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25日，据新华网报道，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实施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举行集中签约仪式，16个中新合作项目现场签约，涵盖信息通信、医疗教育、工业设计、人工智能、交通物流、农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此前，2月29日，中国驻新加坡使馆临时代办朱憬在《联合早报》发表题为《中国经济龙年昂首 中新合作百尺竿头》的署名文章。文章提到，中新合作始于1994年的苏州工业园区，刚过去的2023年，恰逢天津生态城开发建设15周年，又迎来了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新加坡有着广泛的华侨华人基础，中新人员往来可追溯至200年前，那时的新加坡只是一个小渔村。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新加坡吸引了大量华人移民前来定居。此后，不少中国文人筚路蓝缕、南下狮城，探索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等问题。
作为东南亚华人最早研究南洋课题的学术团体，新加坡南洋学会自1940年创建以来，在吸引世界各国南洋研究学者、凝聚华人华侨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洋学会会长许振义祖籍福建金门，在中国有近10年的工作经历，他还是新加坡中文自媒体《新加坡眼》的董事长，在中新合作方面颇有经验。
2024年，中新合作“三十而立”。日前，南方周末研究员就华人华侨研究、国际传播、跨文化交往等问题采访了许振义。
南洋学会会长许振义。 （李震恺/图）
华人要从外来者的角度研究自己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华人，你的工作经历中，有没有感受到文化的冲突？
许振义：文化冲突肯定是有的，我在新加坡土生土长，跟在中国还是有一些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是可以克服的，有时候会产生小小的误解，关键在于双方是否努力来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多年前，我在新加坡驻沪总领事馆担任商务领事的时候，约了浙江一个地级市的市长，他刚好要途经上海来新加坡，提前一个月就约好了。见面的前一周，他的联系人给我打电话，说市长可能来不了了。过两天，我让秘书打电话问，“市长来不来？”对方就说：“唉，可能去不了啊。”
当时我们不知道，中国人说的“可能”，其实是委婉拒绝。对我们来说，“可能”（maybe、perhaps）的英文意思就是“不确定”（not sure），有可能A或者B嘛，这是一个文化差异。
经过这个事情会发现，其实对方早就很委婉、很有礼貌地告诉你来不了了，不是摆架子。这种文化差异一定要克服。那怎么克服呢？要有诚意，要相信对方不是在耍你，对方其实也是有礼貌的，自己应该多问一些问题。在国际跨文化交流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所以要有进一步的沟通。
南方周末：现在东南亚的华人华侨群体，应该如何发挥连接中西方社会的作用？
许振义：南洋学会1940年成立，那个年代，东南亚没有一个华人为主体、用中文来做研究的学术团体。当时的英国皇家学会马来西亚分会很有名，但会员绝大部分是殖民地官员，都是英国人，少部分是本地人、学者。当时的先贤——南洋学会创会的理事，都是从中国来的文人，包括姚楠、郁达夫、许云樵，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在东南亚，老外研究东南亚华人的信仰、社会、文学、文化等，说难听一点，像把华人当做小白鼠来研究。
我们自己的研究在哪里？先贤们认为，华人一定要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研究自己。当时成立南洋学会，就是南下文人以中文为媒介来研究东南亚课题。八十多年前，社会环境不一样，在当时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很多本地华人没受过太多教育，像我祖父这样的，都是劳工阶层，去敲船、扛米，我们的文化、研究、学术，没有人去想。所以需要许云樵、郁达夫这些南下文人来激发这样的想法，想这样的课题。
八十年后，情况又不一样了。有些东南亚华人已经不需要或者不习惯用中文做研究了，觉得用英文更方便。也许因为从小接受英文教育，整个社会环境又发生很大变化。不像八十多年前由南下文人组成的学术圈，现在可能要分庭抗礼，一部分像我这样从小习惯用中文，但大部分其他人从小习惯用英文，所以用英文来做华人课题研究的学者或许会越来越多。
新加坡的唐人街“牛车水”，是早年新加坡华人的聚居之地，纪念碑“记录”着华人劳工当时的生活。 (娄晓希/图)
南方周末：这个现象能不能说明，西方英语国家研究中国问题的人越来越多？
许振义：西方国家对东方的兴趣一直不减，文化、民族是根基。国际关系、政治、经济这些话题，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文化、社会研究领域，这些领域的学者肯定会增加。
媒体要在海外建立人际网络
南方周末：外国人如何更好地了解中国？
许振义：重要的是，他们是否去中国亲身体验过。2002年开始，我在新加坡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了两年，接下来在新加坡一个上市公司的江苏子公司当了三年总经理，后来在北京的中国新加坡商会工作了两年。
这一连串经历，让我对中国的了解会多一些。我曾在江苏一个县城做项目，接触到的人和事，和后来在北京、在新加坡商会、当外交官时期接触的都不一样。他们的层次不一样，所求不一样，对你的期望也不一样。
长期的工作经历和一两个星期的短期考察是有差别的。我在中国有近10年的工作经历，对中国有较深入的观察。最近这15年，我没有长时间待在中国，所以又是一个差距。对任何地方或者是个人的观察，判断一定要与时俱进，不能说我曾经在中国待过10年，我就能自称“中国专家”。
南方周末：新加坡打造国家形象的策略是怎样的？
