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女装市场呈现出一种分裂的景象：一边是蕾丝、荷叶边等强调柔美气质的元素盛行，另一边则是标榜理性、极简的“高智感”风格。这种风格看似脱离性别标签，实则另设门槛——穿着者需身形削瘦、神情疏离，最好还有一张“超模脸”。

但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并不止于视觉审美的要求。近年来，内衣与内裤广告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无痕”概念的推广：“动态追踪无痕”“no-W”“特调粉底液真隐形”等说法层出不穷。看似技术性的消费语言背后，其实重复着一个熟悉的逻辑：女性的身体不该留下任何“痕迹”。

而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为“修正”这些被视为“问题”的身体特征，市场迅速推出相关商品：遮挡三角区的安全裤、内嵌护垫的瑜伽健身专用内裤……语言先行，商品随之而至，最终共同完成了对身体的塑形与否定。

前两年还只是在内裤前加一片布，今年已经发展到在裆部加乳胶垫了

更露骨的规训，则体现在语言本身。从“骆驼趾”到“鲍鱼线”，这些充满羞辱意味的词汇，将女性身体自然存在的轮廓妖魔化，定义为“不雅”与“尴尬”。值得注意的是，“骆驼趾”的“可见性”往往并非源于日常自然观察，而是通过低位镜头的偷拍，或狗仔视角的蓄意凝视所制造出来。

当现实世界不断将女性身体拆解、重塑，并以商品名义将其“矫正”时，电影《芭比》以一个镜头回应这一切。格蕾塔·葛韦格没有选择让芭比成为政治家、企业家或艺术家，而是让她成为一个普通女性——一个需要体验身体感受、理解疼痛与现实的生命体。她不再是无暇无痛的塑料模特，而是主动去感受、去经历一个真实身体所承载的复杂性。这是对“完美女性”神话的松动，也是对规训系统的一种隐性抗议。

《芭比》的结尾击中了我们熟悉却难以说清的焦虑根源：当代女性正不断被推向一个经过压缩与修饰的“标准身体”想象——从紧身裤下的“尴尬线”到脸部的“平整度”，每一处“不完美”都被视为需要处理的“问题”。而真正值得追问的，也许是：我们是否还被允许拥有那些真实、流动、具体的身体经验？

在越来越多女性努力从“为悦己者而容”转向“为悦己而容”的时代。但这种底气并不平等，它往往只属于那一部分受到女性主义启发、拥有知识与文化资本的幸运者。对更多普通女性而言，穿衣的第一原则，仍是“不出错”。

正是在时尚权威全面退位时，服装的意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它不再主要扮演传统的“美学”或“潮流”角色时，其符号功能被空前放大。穿什么、不穿什么、如何搭配，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度，成为划分立场、宣告身份，甚至作出道德判断的视觉宣言。

过去十年，这场符号战争中最极端的象征，莫过于那顶红色的MAGA棒球帽。它在设计上毫无美感可言，以红底白字高效地传递政治主张。纽约大学历史学者露丝・本-吉亚特一针见血地指出：“威权主义者非常擅长利用服饰……打造带有部落归属意味的服装……特朗普是营销家，深谙此道。”

当说唱歌手坎耶·维斯特于2018年戴着它走进白宫，宣称“自己像个超人”时，这一幕成为当年最荒谬的隐喻：一个黑人，戴着无数少数族裔视为威胁的帽子，自称获得超能力。

这顶帽子不仅是一种政治表态，更是一种身体姿态——它标榜男性气概、拒绝多元文化，也排斥女性气质。特朗普对符号的操控从未止于一顶帽子，更延伸到他如何使用身体、服饰与语言，持续羞辱女性。他曾公开嘲笑希拉里戴假发，精准拿捏女性从政者所面临的最严苛的困境——“真实”的标准永远只对女性生效。

资深时尚编辑韦罗妮克·海兰在她的著作《穿衣自由？》中对此有精彩的评述。一个斥巨资植发、长期借助医美维持形象的男性，可以指责女性的外貌造假；一个穿着定制布里奥尼西装的亿万富翁，可以嘲笑女性穿阿玛尼西装“太奢侈”。

