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制造业回到美国”:特朗普+万斯组合下,全球供应链面临巨大挑战
提前了解万斯这个人及其和特朗普捆绑的政经外交观点,评估其如胜选后可能的动作并做好应对准备,对近些年来纷纷出海、需要把握世界贸易形势的中国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近期,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因为特朗普7月13日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遭遇的枪击事件而被推向了一个高潮,成为热度非常高的讨论话题。右耳受伤的特朗普因为这次枪击事件而被很多人认为已经可以“保送”总统宝座了,但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全美范围内,特朗普只以45%对43%领先拜登2个百分点,还很难说十拿九稳。对于这一点,想必特朗普心里也十分清楚。从其轻伤不下火线,继续按原定计划参加政治活动和竞选集会便可见一斑。毕竟摇摆州从来不是好啃的骨头,特朗普还需要一名得力的助手。
7月15日至18日,特朗普如期参加了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举行的202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上,其以压倒性优势收到了半数以上共和党全国代表的选票,被正式提名为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另外,特朗普也正式宣布了其副手人选——现年39岁的俄亥俄州参议员J.D. Vance(以下简称“万斯”)。特朗普对万斯在选战中能够专注于美国中西部摇摆州(密歇根、威斯康星、俄亥俄、爱荷华州等)的工人和农民表示赞赏,在其社交账户上写道:“万斯会尽全力帮助我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一选择好比给大选又打了一剂强心针,再次引发了新的一轮关注热度。一方面是因为万斯非常年轻,1984年8月出生,目前尚未满40,其政治履历也很短,2022年在美国中期选举中当选为俄亥俄州参议员才正式涉足政坛,而过去其身份是律师、投资家、畅销书作者,但从未担任过任何公职。另一方面原因则是万斯的“民粹主义”立场,美国很多媒体都以“民粹主义者”定位万斯,拜登更是直接称万斯为“特朗普的克隆”,认为他在政策立场上与特朗普几乎没有区别。
但无论怎样,作为特朗普指定的竞选搭档,如果特朗普在今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胜出,万斯则将成为美国历史上与理查德·尼克松并列的、最年轻的副总统。
也因此,提前了解万斯这个人及其和特朗普捆绑的政经外交观点,评估其如胜选后可能的动作并做好应对准备,对近些年来纷纷出海、需要把握世界贸易形势的中国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另据美国银行最新的对基金经理群体的调研显示,在投资界,“地缘政治冲突”正取代“通胀”,被视为最大的投资风险。本周,国际金价上涨至历史新高。瑞银的报告指出,全球地缘政治风险提升了各国央行对黄金的兴趣,现在央行购买的黄金量是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的最高水平。
01 当代“美国梦”的代表:来自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乡下人
尽管据CNN的一项全国民调,截至6月底,美国56%的人表示自己从来没听说过万斯,15%的人听说过他但对他不抱有任何看法。但在精英阶层,万斯在美国国内外开始为人所知是在2016年夏,凭借的是一本以自身成长经历为主线的自传体著作《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该书2016年夏天出版后(简体中文版2017年出版)迅速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这本书以万斯的成长经历为主线,既有其对童年和大学经历的回忆叙述,也有对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地区底层民众生活状态的观察描述与观点表达。因为刚好出版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在特朗普获胜后,很多人企图通过这本书来了解特朗普获得白人工薪阶层社区支持的原因。
万斯本人可说是当代美国梦的典型代表,特朗普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称赞其是“美国梦的化身”。其在一个无时无刻都面临着诸多具体的生存问题的穷困家庭中出生、成长,最终能考上大学,并进入精英学府耶鲁大学法学院就读。毕业后就职过顶尖的律所、风投公司,并创办了自己的风投公司。这本身就是一个百万分之一的幸存者偏差,正如万斯在书中写到:“各种各样的统计都会显示,像我这样的孩子前景黯淡——我们当中幸运的那些,可以不用沦落到接受社会救济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则有可能会死于过量服用海洛因——我的家乡小镇仅仅去年就有几十人因此死去。”
面对美国中西部“锈带”地区在产业空洞化、工作机会流失后形成的地方阶层固化、底层人深陷贫穷陷阱无法解脱、毒品滥用、药物上瘾、青少年犯罪等问题,一个幸存者偏差下已经“精英化”了的万斯,如果成为下一任美国副总统,将会如何处理?
