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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周末，上证指数今天暴跌，海狗竟然一度想要翻红，还好最后跌了3分。没有做出大逆不道的行为。
本周CCFI如我预期，开始转跌。
SCFI也继续保持跌势。
这么看，短期运价已经见顶，那么海狗股价是否也见底了呢？
虽然这个运价指数还处于相当高的一个位置，但对于失魂落魄的海狗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炒短线的水手估计下周会比较难受，但对于长期持有的水手来说，8月是值得期待的，因为有中报和分红。
最近整个股市可以说都走的不好，总能嗅到一股恐慌的气息。这让我想起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美国作家孔飞力的《叫魂》。
先来介绍一下这个作家，孔飞力（英文名：Philip Alden Kuhn，1933年9月9日—2016年2月15日），生于英国伦敦，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休后，孔飞力由已任教十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其空缺，任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 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曾获得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本书（1990）为他最主要的代表作，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此外他所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970）、《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2002）和《海外中国人》（2009）等，均有重要深远的影响。
这本书讲述了清代弘历年间的由“叫魂”这一事件引起的一连串政治与社会活动，而清朝从皇帝到官员也都为此头痛不已。本书从叫魂案件这一细小处入手，将整个大清王朝官僚体制所存在的问题以及社会矛盾在读者面前一一剖开。不可谓不经典。
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清高宗弘历（乾隆皇帝）可谓空前绝后的一人。在他治下的六十余年间，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而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正是在弘历治下的盛世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之时，整个大清帝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风搅得天昏地暗。
叫魂，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
在那个时候，民众对于叫魂这种事情虽然看法不完全一致，但也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同拥有魂的躯体相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一个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利；若要偷取别人的魂（亦即“叫魂”），可以通过施展妖术来实现，或者可以对着已从受害者身上分离出来的某种实物（例如男人的辫梢或女人的衣襟）念咒，或者可以把受害者的名字放在一根将要打入地下的桩子的上面或底下，并在打桩时念诵受害者的名字；通过向受害者撒出粉状的迷药，可以使他在被剪去发辫时无法抵抗；受害者极可能是男性孩童；受害者会得病或死去。
在一个通过父系继承，婴儿死亡率又极高的社会里，对孩子（尤其是男童）的保护，是生活中唯此为大的事情。在清代，人们对大多数疾病的原因还不甚清楚或存有误解，因此，当孩子患病的时候，便不能排除这是否因妖术引起的可能。
对于平民来说，恐惧妖术并非毫无道理。但当我们细细的审视大清王朝这次叫魂案时，又很容易发现这其中隐含的社会矛盾与危机。
起初只是偶然的一些事件，石匠因为机缘巧合被诬陷利用名字打桩，以此获得超乎寻常的能力而能促使工程完工。还有和尚化缘时与小男孩搭讪，结果被疑心重的家人认为是在通过叫魂迫害自己的孩子，结果又被县衙捕役勒索，要钱无果后，捕役便利用发辫和剪刀来诬陷这几个和尚，在当时，对于通过剪发辫来实施叫魂之术的传言也广为流传，虽然此案最后送往省里进行了重审，很快便发现了实情，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却远未消除。
对于众多官僚体系内的官员来说，他们多数是不会相信这些怪力乱神论的，但他们害怕的是因民众的无知而造成的恐慌，这种恐慌最终会形成暴动，而这将与自己的政绩以及仕途息息相关。
其实频频发生的妖术问题真正的症结在于社会问题，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将所有人都带入到享受成果的体系中，而越来越多的被边缘化的人构成了人们对于妖术的恐惧。也就是说，在弘历在位期间的盛世之下，国家的经济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所带来的成果并非所有人都享受到了。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着均衡的经济发展，说白了就是贫富差距在社会中越来越明显，这使得很大一部分人向家乡以外流动，同时这些人也极有可能向下层流动。