普通女性也不例外——紧身裤、吊带、内裤，都可能引发“越界”的社会判断。女性在选择穿着之前，往往必须先通过他人的审视关卡，才能谈得上取悦自己。

[美]韦罗妮克·海兰 著，任瑞洁 译

野spring|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那么，出路在哪里？

作家阿特伍德曾说：“衣着或许不能定义我们，但它是一把钥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自己是谁。”尝试夺回这把钥匙，意味着不再被外界目光牵制，而是重新成为自己身体与形象的主人。这种回望自身的视角，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只是，正如海兰所言：“‘为自己而穿’的历程并非一条直线，更不是以全面解放为终点的英雄故事，而是自身需求与社会期待之间的持久拉扯，是自由与融入的对抗。”

时尚的规则会不断更新，身体的标准会不断变换，从衣着痕迹到皮肤纹理，从体态曲线到肌肤质感，每一寸身体都在被审视并被商品逻辑塑形。但女性并未因此退缩，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她们从未沉默，也从未退场。

有一天，女性与少数群体一定会赢，这是海兰在《穿衣自由？》中传递出的坚定信念。这本书并没有提供确定答案，但引导我们去探索“穿什么”与“为什么穿”的真正意涵。

在出版品牌野望与别的盒子联合举办的《穿衣自由？》新书分享会之后，我带着未解的疑问，继续向媒体人、播客《异见房间》主播张苹请教。

以下，是我们两位喜欢时尚与热爱捯饬自己的女性，就“穿衣”这一始终无法轻松谈论的议题，展开的一次延伸对话——既非结论，也非宣言，只是继续思考的开始：

一、“女性化”元素的回归

小赵：从去年的头巾热潮到今年的花边蕾丝风，女性化元素持续升级。作者海兰指出：“随着田园风的重新流行，着装与现实之间带讽刺意味的距离已经缩小。堕胎权被剥夺，性别薪酬差距未见明显改善。在一个更进步的时代，回归那些带有压抑意味的旧符号或许还算是一种有趣的尝试；但在当下，人们越来越分不清哪些是潮人，哪些是侍女了。”

如何看待这种女性化符号的回归？

张苹：我也在小红书上搜了田园风的设计师Batsheva Hay，在小红书这个品牌的关键要素是泡泡袖、荷叶边、复古小碎花。时尚博主对这个品牌的定义是：复古但不守旧，锋利，女巫，和怪女人的战袍。

Batsheva Hay的设计

海兰写的那句话我印象也很深刻。她说，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传统女性气质被重新包装为“酷”“松弛”，甚至是觉醒。粉红经济最迷惑的现象之一是，企业将已经存在的事物重新包装，以新颖之名推荐给我们，并将其描绘成自我实现和赋权的必需品。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推动社会平等或赋权。这一点尤其在女装和美妆行业最典型。

某些女性化符号在历史上曾经被用作对女性的压迫工具。我很能理解一些女孩对女性化符号回归的批判：女人好不容易脱掉了束身衣，好不容易脱掉束缚的高领衣服、收腰的长裙，难道还要再穿回去吗？

可是女人脱掉了束身衣，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了，这个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告诉她们：你不能穿高跟鞋、胸罩、丝袜、长裙子，不要再穿传统女性气质的服饰了，穿了你就是没有觉醒，你就是在服美役。

传统女性符号是被塑造的，被建构的，但是美不是。性别研究者Alexwood在看理想的节目《性别不麻烦》上曾经说：作为女权主义者，我们真正的工作，是拿回并且扩展对“美”的话语权和实践权，而不是夺走或者贬低其他女性对“美”的表达和理解。

Alexwood在翻山上也曾经说过，我们作为女人，到底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到底什么东西对于养护自己是好的，是有价值的？是奢侈品还是健康食品？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启这个思考。这对女性脱离主流秩序，确认自己的主体位置，并以此为轴心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世界，非常重要。

小赵：与“女性化”元素相关的问题，是我最想问、也最想和女性朋友探讨的。这源于我的一段成长经历。

我的妈妈是一位小镇上的“野生设计师”，在成为幼儿园老师之前，她和姐姐一起经营女装店，只要提起“穿得最特别的那对姐妹”，大家都知道在说谁。也因为如此，我从小穿得和别人不一样，也一直未曾太在意外界的目光。

直到初中做操时，班主任走到我面前，突然低声说：“你看看你穿的什么？中午换掉。你这样穿，男孩子怎么专心上课？”中午回家吃饭前，我往衣服上抹了些泥，想伪装成摔倒弄脏，掩盖换衣的理由。我没能告诉妈妈真相，因为我知道那会让她受伤、自责。而这件“问题衣服”，其实不过是件七分袖、高领、胸口带些压褶和花边的上衣。

