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4日，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发布了其高级研究员、学者、技术政策专家和数字权利倡导者Burcu Kilic撰写的《我们需要一种以工人为中心的人工智能政策方法（We Need a Worker-Centric Approach to AI Policy）》。文章指出，上个月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发布的一份两党“人工智能政策路线图”是在经过数月的高调论坛、听证会以及与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的讨论后制定的，该路线图为即将出台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立法奠定了基础，涵盖了创新、劳动力影响、高影响应用、选举完整性、隐私与责任、透明度与可解释性、知识产权、人工智能风险和国家安全等问题。

首先，作者指出，技术公司对于数月来推动的轻度监管和增加联邦支出的努力表示欢迎，并且对承诺的320亿美元用于人工智能创新的纳税人资金感到满意。然而，参与的学者和倡导者们对此表示失望。该路线图未能有力地解决人工智能的风险和危害。因为尽管框架简要提到了诸如民权保护、偏见减轻、问责制和信任等问题，但其更强调以技术驱动的创新叙事。这种方法更符合技术公司的利益，而非那些倡导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人。倡导者们回应称已经起草了一份影子报告，以指导为公众利益而进行的有意义的立法努力，并强调需要将公众置于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核心。报告重点突出了人工智能监管的11个关键领域，包括种族正义、人工智能问责制、劳动权利、竞争与隐私等，并呼吁立即采取立法行动，实施优先于行业自我监管的可执行法规。但实际上，这份报告对如何监管人工智能没有明确答案。技术公司往往凭借其久经考验的创新叙事，赢得政策论坛和立法者的心智，这种长期存在且备受争议的创新与监管之争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甚至全球范围内的人工智能政策讨论。例如，这种叙事成功地在促进欧洲创新的名义下淡化了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此外，创新论点并不新鲜，各个行业过去都依赖于这一论点：汽车行业反对安全法规，化工行业反对健康和安全规则，社交媒体公司反对保护隐私和数据的努力。这是一种熟悉的、被用来抵制监管策略。

随后，作者指出，这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为谁创新。技术公司认为，如果立法者能够从个体消费者的角度看待政策，理解人工智能的功利性优势，增加对研发的投资，并允许市场自我调节，那么世界将变得更加创新、高效和对消费者友好。历史上，科技和劳动政策的制定是孤立进行的，受到不同目标和监管框架的指导。近年来，美国的政策重点已经从优先考虑消费者转向强调公民的福祉，包括工人、农民、小企业和社区的福祉。目前，拜登政府继续以“以工人为中心”的策略重新定义其对数字经济的态度，这种转变在反垄断和贸易政策中都很明显，承认了技术公司的垄断力量，并认识到有利于消费者的政策不应损害他们作为工人的利益。因此，需要改变传统的政策制定方法，这种方法通常依赖于行业和政府专家来起草特定行业和技术友好的政策，随后是对公众反馈的时期，但这些反馈往往影响甚微。这些立法提案中的创新友好漏洞使得公司可以轻松自我监管并避免问责，而这些漏洞随后被复制到多个立法倡议中。显然，人工智能政策发展需要一个真正包容的方法，不能指望少数拥有巨大权力和控制未来的技术公司的社会责任。例如，去年，美国编剧协会和代表好莱坞表演者和广播员的美国电影和电视演员协会的高调罢工，突显了工人面临的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挑战及其对创造力和创作者生计的影响。工会和制片厂最终达成协议，包括保护编剧作品并赋予演员对其形象的控制权。这些罢工展示了集体谈判的力量，不仅为争取更高的工资和工作场所保护，而且在塑造人工智能发展方面。“以工人为中心”的政策方法旨在自下而上和自中间向外发展数字经济，将工人置于政策制定的核心。它支持公平公正的政策，促进竞争、可持续发展和全球范围内的公平贸易实践。同样，工人中心的人工智能政策方法将赋予工人权力，民主化人工智能的利益，最小化风险，并促进平等、稳定和繁荣。通过将来自各个背景和经历的工人带到谈判桌上，可以创建一个包容的人工智能政策，促进经济安全和种族与性别平等。

最后，那些长期被系统性排除在外或被忽视的人，如女性、有色人种社区、低技能工人在全球政策讨论中拥有强有力的声音至关重要。工业化将人们聚集在工厂中，催生了新的愿望和民主化其利益的制衡力量，带来了显著的技术变革和制度发展，为共享繁荣铺平了道路。正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说：“权力不做出任何让步，除非有所要求。”进步和正义不是掌权者自愿给予的，而是通过有组织的努力、变革的要求和集体行动实现的。通过将工人置于人工智能政策制定的核心，我们可以确保一个更加公平、公正和繁荣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