02 铁锈带制造回流
万斯的成长经历注定其是与美国“锈带”中下层白人站在一起的,是他们的代表。万斯从不避讳经济保护主义的主张,声称要大力支持制造业回流,反对全球化对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年年初以来,其种种言行更是以充满争议的激进右翼口吻,为特朗普的民粹议程作坚定辩护。在正式成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后,毫无疑问,“特朗普+万斯”这对组合将进一步朝着“重振失落的美国制造业工人阶层”聚焦,以和拜登在两人争夺最激烈的几个摇摆州一决高下。
三分之二的美国工人都没有本科学历,对于这些人来说,拥有一个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就是给他们一张迈入中产阶层的入场券”。那么毫无疑问,特万组合一旦入主白宫,制造业回流必定是其产业政策的发力方向。 特朗普在今年竞选期间提出的一系列关税主张,包括对所有国家的对美出口商品施加额外10%的关税、对中国商品再加60%的关税有可能成为现实。
与特朗普高度契合,万斯从政以来,对中国的态度也一直十分强硬,其支持提高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以保护美国制造业,并主张通过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来增强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他认为,全球化和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中西部的制造业和工人造成了负面影响,主张通过政策引导制造业回流。
而作为投资人的万斯,这些年通过投资了不少旨在推动美国制造业和技术发展的公司,如AppHarvest、AmplifyBio等,宣称这些公司在农业科技和生物技术领域将具有重要影响。投资偏好也反映了万斯的战略,即通过支持本地创新企业来减少对海外供应链的依赖,增强美国的经济韧性。
另外,可以预期的是特朗普和万斯必将大肆宣扬所谓的“中国冲击2.0”(China Shock 2.0),渲染中国产能出口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威胁,并对中国厂商围追堵截,导致中美经济和技术脱钩的加剧,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
毫无疑问,供应链涉及欧美,或以出口为导向、海外市场集中在欧美地区的中国企业未来将面临更加巨大的业务挑战。尽管有学术研究已经证明,高关税政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但对政客而言,在客观的学术论证与热烈的选民、实在的选票之间该如何选择,几乎是无需思考的。
还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特朗普班子也有自己的理论基础。特朗普曾重用过的美国贸易代表、如今被视为很有可能随特朗普重新进入白宫的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曾于去年6月出版了一本著作《没有什么贸易是自由的:改变路线,挑战中国,帮助美国工人》(No Trade Is Free: Changing Course, Taking on China, and Helping America's Workers),其在书中回顾了美国在自由贸易政策下经历的困境,称过去几十年,美国将经贸政策重心放在了提高效率、商品价格优化和提升企业利润上,但结果却是使数百万美国人失业、成千上万的家庭和社区陷入困境,美国变得更衰弱和贫穷,经济实力被大幅削弱。他主张转向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主张通过政策改革来优先考虑美国工人的利益,而不是过度依赖进口和外包。建议采取更严格的贸易防御措施,保护国内产业免受不公平竞争的冲击,并提出额外的关税税率应当逐年提高,直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抹平贸易逆差。
03 中国企业的应对之道
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至今已累积了巨大的优势,包括高复杂度、高品质产品的规模化量产能力,大量的高熟练度、高技能产业工人,以及不断迭代的工艺流程等宝贵的制造业实践经验,这些优势甚至可以说是独步天下的。这让大洋彼岸的政客不舒服,但并不会因为他们的口号和政策而有所改变。即便有,也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制造业及全球供应链早已不是美国婴儿潮时期的状态了,厂房、机器、设备可以很快到位,但产业工人的培育绝非一蹴而就。
另外有研究表明,对跨国企业来说,尽管寻找新供应商可以帮助企业对冲中美之间的关税,但这一过程会产生显著的搜索和开发成本。上述这些美国政客将不得不面对的客观问题,都为中国企业应对未来挑战提供了一个还算充裕的窗口期。在此期间,企业只有不断提升技术、制造、供应链与市场实力,筑深护城河,才能充分应对未来将面临的、巨大的供应链变化与产业挑战。
对此,我们为中国企业在今后的“特朗普+万斯”思路影响下可能需要关注的点做了一些梳理:
>万斯创办的风险投资公司的名字Narya是对《魔戒》作者托尔金 和“硅谷风投教父”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致敬。彼得·蒂尔这位国际象棋天才和PayPal联合创始人为万斯提供了数百万美元来启动Narya,还重金资助了他走上政坛。