后来，我和一位学习成绩很好的男生谈恋爱，班主任专门找他谈话。在她的描述中，十三岁的我仿佛拥有勾引男性的“经验”，而我的穿着，自然成了最直接的“证据”。

二、“经济上行的美”与“上班恶心穿搭”

小赵：我们来聊聊最近的一个热词：“经济上行的美”。这个概念是不是反过来印证了当下的审美焦虑与社会困顿？

张苹：我能理解大家说的“经济上行的美”到底是什么，千禧年代的审美更多元，穿搭更自由，象征着一种稳定、繁荣和可预期的未来。也映射了当时“努力就有回报”的社会信念。而如今，“经济上行的美”被怀念，实则是人们对那个充满确定性的时代的追忆。大家回忆的不是上层阶级的审美，而是普通人的共同语言和共同穿搭。所以经济上行期的美很多配图都是当时相对比较真实的街拍，而不是明星画报或者富人穿搭。

但我对“经济上行期”这个说法其实感到挺矛盾的。我最近重看了贾樟柯的电影《小武》，感觉到这似乎是我经历的千禧年，而不是网络中的“经济上行期”。

经济改革的浪潮冲击到社会基层，时代转型的变革时期，有人搭上了顺风车，但是更多的人、我身边的大人们，他们都被落下了。一个狂飙的时代，人人都想致富，我的家人也不例外。2007年，我妈爸在县城的一条老街开了一家书店。

街道和大运路接壤，来来往往的车辆非常多，周围的店铺有卖装修材料的、灯具的、饺子馆、砂罐馆。煤块运到哪里？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我一无所知。生意太不好了，这个地段没有人愿意看书，大部分书的唯一读者只有我妈，那应该是我妈人生中最晦暗的一年，我和她一样从没有感受过任何机会或者希望。

我妈和邻居卖灯具的阿姨都很爱美，她们很漂亮，每天打扮自己，但也仅限于画眉毛，穿着得体。我妈已经是那时整条街上最美的人了。现在我有时看到小红书上上海、北京的千禧年街拍，真的觉得很恍惚，她们真的穿着吊带，脚趾甲亮晶晶的，脚趾头上都戴着戒指。总觉得我们度过的或许不是同一个时间。

可能我也有机会看到“经济上行期的美”，但是那几年我们家连电视都没有。我们没有租房，一家人睡在书店后面的隔断里，只能放下一张床，做饭就是在椅子上放着的一个电磁炉。奥运会那一天，我和我爸凑在别人家店里看电视，没想到还没看几分钟，整条街都停电了，直播也没看成。

今年5月份，我一个妹妹，生于“经济上行期”的2005年的一个小女孩，灯具店的女儿，来到北京了。她专科毕业，来找我问我能不能介绍工作。我实在没办法帮到她，她去了东城一家高档民宿做服务员，一个月5000块钱，上一整天休一整天的那种上班法，还得自己租房。

她干了一个月就离开北京了，离开之前跟我说：“姐，太熬夜了，没办法干下去了。”没有得到任何机会的妹妹，曾经看到过经济上行期的美吗？她的妈妈也是很美的，上一次，我和这个阿姨在农村的一场葬礼上遇见，阿姨加上我的微信，给我推荐了很多我从未听过的品牌的卫生巾，她现在在做微商，那家灯具店也早就倒闭了。

审美和权力绑定，不是谁都在上行期的，被留下的审美变成了上行期闪亮亮的人的权力。我的问题可能是，我们能否创造一种不属于任何经济周期、不受阶层规训的“新美学”？

小赵：近年来，国内外兴起“刻意普通”风潮：国内有“上班恶心穿搭”，美国有“普通硬核风”。作者认为优衣库式穿搭是对成年生活保障缺失的补偿。这种用穿衣表达的无意识行为，是否意味着“穿衣即表达”的观念依然鲜活？“穿衣即表达”的意义有没有发生变化？

张苹：《穿衣自由》一书里也有提到“普通硬核风”，不是塑造风格，而是拒绝风格。背后是一种对世界的看淡：这些普通服饰是唯一未被时尚大资本之手触碰的东西，因此可以将它们穿在身上，这就像一张空白的画布，象征着开放的心态，一种希望与他人友好相处的穿衣方式。

