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社保出了一个大新闻。

最高法出了一条司法解释：自今年9月1日起，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承诺，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

近日，话题#社保#冲上热搜第一

潜规则浮上水面

市场普遍将此解读为“强制社保”，借由《家门口的包子铺要关门了》一文的刷屏，忧虑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在社保重压下，将濒临破产边缘。

网民称，交不起社保的个体户，只有三条路：要么裁员，要么减薪，要么倒闭。

坦白说，市场多少有些过度反应了，这其实并不是什么“社保新规”。用人单位为了节省点成本，员工为了多拿点“到手收入”，双方私下可能会达成某种不缴社保的承诺。但无数桩劳动官司已经证明，只要员工事后想告，往往是一告一个准，社交媒体上甚至流传着某种以此要挟用人单位索要劳动赔偿的“离职必胜诀”。

也就是说，国内一直执行的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强制社保”，这一次的司法解释，只是将这个司法“潜规则”变为了“规则”，但市场的草木皆兵却是无比真切的。

说白了，即使这条司法解释短期内不会完全“落实”，但这对个体工商户的心理压力、舆论压力却是避无可避之势。

本质是一种穷人税

中国社保究竟有什么威力，频频引发市场的谈虎色变？毕竟，在国外，类似的政策效应往往只发生在税收之上。

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国内社保的存缴比例过高。以养老保险为例，国内是企业16%、员工8%，而美国不过是分别6.2%；再加上企业5%～10%、员工2%的医保，以及中国特色的公积金，“五险一金”的存缴比例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接近五成。

中国社保还有一个往往容易被忽视的特性。中国的个税，虽然也经常被舆论吐槽，比如起征点，比如最高达45%的边际税率，但说到底，累进税本就是发达国家的通则，有些福利国家相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伤害”的对象主要是中高收入者，国内的普通蓝领，考虑到6000元的起征点，再加上几项“税前扣除”，大部分“没有资格”缴纳个税。

而社保则不然，因为存在着一个同时有上限和下限的“基数”，越是收入低的蓝领，社保占其收入的比例越高。从这个意义而言，相比个税，社保更像是一种“穷人税”。

在以往，国内社交媒体上活跃着一批“劳动法原教旨主义者”，动辄指责用人单位少缴不缴社保，鼓吹“连社保都缴不起，还开什么企业”；但这两年，这种观点的声浪明显下降了，被“不是骑手更需要社保，而是社保更需要骑手”类似的声音所压倒。

网民调侃：不是我需要社保，而是社保需要我啊

这就牵涉到国内社保的另一特性：城乡差距。

山东省成武县曾经在不经意间公布过一份数据：2023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7.85亿元，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3.69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11.94万人，发放养老待遇2.51亿元。

简单一个算数平均，就得出一项触目惊心的数据：机关每月人均养老金7452元，企业2326元，农民175元。

山东省成武县2023年不同类型养老金数据

这与全国范围内的数据也基本一致：机关事业单位平均月养老金约6000多元，企业约3000多元，农民为220元。

这对于出身农村，目前正在城市缴纳社保的年轻人尤为不公：他们在养城里人的父母，但他们的父母谁来养？

也因此，打工人担心强制社保，并不是与老板共情，而是与身在农村的父母共情。

消费将进一步萎靡

强制社保涉及的不仅仅是社会公正，还有经济，尤其是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曾做过测算：雇佣10名员工的小型餐馆，社保合规化将导致用工成本上升18%～25%，逼近盈亏平衡临界点。

以中小餐馆为例，他们目前既深陷于“外卖大战”深度内卷，又直面着消费下行、堂食生意不振的困境，如果猝然再来一个“强制社保”，除了关门大吉，我想不到还有第二种解法。

从劳动法的长期逻辑来看，这条司法解释的确有其道理，但就当下而言，这在客观上却构成了经济上的收缩性和抑制性举措。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贡献了八成左右的就业岗位，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就业基本盘。

强制社保在短期内冲击的是就业，中期则是消费。

国内消费不振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核心的原因恐怕还是中低收入者的消费问题。

坦白说，国内高收入人群消费不足问题并不十分突出，消费增长潜能最大的人群是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最高。有研究显示，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约为0.8，若向其提供1万亿元资金，8000亿元将会用于直接消费。

道理很简单：越穷的人，要补的消费短板越多，他们不缺消费欲望和需求，缺的只是钱。

近期以来，学术界和舆论界为提振中低收入者的消费出了很多主意，可谓绞尽脑汁，但在我看来，这些主意的正向效果全部相加，恐怕都抵消不了强制社保的“收缩”：不仅影响中低收入者的就业，还直接减少他们的到手收入。

西南财经大学一份研究就显示：社保占可支配收入每提高1%，居民消费率下降0.6个百分点。

如果没有了收入增长和就业增长，又有何提振消费的可能性？

消费弱则创新弱

强制社保，更让人忧心的是长期危机：损害长期创新能力。

有人说了，我们知道强制社保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和创新又有啥关系呢？

当然有关系。

任何可持续的创新，最终都要体现到“市场变现”，符合商业逻辑的创新才是长久之计。

如果没有国内市场强大的消费力，如何鼓励创新，支持创新呢？企业花了大量研发资金，创新出来的东西却卖不掉，这不是坑创新者么？

前段时间经济学家高善文曾有金句：一个省人口越年轻，消费增长越慢；一个省人口越老，消费增长越快。

图源网络

这背后显现的就是城市体制内高额养老金的经济影响力。

但一个常识是，年轻人更热衷于消费新产品新概念，如果年轻人的消费力在强制社保的影响下进一步收敛，那对国内原始创新的伤害几乎是不可逆的。

没有了年轻人的消费力，又有何创新可言？

有人可能觉得，创新难道都要依靠国内市场么，难道不可以卖给外国人么？

在他们幻想的经济世界中，创新与国内市场消费、国内的平均收入是可以分割的。

这话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的全球份额已超越了G7之和，尤其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已经引发了发达国家的民粹反扑，能守住已难上加难，又何谈更多的市场份额呢？这从国内新能源车的海外遭遇就可见一斑。

创新未来的主要市场，只能靠国内。

还有些人对国内的“市场化创新”不屑一顾，他们的说辞是，市场化创新大多都集中于服务业，而非“硬核”创新。

还是同样的道理，中国制造业已“过度发达”，实体商品已严重产能过剩，中国未来创新的重点之一必然是服务业，当然，服务业的创新反过来也会反哺制造业，这就像网游与手机制造业的关系一样。

数据显示，通信、电子设备、计算机行业和通信服务、软件服务行业对服务业产值的拉动效果是所有行业中最强的。这些行业每增加1元投资，可以拉动服务业产值额外增加的量超过了各个传统行业。

数据显示，软件信息服务位列第一，电子信息制造业第二。

而就国内年轻一代目前的消费趋势而言，也是轻商品消费，重体验式消费。

强制社保与创新的关系，就是一个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问题。