万斯的副总统候选人资格得到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以及大数据公司Palantir高管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等知名科技界人士的支持。万斯的当选被认为可能会对美国的科技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万斯投资新兴科技公司的经历使他成为初创型高科技公司的拥护者,也是谷歌等大型科技集团的坚定的反对者,他认为垄断科技公司应该被拆分,支持对大企业征收更高的公司税。
>在本周接受共和党副总统提名的演讲中,万斯抨击了“华尔街大亨”,指责他们引发了失业和“停滞不前的工资”的螺旋式上升, “用非法移民淹没了这个国家”。“特万组合”可能的胜利将试图扩大国内传统能源生产,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征收关税。
新的征税方案可能会对全球贸易造成严重破坏,并提高美国国内通胀水平,推动所谓的“特朗普交易”热潮。
在7月17日的演讲中万斯表示,拜登支持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墨西哥提供了无数好工作,同时认为过去数十年的中美贸易和全球化生产摧毁了美国本土制造业。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在7月17日创下2020年以来的最糟糕表现,股票市值蒸发逾5000亿美元。对特朗普政府第二届上台的担忧导致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大跌,芯片制造商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作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核心垄断性企业,台积电股价也受到了冲击,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苹果和英伟达的主要供应商。目前,台积电正在制造转移,在海外各地建设新工厂,其中包括在美国筹备建设中的三座工厂,但台积电也表示大部分生产仍将留在台湾本土。
>自卸任以来,特朗普对全球化商业体系的恶意变得更加明显,万斯也认同这一点。特朗普曾提议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并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60%的关税。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特朗普的贸易保护观点是激烈的,但不稳定。然而如今,共和党在贸易问题上与特朗普的反全球化观点更加一致,并接受了他打击移民的计划。 “战后美国全球化秩序的主要推动力是越来越依赖廉价劳动力,贸易问题和移民问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万斯今年早些时候对《纽约时报》这样表示。
几十年来,减税一直是共和党经济学的支柱。2017年,共和党国会和特朗普颁布了一项涉及1.7万亿美元的企业和个人减税计划,这一计划将于明年到期,除非特朗普能在可能的下一任期将其永久化。
参考资料
1、J.D.Vance. "Hillbilly Elegy: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Harper, 2016.
2、Robert Lighthizer. "No TradeIs Free," Broadside Books, 2023.
3、Trump's running mate J.D. Vance to take spotlight, as Biden contracts COVID,Reuters
4、Chip stocks shed over $500 billion in value on China trade fears,Reuters
5、US Floats Tougher Trade Rules to Rein In China Chip Industry,Bloomberg
6、 Vance to Assail Wall Street in Populist Appeal to GOP Convention,Bloomberg
7、How Peter Thiel and Silicon Valley funded the sudden rise of JD Vance,FT
8、What would a Trump-Vance economic agenda look like?FT
供应链中断风险下的关税对冲和企业库存决策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美国则向中国出口技术性商品;两国都从经济和贸易合作中受益。然而近年,中美和中欧之间的贸易环境正在变得日益严峻。自2018年以来,美国多次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到25%不等的关税。作为回应,中国决定对从美国进口的一些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而中欧“贸易摩擦”也在持续升级,欧盟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加税后,中国反制措施也在继续加码。
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说过:“高关税政策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国间陷入了数次提高关税、谈判和推迟关税增加的循环。这些针锋相对的行动威胁到全球经济复苏以及受关税影响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考虑是否要寻找新的合同制造商,以对冲中美两国之间关税增加所造成的损失。东南亚最大的印刷电路板制造商KCE Electronics的CEO表示,他们被寻找中国以外新供应商的美国公司频频联系。旅行背包公司的联合创始人Fred Perrotta花了四年时间在中国建立他的供应商网络;但在美国宣布对几乎一半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后,他的公司开始寻找其他国家的供应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公司选择按兵不动,因为关税的变动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近年来不断增加的关税不确定性对供应商开发决策提出了巨大挑战,因为这使得评估开发新供应商的价值变得更加困难。
