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份行受国有行、城商行两头挤压，面临更多的挑战。 ”
这是平安银行行长冀光恒今年3月在该行业绩会上的原话。事实上，平安银行是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冀光恒所谈及的问题不仅是平安银行一家面临的考验，也是股份行这一群体面临的共同课题。
“两头夹击”
江河奔涌处，见暗礁、也见新航向。
当利率市场化浪潮涌动，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转型阶段，商业银行注定要开启一场与周期的博弈。以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为例，不同于以往动辄10%、20%的规模、盈利增速，近两年商业银行一同步入低增长周期。
图：部分股份制行2024年经营业绩情况
金融监管总局5月末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股份行总资产73.3万亿，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为16.3%，相比2020年末下降近2个百分点，相比2016年末的峰值下降2.7个百分点。
在2024年的银行股行情中，上市股份行的整体涨幅不仅落后于国有大行，还被城商行、农商行踩了下去。资本市场是敏锐的。在复杂的行业环境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股份行群体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股份行在近年来的整体弱势，是由内外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股份行既没有国有大行的政治地位与规模优势，也缺乏头部城商行、农商行的属地优势与灵活性。
银行是严重依赖规模的行业，因为规模越大，理论上银行可通过利差赚取更多收益。在信用货币总量一直增长的情况下，股份行的规模增长赶不上同业，意味着股份行的客户在流失，市场份额被同业瓜分。
图：近两年上市股份行净利润情况
近年股份行的整体弱势受多种因素影响：国有大行的下沉挤压了股份行的空间；个别股份行风险暴露，导致资产扩张放缓等。
尤其2020年以来，国有大行、城农商行各获得财政部、地方财政超五千亿的注资，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而夹缝中的股份行则没有这样的安排。
面对“两头夹击”的局面，华夏银行、浙商银行、广发银行、恒丰银行、浦发银行等股份行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深耕本地的战略，以期在支持所在省份经济发展中获得当地政府更多的支持。
可预期的是，随着深耕本地战略的实施，这些股份行很可能成为升级版的城商行。
股份制行的来时路
在《组织架构系列》的文章中，我们深入地分析了12家股份制银行的成立背景、成立原因和发展现状。当前，中国商业银行划分为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村金融机构等类别，显然，股份行在其中显得较为特殊。
图：各类银行资产占比变化情况
比如，六大行及部分城农商行已股改上市，它们应该也划入股份行之列，但并未如此。再如，股份行“可上可下”，大中型银行包含股份行，中小银行也包含股份行。
这种特殊性和股份行的起源有很大关系。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中国银行业由四大行“一统天下”，但当时的四大行很难满足私营、个体以及股份制等非国有企业的金融需求，客观上要求设立相匹配的银行，股份行应运而生。
人们现在很少记得，第一家股份行并非现在在列的12家银行，而是交通银行（详见《交通银行组织架构》一文）。198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重新组建交通银行的通知》，次年人民银行印发贯彻该通知的文件明确，交通银行是以公有制为主的股份制金融企业。
为区别于国有独资的四大行，交通银行可引入地方政府、部门、企业甚至个人股东，总部于1987年从北京迁至上海。同年，招商银行也在深圳挂牌营业，此后中信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前身）、兴业银行、广发银行等陆续成立。
图：头部股份行零售及对公贷款情况
和交通银行一样，这些后成立的银行可引入企业、个人等作为股东，因此同属股份行之列。此外，这些银行在经营管理机制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创新，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充满活力的金融机构。总体而言，当时的股份行更加市场化，交通银行也乐于强调其股份制银行的定位。