海兰引用了《华盛顿邮报》资深评论员罗宾·吉夫汉的一篇文章《我们的衣服讲述我们的故事。可若叙述者只有睡衣和汗衫，又当如何？》，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的：“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源于我们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如何在社会结构中安放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由所处的群体定义的。穿衣打扮本是讲述自我故事的一种方式，但当听众消失，这种叙述也就静音了。我们成了穿着睡衣的躯壳。职业装表明一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昭示你正在参与的这个共同体的兴衰。”

我看到这段突然理解了“上班恶心穿搭”，因为公司里已经没有我在乎的人了，也更别提对公司这种集体的认同。从这个角度看，“穿衣即表达”这个观念不仅很鲜活，甚至很激进。不穿搭的背后，是因为“我不在乎所有人，我已经不想和他人建立联系，我对这个集体没有一点认同感，我也不想融入这个社会秩序”。背后可能的原因是不是共同体的消失？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大学生连毕业照都不拍了》，就是写现在大学的一种氛围。同学们跟我讲了现在大学里“小圈子”林立，社交也成了“划分敌我”，他们在现实中没有什么好朋友或者共同体社群，这种安全感只存在于线上。

而线上，是不需要穿搭的。他们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身边，对班级这个集体的厌恶，如果我在这个集体中感觉到的只有竞争和自保，而不是交友、团结，我为什么要装扮自己呢？不仅仅是大学生找不到共同体，职场人也是相似的。

如今，公司对员工穿着的控制似乎已经成为了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员工生活的全方位控制。既然老板需要我即使是在丢垃圾、下班在小区里溜达的时候也得回复消息，那我穿着倒垃圾时的衣服上这个破班又怎么了？

三、KOL制造的亲密幻象

小赵：海兰提到，社交媒体正不断拓宽自我表达的边界，“穿什么内衣、用什么洗护用品、有怎样的健身计划、家里摆什么植物”——这些原本私密的生活细节，如今都成了公开信息，甚至被赋予某种政治意味，成为构成个人形象的“基本粒子”。

这种私人领域的公开化、生活细节的符号化，背后究竟如何重塑了我们对“自我”的认知？

张苹：现在真是个“人均博主”的时代。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交媒体。共同坐在教室里一个学期的同学，彼此之间一句话也没有说过，打开手机却能在社交平台上刷到同学的社交账号，从早餐分享到实习VLOG，事无巨细。

渴望被认可，又不愿意迎合以谋求认可，但是内心没有办法给自己认可，只能借助外界的认可。这个外界通常是社交媒体。最终，自我认同被量化成为最简单的证明方法：一千粉丝，十万浏览。点赞数也就等同于存在感。

认知也是非常碎片化的。大家也会通过拥有很多社交账号实现“人格分舱管理”，模糊身份。我们的实习生妹妹在微博上是个同人女，是个大V，但是在朋友圈就岁月静好。我天天在微博找选题，转发社会新闻，在小红书po书当图书博主，在朋友圈搞穿搭。

自我也被分成三块。每一块又分成了非常多的马赛克。发一条帖子得打tag，被平台推荐的可能性更大，Instagram用户平均用17个互不关联的标签定义自己，形成人格“马赛克效应”。

用户生成内容成为新型生产资料，我们po在社交媒体的生活细节就是工厂的棉花原料。商家们也会蜂拥而上，博主晒出“外婆的早餐”获得百万流量，第二天就被厨具品牌买断话题。如果有个朋友喜欢po自己的杯子，火了一条帖子之后，会有卖杯子的老板寄送杯子，她可能会变成手作博主。

平台也开始给你贴标签：美食博主、萌宠博主、美妆博主、穿搭博主。大家都知道小红书的垂类，一旦被平台认定为某一类型的博主，你就再也无法撕掉身上的标签。

小赵：在《我为何不能成为你》一篇里，海兰批判了社交媒体营造的幻象。“试图跟上名人的脚步并非什么新鲜事儿。新的诱惑与危险之处在于，社交媒体在名人和普通人之间营造了一种虚假的相似性，一种‘距离人人平等只有一步之遥’的伪民主。”似乎我们只要购买了某些产品，就能过上理想的生活。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些以自我提升为主题的所谓利他性的内容，如何影响和塑造了人们的“自我”？