纵观整个叫魂事件，嫌疑人都集中在陌生人，没有根基的人，来历不明与目的不明的人，没有社会关系的人，以及不受控制的人。说白了也就是大家口中的乞丐，而僧人道士其实也是乞丐的一种，这些人也正是被普通人所恐惧的群体。
沦为边缘化的人越来越多，社会处于这种压力之中，叫魂这种类似的冲突自然会频繁发生。
而当叫魂案件与发辫牵扯上关系时，这又触碰到了满清敏感的神经。
统治中国的满人的发式，是在剃光的前额后面留着辫子。根据统一的法令，即便需要忍受极大的心灵痛苦，汉族男子也一概要留这样的发式，以作为效忠于当今皇朝的象征。
一开始弘历并没有将叫魂案中的发辫问题与谋反联系在一起，但当叫魂事件旷日持久之后，这一明显的特征不得不被考虑进去。而这也最终成为了叫魂案的核心担忧。
与谋反危险相伴随的是汉化问题，这一威胁虽然并不急迫，但却更为险恶。弘历的反应是文化的（推崇满族语言和历史，通过发动全国范围的文字狱来清除反满意识），同时也是政治的（清除已成为汉族官僚体系特征的种种“恶习”）。
所以，当我读完本书后，我发现其实弘历对于案件本身的关注仅仅是这次危机的冰山一角，而真正让弘历担忧的则是保证大清王朝得以正常运转的这套官僚体系。对于弘历来说，想要江山稳定是不可能不用官僚体系对大众进行管理的，但官僚体系并不是毫无生命的工具，他们也有自己的思想与惰性。
卡尔·曼海姆曾指出：“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官僚没有能力超越他们“有限的社会眼界”和理性化的工作范围，去认识发生在更大的政治世界中的非理性的利益冲突。
在叫魂案中许多例子表明，官僚们尽力将来自君主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无论如何，尽管在办案中未能获得具体的结果，但恪尽职守总可以差强人意了。对一个勤勉的官僚来说，他可以用许多日常公务来搞得自己忙碌不堪，却不必承担什么风险。比如，从理论上说保甲制早就建立了，但实际上永远有整顿和强化的必要。在清剿妖术时，南京布政使就曾一本正经地建议整顿保甲以清查在南京地区的每一个人。弘历对此建议的目的一目了然：这只不过是装模作样以逃避吃力不讨好的搜索叫魂案犯的责任。
通过把缉拿叫魂案犯变成日常公事，地方官员们便回到了既为他们所熟悉又不受短期考评约束的方法（如保甲制）。
这一点在今天也很常见，很多企业在发展壮大之后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体制的官僚化使得大家处理工作的方式也如同清代的官僚一样，将上面的语句稍作修改，只需替换几个词，你会发现居然毫无违和感。
在今天的许多项目任务中，下属们尽力将来自老板的紧急、非常规要求导入习惯的、日常的轨道。无论如何，尽管在工作中未能获得具体的结果，但恪尽职守总可以差强人意了。对一个勤勉的职员来说，他可以用许多日常工作来搞得自己忙碌不堪，却不必承担什么风险。
孔飞力从整个叫魂案件的侦办过程中，抽丝剥茧的描绘出了中国帝制下官僚体系与帝王的矛盾冲突。同时，还深挖出了当时社会面的一种戾气：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
从一开始，叫魂案就带着这种不愉快的敌意。在叫魂幽灵的发源地德清，慈相寺的和尚们为把进香客从与他们竞争的那个寺庙吓跑而欲图挑起人们对妖术的恐惧。更有甚者，他们虚构了一个容易为人们相信的故事，即一伙石匠试图用妖术来加害于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是一场戏中戏，每一出都用民间的恐惧来做文章。除了丑恶的妒嫉，还有无耻的贪婪：县役蔡瑞为从肖山和尚们身上勒索钱文，也编造出了可信的罪证。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而这一切，在我国那个特殊的时期也有着同样的剧本。作者曾于1987年在北京与一个老红卫兵的谈话。他当时是一个低收入的服务工。他感慨地说，毛的文革对于像他这样没有正式资格循常规途径在社会上晋升的人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号召年轻人起来革命造反，这一来自顶端的突然可得的权利使他的野心得到了满足。他抱怨说，现在的社会样样都要通过考试，他再也没有希望从现在这个最底层的位置爬上去了。
而这其中的根本因素也在于前面所提到的社会矛盾，弘历的盛世之下，并非所有人都享受到了盛世的成果（严格说只有极少数人享受到了这种成果）。
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
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
其实读完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本书作者居然是一位美国学者，一个外国人居然可以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写的如此栩栩如生，在娓娓道出一段段曲折希奇的故事的同时，将它们同自己对于种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理解与一种深刻的历史人文关怀糅合在一起，以极为生动精巧的语言写成了这本书。
最后，祝每个水手周末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