许振义：新加坡对国家形象的打造主要分两个层面。政府是“有形的”，企业是相对“无形的”。上世纪90年代，国家、政府层面会推动一些计划。当年我在政府工作，已经开始联系驻新加坡的外国媒体，经常跟他们见面，沟通新闻、经济数据、社会数据，研究如何通过他们把我们的信息尽可能完整地传播出去。
另一方面是定期跟他们分享政府政策。例如，在经济部门引入外资，接下来五年、十年准备怎么做？现在做了多少？还差多少？准备怎么做？还有对外投资，新加坡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要发展“第二个经济翅膀”，跟中国政府提到的内循环、外循环是一样的。新加坡第一个经济就是内循环，但新加坡很小，内循环不可能玩得起来。
企业层面，新加坡的公司、银行、制造企业等，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数据都很重要，由这些企业向海外提供。具体而言，不一定是广告，更多的是新闻，但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引起媒体的兴趣，让他们进行报道。
南方周末：新加坡的华人占多数，新加坡的文化是如何进行海外传播的？国家形象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许振义：主要是两点，一个是我们一直在强调传承祖籍文化，例如，福建南安人怎样传承南安文化？金门人怎么传承金门文化？潮汕或者客家文化怎么去传承？另一方面是创新本地的文化，比如潮汕戏曲、闽南音乐，到了东南亚、新加坡之后要怎样去创造一个新的分支？新的分支对祖籍文化是一种补充，我们称为“本地文化的创新”。东南亚国家尽力呈现本国新的发展,但关键是到底有没有发展？比如潮州戏曲、福建音乐“南音”，到了本地之后，如果创新做得好，就有海外推介的空间，所以主体是最重要的。
南方周末：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应怎样创新？
许振义：西方国家发展比较早，所谓的“西方媒体”，不一定是官方媒体，很多是私营媒体，包括对本国的驻外媒体、海外媒体，外派的记者编辑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倾斜，这方面的起步、成熟度也比非西方国家早得多，占了先天优势。
西方媒体在新加坡等东盟国家和地区建有站点，中国的媒体是不是也可以建立站点？人员配置、专业程度也要相匹配。接下来就是新闻内容较量，记者或者从业人员，要跟本区域政治、经济、学术等领域的重要人物建立人际网络。所以，记者能否建立广而深的网络就很重要了。驻外人员自己不可能有这么深、这么广的认识，就得多接触能提供意见、判断的人，把新闻做起来。
展示“有潜能的中国”
南方周末：你在商界和高校工作过，职务身份的转变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新加坡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
许振义：我在商界和高校任职，担任的职务都跟中国有关，对我来说没有多大差别。我之前在商界的职务是公司的中国处处长，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过中国事务处主任。
在国立大学的时候，我的主要工作是把新加坡的老师和学生带出去，到中国高校交流，或者是带到中国大陆的企业做培训，还有就是把中国大学、中学的老师“引进来”，这个主要是各个院系自主去做。
让新加坡社会、人、企业更多地了解中国，是我当时的重要工作。新加坡企业、社会，或者是学生，对中国有两极的看法或是误解。第一个是对中国有负面的、落后的、没有与时俱进的看法，把现在的中国跟30年前的中国对等起来，这是一极；另外一极是把中国看得太先进了。我们尽可能把中国的各个方面呈现给他们，更多的是有潜能的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积极的、不断进步的。我们希望新加坡的企业、学生看到这些，思考自己跟中国能有怎样的契合，怎么通过中国的发展，实现自己的发展。包括后来我做媒体，也是希望给新加坡读者带来这方面的认识。
南方周末：你更喜欢跟企业家打交道，还是跟学生、教师打交道？
许振义：跟学生、老师打交道会单纯一些。越高层就越不需要你，就跟你越单纯；很现实的、越需要你的人，对你就越不单纯。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时候，接触的都是相对高层的人，带给学生和老师的也是一些比较单纯、淳朴的感受。
位于重庆朝天门的地标建筑重庆来福士（Chongqing Raffles），是新加坡在华的投资项目，也是中新合作的缩影。 （郑彩琳/图）
南方周末：新加坡作为“一带一路”重要支点国家，哪个领域跟中国互联互通的成果最多？
许振义：这几年，新中两国政府一直推动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这个项目跟新中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的合作都不一样。苏州、天津是地方性的，重庆互联互通项目虽然冠“重庆”两个字，但建设区域并不只在重庆，而是整个西南部，目的是降低中国跟东南亚、中亚等陆路国家的物流成本，同时实现融资成本的下降，以此提升人、资金、信息的对外交流。
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东方之门”，已成为网红打卡新地标。 （娄晓希/图 ）
南方周末：苏州工业园发展比较早。这些设立较早的合作园区，会有哪些新的发展？
许振义：一说“工业园”，听起来好像在谈工业。苏州工业园和新加坡是两个方面的合作：一是如何引入外资、带动就业，提升国民经济的层次；另一方面是城市治理，去做排污、环保、教育、交通等城市规划工作。
到了第二阶段，两国计划在环保、生态方面合作，选择了天津塘沽，当时是一块盐碱地，正常情况下不会有工业，也不会有人去住。特意选的这块盐碱地，我们要怎样把一个原本不适合居住、发展工业的地方发展起来？这个项目也发展了十多年。
到了第三阶段——重庆互联互通项目的时候，政府眼光放得更远，不只是发展中国国内的生态，而是利用重庆这个单一城市，辐射到西南部、东南亚，从重庆通过越南或者泰国，再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把整个概念又开拓了。
2023年，李显龙访问中国时，两国关系又升级了。在不同的年代，两国合作是不断与时俱进的。
（南方周末实习生郑彩琳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