01 寻找新供应商的背后
对跨国企业来说,尽管寻找新供应商可以帮助企业对冲中美之间的关税,但这一过程会产生显著的搜索和开发成本。报告显示,苹果公司很难找到符合公司严格环境和安全标准的印度制造商来生产关键组件。开发一个符合跨国公司技术要求的新合同制造商可能非常昂贵,可能涉及大量的特定资产投资和沟通成本。此外,生产供应链中的大部分原材料和辅助材料都来自中国,这增加了从东南亚供应商处采购的成本。例如,研究发现,越南制造商在包括服装、电子、制药和塑料等多个行业的生产中,超过70%的投入品来自中国。
我们用序贯博弈模型(sequential game)研究相互竞争的跨国企业(MNFs)关于是否发展新合同制造商的动态决策。企业在评估新供应商的价值时需要考虑竞争对手的发展策略。我们研究了竞争对手的策略和竞争强度如何影响新供应商的价值。除了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称为跨链竞争)外,如果一家企业开发了一个新供应商,那么新旧供应商之间也会存在竞争(称为链内竞争)。链内竞争和跨链竞争的共存使得企业关于开发新供应商的决策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的研究发现,当新旧供应商竞争最激烈时,开发新供应商带给跨国企业的价值最高。因此,相较而言,企业将更倾向于在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中等时开发新合同制造商,在中等关税下,新旧供应商之间竞争最激烈;当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上升过高,东南亚的新供应商将以绝对的关税优势淘汰中国的旧供应商从而对下游跨国企业收取垄断性价格,因此开发新供应商带给跨国企业的价值反而下降。将上述研究结果应用于贸易摩擦,美国政府在贸易摩擦中对中国施加过高关税的策略反而会降低跨国企业将采购源转移到东南亚的动机。
我们的研究另一个重要发现是,随着开发成本的升高,选择开发东南亚供应商的跨国企业的数量反而有可能增加。假如有企业已经先一步在东南亚开发新供应商,后面的企业关于是否跟进开发东南亚供应商的决定取决于开发成本。当开发成本较低时,后面的企业也会跟进开发新供应商,其结果是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所有企业从新供应商得到的回报都无法抵消开发成本,即双方都得不偿失,这就是经典的“囚徒困境”。因此,所有具有前瞻性的企业都会相互有默契地克制将采购转移到东南亚的冲动以避免触发集体转移的恶性结果。
当开发成本较高时,后面的企业不会跟进开发,最终只有部分先行者会开发供应商。这里面存在“先发优势”,甚至当关税升高不大的时候,先行在东南亚开发供应商的企业因为获得相对那些不会跟进的竞争者的关税优势,反而有可能获得比关税升高之前更高的利润。总体来说,关税上升对所有跨国企业都是坏消息,即使有少部分跨国企业利用先发优势因贸易摩擦“因祸得福”,这也是在极其特定的、可能性很低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
02 当库存中断风险来袭
在上世纪后期,地价日益增长、仓储成本不断升高的时代,如何缩短产品在仓库中滞留的时间,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重点之一。1953年由日本丰田公司首创的实时生产系统(Just-In-Time,后称JIT系统)在70-80年代能源危机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JIT系统被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
JIT系统的本质是保持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同步,即根据市场供需及时调整上游供应数量,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在供需相对稳定的正常时期,JIT系统的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企业成本。但在过去几年里,疫情和贸易摩擦等冲击使许多企业管理者重新审视JIT制度在高风险时期的合理性。据《金融时报》报道,疫情期间远程办公兴起所致的笔记本电脑(PC)需求走高吃掉了大部分车企减需后的多余芯片产能,而在汽车消费回春之际,PC需求依然保持强势,而供应端很难短时间内提高产能,结果就是波及至少五十万辆汽车、六个月之长的全球汽车产业芯片短缺。即使是那些得到芯片的车企也不得不花费更高的价格。后疫情时代,包括麦肯锡和毕马威在内的诸多咨询公司都建议企业通过增加库存以降低供给中断风险。
在疫情以及贸易摩擦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下,供应链韧性成了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关注的新焦点。学术界从供应链网络角度出发,提出增加网络密度、冗余度和柔性这三个方向。企业采取具体策略有囤积库存、多元采购、多种物流模式等。我们聚焦库存策略,从供应链上下游网络出发,回答如下问题: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如何协同分配库存以对抗风险?什么因素会影响上下游企业的库存决策?