因为包袱轻、经营业绩较好，深发展、浦发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等5家银行在2003年前上市，而同时期四大行则在技术性破产的边缘挣扎。为此，决策层决定推动四大行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后来也在城商行甚至农商行中推行。
不过，监管部门仍延续以“出身”的方式进行分类。股改后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为大型商业银行，股改后的城市信用社是城商行，股改后的农村信用社划入农村金融机构行列，而股份行则因为自身原因数量及构成有所变化。
1995年成立的海南发展银行也是股份行，但由于经营不善于1998年破产清算。浙商银行2004年开业，次年纳入股份行统计之列，当时包括交通银行在内股份行一共12家。
图：近两年上市股份行资产规模及增速
交通银行上市后，其监管部门从原银监会监管二部（监管股份行及城商行）调至监管一部（监管大行），其地位亦随之变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五大行”的说法由此开始。
从2007年开始，原银监会在银行业资产负债统计中将交通银行从股份行划入大行。同年，渤海银行纳入股份行之列，股份行数量仍为12家，并延续至今。
随着大行及城商行的股改完成，处于第二梯队的股份行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态势：上有四大行，不享受国有银行的一些优惠政策及规模优势，下有城农商行紧随其后，缺少地方政府的支持。
不过2016年后股份行的市场份额趋于下降，尤其2020年以后降幅更大。
必须承认，大多数股份行未能成功构建起差异化竞争优势，护城河并不稳固。
比如，在零售银行业务领域，众多银行扎堆进入，导致产品同质化现象极为严重，引发了激烈的价格竞争，如消费贷款领域的价格战。
此外，在对公业务方面，股份行面临着国有大行凭借政策资源所带来的竞争压制。头部城农商行在区域市场的有形与无形壁垒，同样令股份行感到无力。
招行之后，谁是“二把手”？
在股份制行的领域中，招行作为“零售之王”，从各项指标来说都是毫无悬念的股份行老大哥。
事实上，自招行问鼎第一后，12家股份制银行这一团体一直都存在一个未解之谜：究竟谁是老二？
从现在再往前数十年，兴业、中信、浦发等老牌股份行都曾经是、直到现在都还是有力竞争者，各以不同姿态劈波斩浪：兴业银行依靠同业负债实现资产快速扩张；有“写字楼里的银行”之称的中信银行对公金融始终是长板；浦发银行则借力区域经济东风，顺势享尽规模红利。
图：近两年上市股份行利息净收入
潮水褪去，2024年的股份行队列已发生不少“新变化”：兴业银行继招行之后也迈入10万亿规模阵营；中信银行营业收入2136.46亿元超越兴业银行，夺得股份行第二把交椅；浦发银行虽以23.31%的净利润增速冲上浪尖，实则整体表现却正向第二梯队滑落，净利润与平安银行相差无几，且净息差（1.42%）、不良率（1.36%）皆达不到股份行一梯队几家银行的平均水平。
这些数字背后，是“进与退”的较量，是战略选择的结果，更是经济转型期银行业分化加剧的缩影。
2024年兴业银行非利息净收入641.2亿元，同比降幅0.32%，这之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240.96亿元，较去年同期压降了13.2个百分点；反观中信银行，去年该行非利息净收入逆势涨幅约7.4%，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降幅不到4%为311.02亿元。光是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中信银行便高出兴业银行70亿元。
图：近两年上市股份行资产规模及增速
2024年年报揭示了这三家头部股份行在复杂经济环境下的生存逻辑。中信银行凭借对公业务的韧性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暂时领先，但零售短板亟待突破；兴业银行在负债成本与转型发展中寻求平衡；浦发银行虽以减少计提、非息收入实现净利润跃升，但未真正止住排名下滑态势。
未来的竞争中，银行需在战略定力与灵活性间找到平衡：或如中信深耕对公与零售协同，如招行以非息收入构筑护城河，如兴业探索轻资本转型，平安银行试图做强对公以平衡发展。唯有直面周期、夯实内功，方能在分化加剧的银行业中立于不败之地。
结语
股份行市场份额的下滑，本质上是遭受“双重挤压”的结果。
一方面，来自国有大行的降维打击，使其在优质业务领域面临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区域银行的精准渗透，抢占部分细分市场份额。此外，部分股份行还受到历史遗留问题和转型困境的制约。
展望未来，股份行需要通过差异化定位、生态化合作以及技术创新驱动，在“大象起舞”与“蚂蚁雄兵”并存的竞争格局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楼卓昊Fintech”，作者：楼卓昊，36氪经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