产阶级家庭更高的收入比例。这一规则源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CEO巴菲特多次指出他和他的秘书博萨内克缴纳的所得税占收入的比例相同，这意外地让她成为了美国税收不平等的象征。问题在于，尽管巴菲特（净资产约为1380亿美元）缴纳了更高的联邦所得税份额，但博萨内克缴纳的社会保障税占收入的比例高于巴菲特。2024年，雇员的社会保障税率保持不变为7.65%，而自营职业者则需支付15.3%。社会保障税还设定了16.8万美元的最高可征税上限，这意味着收入显著高于此限额的人不会比低于此限额的人缴纳更高的比例。研究还显示，联邦所得税率并非乍看之下那样公平。虽然改变税收政策可能对高收入美国人来说是个头疼的问题，但戴蒙对他的计划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持乐观态度：“我们会没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