通过构建双期供应链模型(two-period supply chain model),我们发现供应中断风险(supply disruption risk)和库存持有成本(inventory holding cost)两个因素对上下游公司库存决策均有较大影响。
当制造商没有作出任何承诺,中断风险较高且库存成本较低时,制造商和零售商均会选择持有库存;当中断风险较低、持有成本较高时,双方都不会持有库存;当中断风险和持有成本都较高的情况下,只有制造商会持有库存;而当中断风险和持有成本均较低时,只有零售商会持有库存。这反映了制造商应该更多承担因生产中断风险导致的库存。
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进一步分析了零售商在决定自身库存时存在的两个相反的动机:“囤货动机”(inventory-building motive)和“库存转移动机”(inventory-shifting motive)。前者指零售商通过囤积库存以降低制造商未来对其收取的批发价格,这个动机即使没有风险也仍然存在,在之前的研究中就已经有学者发现。后者为我们的研究首创提出——当制造商面对中断风险时,零售商试图通过降低自身库存,将囤积库存的压力转移给上游制造商,从而降低当未来中断风险发生时制造商收取的价格。因此,后者只有在中断风险存在的情况下才存在,且这一动机随风险上升而增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上游制造商负责承担风险库存。
面对下游企业的两大动机,上游制造商除了选择不作出承诺(No Commitment),还有另外两种承诺策略——价格承诺(Price Commitment)和库存承诺(Inventory Commitment)。价格承诺在实践中较为常见。许多行业都会通过长期合同和价格调整补充条款的形式对抗供应风险。库存承诺因为操作性难度高较为罕见。但在实践中也有迹可循。例如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就通过“红线”策略,向客户保证在非正常情况下的存货水平来作出供应承诺。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库存承诺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不透明等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我们发现,上游企业的最优策略是库存承诺。下游企业的库存转移动机是不利于上游企业的,因为会增加上游企业的囤货压力;而下游企业的囤货动机是有利于上游企业的,因为会增加对上游的需求。价格承诺会同时打消下游企业的两种动机,而库存承诺只会打消下游企业的库存转移动机。
今天,面对纷繁复杂的商业趋势,我们讨论供应链中断风险下的关税对冲和企业库存决策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当下,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权争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并日趋激烈。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的帕拉格·康纳,在他那本名为《超级版图 :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的书中说:21世纪,本质上是一场争夺供应链的角力。供应链大战的目的不在于征服,而是要与世界上最重要的原材料、加工厂、高科技、物流和消费市场建立起物理和经济上的联系。英国政治地理学家麦金德还有句名言:“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但是康纳以为,在21世纪,正确的说法变成了,“谁统治了供应链,谁就统治了世界。”
关于供应链这一主题,我们的研究还在继续。
参考资料
1、Ma, Wayne. 2020. Inside Apple’s search for an Indian supply chain. The Information, URL https://www.theinformation.com/articles/inside-apples-search-for-an-indian-supply-chain
2、Mathi, Sarvesh. 2020. Will Apple ever choose India over China? Marker, URL https://marker.medium.com/will-apple-ever-choose-india-over-china-2ea5a4fad886
3、Burkhart, Maegan. 2019. Manufacturing in Vietnam: 5 key factors for moving from China. Manufacturing and QC Blog. URL https://www.intouch-quality.com/blog/3-key-factors-for-sourcing-in-vietnam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ID:BKfudan),作者:复旦商业知识,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