张苹：这些看似亲密的互动，其实是一次次隐秘的消费转化。一些名人试图将她们的生活方式帝国建立在一种包容性的基础上。无论是哪一类社交媒体博主，她们的轨迹都是一致的：她们及其团队正致力于将“女性友谊”打造成一种营销策略。她们想做你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比如现在网红们在发布视频时一定会称呼观看者为“宝宝们”，她们先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又分享自己的爱用。但看似亲密的互动，其实是一次次的销售转化。

先是贬低，再是甜言蜜语。制造需求，你有病，我有药。

四、0废片指南

小赵：一键修图早已不新鲜，AI算法成了手机厂商的宣传重头戏，“拍不出废片”似乎成了手机的默认设置。只是，当技术滤镜与固有的审美规训交织，我们对身体的真实感知是否正在被悄然扭曲？而这种扭曲，是否已演变为一种新的身体规训暴力？

TikTok著名的Bold Glamour滤镜

张苹：它确实能帮我们免除一部分美妆劳动。美颜本身也可以是一种美学实践。但美学实践总体来说还是符合社会建构的“美”的——是平台流行、资本推崇、媒体广泛传播的那一套白瘦幼、鼻高眼大的脸谱化模板。

比如：“优雅地老去”是一种隐性的性别歧视。它只要求女性，仿佛存在某种特殊的、正确的方式让女性在变老时毫不费力地保持美丽。这个说法内含的信息是，像所有与女性有关的事物一样，千万别太用力，否则就会显得可悲。

美颜或者AI换脸改变了我们对身体感知。我的左眉毛的尾端有一颗小的痣，这个痣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非常突出的，读书的时候，每天照镜子的时候我都会注意到它，我觉得它是我脸上很特别的一个存在。但是开始使用美颜相机之后，我发现它作为一个瑕疵被抹去了，化妆的时候，粉底一盖上，这颗痣也会消失不见。

我也好久没有留意过它，更多的是看到自己杂乱的眉毛，是不是该修眉了。在某种程度上，我忘记了自己真实的脸和这张脸上我原本很熟悉的小细节。从前我的初高中同学提起我的外表，总会说到我的酒窝，我的这颗痣。但是自从美颜相机被大规模使用后，新认识的朋友其实很少有人知道我真实的脸其实是这样的。

虚拟身体的“真实感”也因此反客为主了，美颜相机里的和带妆的我才是我，从前的则不是。这导致我对身体的感知从“我是谁”转向“别人怎么看我”，甚至变成“我不能是照骗，我要看起来像美颜的我”，这是一种感知的倒置。

五、时尚背后的工人

小赵：我们谈论“穿衣自由”时，很容易陷入消费端的自洽——关注款式、价格、个性表达，却很少将其与快时尚工厂里的女性工人关联起来。

这种认知上的割裂，是否让我们忽视了一个本质问题：我们手中“自由选择”的衣物，其低价与多样的背后，是否正对应着对她们劳动价值的系统性低估，以及对合理休息权、议价权的隐性剥夺？

张苹：答案是肯定的。时尚行业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品牌方往往通过层层外包的方式，将责任转移，从发达的地区转移到柬埔寨等发展中国家，以获得更低廉的劳动力，帮他们打赢一波又一波的价格战。

快时尚的一个关键就是“快”，为了快速上新，不断向供应链施压，要求以更低的价格、更快的速度完成订单。这种压力最终会传导给女工。制衣厂女工是在整个供应链中最弱势的一环。她们大多来自农村、教育水平低，长期被困在低薪，低保障的岗位上。

快时尚体系的运转依赖于比我们更弱势的群体。在我国，最知名的制衣厂是广州市海珠区的“康乐村”。在康乐村和相邻的鹭江村共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生活着10万人，运转着5200多家小型制衣厂。2022年底，康乐村陆续被拆除，制衣业也慢慢不再是康乐村的主业。

工人们是大量来自湖北等地的外来务工人员，大部分是女性工人。为了满足快速上新的需求，她们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甚至在15个小时以上。低端女装利润薄，身处产业中的人习惯于在一分一厘上“斤斤计较”，她们的劳动价值就是按元和角来计算的。比如一款中式上衣需要缝3颗珠扣，共150件，开价“一件五毛钱”。钉扣女工从凌晨3点缝制到6点，才拿到94元工钱。

制衣村大多在“握手楼”中，空间狭小，通风差，机器运转的时候产生大量的布絮和噪声，空气质量也非常差。做工时还需要用布条捂住口鼻。

在全球快时尚行业的劳动力中，80%为18岁到34岁的年轻女性。但是在我国，情况有些不同，年轻的女孩更愿意选择美容、美甲等行业，不愿意再进厂。

小赵：消费者该如何理解自身与这种剥削的距离？

张苹：这种剥削其实并非个别工厂或者品牌的问题，而是全球时尚产业结构不公的体现。我问了一位毕业于北服的朋友ruifen这个问题，她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太过抽象和对立，链条上不是只有这三方，整个业态是很复杂很畸形的，现在是直播，低价，很多老板赔钱、倒闭，贴钱生产。”

我突然就想到了之前正面连接写过一篇关于工厂的文章《救救工厂：工厂真的卷不动了》，这篇报道解答了我非常多困惑，为什么我们可以以极低的价格，譬如十几块钱买到一个短袖或者短裤，并且还包邮，工厂不会赔钱吗？报道里是这么写工厂的现状：

很多工厂老板们对一件事心知肚明：机器不响，知道你在亏钱；机器响起来，知道你也在亏钱。

这件事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产线开不起来，厂房、机器、人力这些固定成本就会稳定地流失，“天一亮，就是一天”。时间被换算成金钱，以一种具体的速度流逝，工厂老板最具象的难受就是“看着工人不干活”。

生产也不行，不生产也不行，工厂必须以很低的价格售卖产品，以确保机器开着。换言之，只要机器开着，他们就必须开出很低的价格，确保产品能被卖掉。一位工厂老板说：“把你吊在一个死不了也活不下去的状态”。

工人是这条传导链上的最后一环。工人没有社保，每个月挣5000~8000元。最重要的是，工资最近两年已经没涨过了。

一些工人担心自己的收入变得不稳定。在过去，如果一个月工作饱和，起码要工作二十七八天，其中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些工人一个月只能上七八天班。为了贴补家用，很多工人选择开网约车作为副业。

这个北服的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博主叫“服装人包正忠”，他有一期节目叫“仿版和抄款是服装行业最狠的商战”，里面的十三行女老板就说，刚开发出一个版式的衣服，就立刻有大量低价、相同的版开始抄袭照做，用一模一样的视觉，模版，模特，搭配，有的甚至会用AI换脸换掉模特的照片，改一下水印，一个下午的时间就立刻上线。

等到她们去申诉，仿版立刻下架，但其实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在直播间已经卖了几千件了。做原创越来越不赚钱，抄爆款才能赚钱，流传在服装人中的一句话是：大家都在等着对方出新款。

那十三行的老板们新款的灵感从哪里来？从大牌和秀场。她们也很坦诚，就说，我们就是在抄版。

“整个业态很恶性，大家都已经习惯直播和低价，整个产业陪着这样的业态在亏钱。经济低迷，大家更加不愿意花钱来购买原创的衣服，思考服务和劳动对等的价值。不是一个人或者呼吁什么可以改变的，只能等良性循环的项目多了之后影响业态。”

小赵：就像苹说的，这是个挺难回答的问题——我其实犹豫了很久才敢问。因为我妈妈，我一直对服装产业挺好奇的，常刷些相关的新闻、短视频。

近几年，女装相关的内容总上热搜，大家好像默认，质量差、货不对板都该怪厂家，消费者和厂家天然站在对立面。但其实这事儿和电商的价格战脱不开干系，甚至可以说，如今女装行业的格局，电商平台得担起不小的责任。

达人带货成本高，只能在别的环节抠钱；还有“一键搜低价同款”背后的算法逻辑……36氪有篇文章《爆款越火，老板越穷，谁“杀死”了中国服装厂》说得特别透彻，里面记录了这样一组数据：

“同样都是卖9块9，高品质的成本要8块9，每件利润1块，卖10件退1件，能赚9块。低品质的成本只要5块9，每件利润4块，卖100件退90件，反倒能赚40块，就算扣掉物流成本，也能赚得更多。”

当然，没法要求每个消费者都去弄懂平台的运作机制，或者分辨其是否压榨了上游厂商。但我始终相信，我们可以摸索出另一条路径——即使现在看起来仍是荆棘满布、无路可走。就像曾有女性用户在小红书上发起倡议，鼓励大家乘机时填写建议卡，最终促使越来越多航空公司允许女乘务员穿上平底鞋。

哪怕看似没有出口，哪怕只是一句提议，只要有人回应，这条路就不再是一个人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